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蔣肖斌
1991年，高立志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先行在石家莊陸軍學院軍訓一年。因為一種自身身份的疑惑，他開始大量讀書，目的就是揭開這個困惑，諸如我是誰、從哪兒來、要到哪兒去這些近於哲學的命題。
到了北大校園後，高立志發現學校離市區很遠，只有332路一條公交線，沒什麼可乾的，就是讀書，「連逃課都只能逃到圖書館裡去」。高立志回憶，當時教語言學的王洪君老師在第一節課上就說，一門課能否吸引學生，主要是看老師講得怎麼樣，不是靠點名，所以儘管有要求點名，但她絕不點名。於是從第二節課開始，不少學生都「心安理得」地逃課了，「在一個相對自由的氣氛中，很多學生都按照自己的興趣去胡亂讀書」。
那時年輕，年輕人有年輕的煩惱與困惑。哲學和心理學類的圖書是答疑解惑的「主力」，像薩特、海德格爾、弗洛伊德、威廉·詹姆斯、靄理士等人的著作都是大家搶著讀的書。「當時老怕自己心理出問題，而且心理這個東西，身邊的同齡人都是差不多的認知層次，給不了答案。和長輩不敢交流，只能自我診斷，尋找答案主要靠看書。例如，為了防止自己變態，就看了不少變態心理學方面的書。」
大學期間，高立志手頭很不寬裕，買不起太多書，所以「書非借不能讀」。北京大學圖書館有著極為豐富的藏書資源。高立志說：「但有時候一本書太搶手，得排隊借，借書卡上有一個個借閱者和預約者的名字，碰到認識的，就直接跑去前一個借閱者的宿舍催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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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立志記得，當時對自己影響比較大的有兩本書，一本是《人的選擇》，作者提出人類在應對當前和未來的挑戰時，如何創造出開放的選擇；一本是《老子》，強調世界是變動的，強調功成弗居，「做事就做事，不要過多在意回報和別人的評價」。
除了北大圖書館，北大中文系還有一個研究生教師閱覽室，這裡的書只能讀不外借，所以很全，「很多成套的好書被裝上藍皮硬殼，我們就一本一本、一架一架地讀過去」。多年後回頭再看，高立志覺得，當時沒有明確目的、廣泛撒網的閱讀很有好處。「讀書，如果不讀夠一定的量，你就不知道什麼是好書，就很難作價值判斷。」
條件允許，人自然擁有集藏的欲望，書自然還是要買的。高立志發現，在二手書市場，整套的書往往貴得很，但如果一本一本去湊，就會便宜很多，儘管這需要大量時間和精力，但湊齊一套書就特別有成就感。在高立志的書架上，葉君健翻譯的《安徒生童話全集》（全16冊，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年版）、汝龍譯《契訶夫小說選集》（全27冊，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版），都是這麼湊齊的。
有時候，稀缺的書還能成為朋友之間的最佳伴手禮。「本科期間，有一次去南京大學玩，發現學校邊上的書店有很多《海子、駱一禾作品集》（南京出版社1991年版），這當時在北京幾乎都買不著了。我還曾在徐州一家舊書店碰到《不吉祥的花》（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即《惡之花》），都很便宜，所以買了很多本，回來送人特有面子。」
高立志覺得，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現在年輕人經常是老師讓讀什麼就讀什麼，或者跟著各種所謂推薦書單讀書，往往失去了選擇的自主性，也因此缺少更廣闊的視野。「比如，老師要求讀《論語》，即使讀10遍，你也未必知道孔子為什麼偉大；但如果你願意追問下去，多讀相關的書，那收穫的就不同了。例如我本人直到讀了楊向奎先生的《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把孔子放在宗周社會和中華禮樂文明譜系這個大背景中，才明白了孔子的文化坐標，也就能夠理解孔子對於中華文明的意義。」
高立志認為，讀書，最好以自主的問題為導向，或者以自我興趣為導向，這樣效果最好。如果你和作者正好在一個思考頻道上，即使所謂「難讀」的大作，讀來也不會遇到太大問題。高立志略顯「凡爾賽」地表示，像維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自己雖然對數理邏輯粗知皮毛，但當初也沒覺得有多難。「當你帶著問題去讀，和作者有共同的思考，也就是說在一定層次上能夠『交流』、能『聊起來』，那就沒有難讀的書」。
年輕人如果不知道該讀什麼書，高立志的建議是，直接選經典就好。經過時間檢驗的才叫經典，而讀經典的時候千萬別讀各種刪減和改編本，要讀原本，或者是經過時間檢驗的名家選本。比如，沒時間讀《莎士比亞全集》，也可以讀蘭姆的《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但千萬不要讀那些沒有版本依據的東拼西湊的東西。
近年來，高立志一直主持「大家小書」系列——學有專長的大學者為大眾閱讀撰寫的經典小冊子，其中包括朱自清、顧頡剛、王力、費孝通、啟功、嚴家炎、袁行霈等大專家。「大家」寫的「小書」，一點兒也不唬人，都平白如話，讓讀者十分容易進入，但又可以反覆讀，讀者每讀一遍都有自己新的收穫，「就像程子說的，讀書讓人『變化氣質』。如果我們讀一本書，讀前和讀後，自己沒有什麼變化，那讀也是白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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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知識》 郭錫良著；
《寫作常談》 葉聖陶著；
《經典常談》 朱自清著；
《語文漫話》 呂叔湘著、張伯江編；
《中國歷史上的科學發明》 錢偉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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