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title上卷了這麼久,圖啥 ?

理想國 發佈 2024-01-08T12:06:45.452779+00:00

隨著社交軟體對我們生活全方位的入侵,在大多數社交場合下,結識新朋友或新商業夥伴時,我們的第一個標準動作已經變成了「加個微信吧!」,名片也多少變成了一個有點復古的詞。

或許,還有人在堅持使用名片嗎?隨著社交軟體對我們生活全方位的入侵,在大多數社交場合下,結識新朋友或新商業夥伴時,我們的第一個標準動作已經變成了「加個微信吧!」,名片也多少變成了一個有點復古的詞。

然而,曾經對很多群體而言,名片都是在工作上建立人際關係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這些群體不僅包括我們印象中西裝革履的商業人士們,還有明清時期的士大夫們。是的,名片流行的歷史遠比我們想像得久。

明清時期著名小說《儒林外史》曾細緻入微地描寫了被科舉重壓所摧殘的古代知識分子們,對他們來說,除了努力學習考取功名外,彼此間的交際也對他們最終是否能獲得成功產生著深刻影響。而伴隨這種交際出現的「名片」也在他們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當時,名片寫得不好不僅有可能導致事情失敗,甚至還會關係到人格評價

日本作家岸本美緒在她的著作《風俗與歷史觀》中選擇了《儒林外史》中兩則關於名片極為有趣的故事說明了這個現象。

故事一

在討伐貴州苗族中取得戰功的湯總兵,想給兩個吊兒郎當的兒子找位家庭教師,以下是他拜託生員蕭柏泉將他的相識、貢生余有達介紹給湯家時的事情。

蕭柏泉與湯家的長子要出門到余有達的住處揚州,蕭柏泉想讓長子在名片的自稱處寫上「晚生」,長子卻說「半師半友,只好寫個『同學晚弟』」,沒有聽從蕭柏泉。

無奈之下,只好將寫有「同學晚弟」的名片奉上,余老師看了之後將其放在桌上,說道 :「老先生大位,公子高才,我老拙無能,豈堪為一日之長?容斟酌再來奉覆罷。」次日,面對詢問結果的蕭柏泉,余有達無情拒絕,說 :「他既然要拜我為師,怎麼寫『晚弟』的帖子拜我?可見就非求教之誠。……湯府這一席,柏泉兄竟轉薦了別人罷。」此後,余老師告知朋友此事,笑道:「武夫可見不過如此。」

故事二

新科舉人唐二棒椎與他的朋友、生員虞華軒商量道:「就是我前科僥倖,我有一個嫡侄,他在鳳陽府里住,也和我同榜中了,又是同榜,又是同門。……他昨日來拜我,是『門年愚侄』的帖子,我如今回拜他,可該用個『門年愚叔』?」

虞華軒仰天大笑道:「從古至今也沒有這樣奇事。」唐臉色大變 :「你雖世家大族,你家發過的老先生們離得遠了,你又不曾中過,這些官場上來往的儀制,你想是未必知道。我舍侄他在京里不知見過多少大老,他這帖子的樣式必有個來歷,難道是混寫的?」

虞說道 :「你長兄既說是該這樣寫就這樣寫罷了,何必問我!」唐說:「你不曉得,等余大先生出來吃飯,我問他。」

在詢問余有達老師時,老師氣得青筋暴起,怒氣沖沖地說:「這話是那個說的?請問人生世上,是祖父要緊,是科名要緊?」……「如何才中了個舉人,便丟了天屬之親,叔侄們認起同年同門來?這樣得罪名教的話,我一世也不願聽!二哥,你這位令侄,還虧他中個舉,竟是一字不通的人;若是我的侄兒,我先拿他在祠堂里祖宗神位前先打幾十板子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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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故事讓岸本美緒產生了疑問,名片到底是怎麼發展起來的?他們名片的寫法到底哪裡不行了呢?當時的人們為什麼會如此拘泥於這個如今看起來很細枝末節的問題呢?通過這些細微切口,岸本美緒試圖透過「名片」這一特殊物件,窺探當時的社會風俗與社會特質,對以上問題進行回答。

《風俗與歷史:明清時代的中國與世界》

[日]岸本美緒 著 梁敏玲 毛亦可 譯

01. 從竹木到紙

關於中國名片的歷史,管見所及未有專論。清代歷史學家趙翼在《陔余叢考》卷三十「名帖」中所記內容,即使在現在來說,也可算是最為集中討論中國名片歷史的文章。關於中國的名片(名刺、名紙、名帖)的起源,從宋代開始已經有一些隨筆有所論及,其定義方式有著多種說法。假設把「不管用什麼材料,在上面寫上自己的名字,以尋求交際為目的,並將其呈遞給對方的物品」視作名片的話,在漢代以前就可以看到與此相對應的物品。參考趙翼《陔余叢考》、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俞正燮《癸巳存稿》、俞樾《茶香室叢鈔》等清代學者的文字,可概略如下。

在西漢,與後世的名片相對應的物品是「謁」。例如,《史記》卷九十七「酈生陸賈列傳」中記錄了這樣一個故事。日後成為劉邦部下的酈食其在首次請求與劉邦會面時,因看門人傳達了劉邦拒絕會面的說辭而將其怒斥,看門人由於太過恐懼而沒拿住「謁」,他慌張地將它撿起,再度向劉邦傳達。而見於《史記》和《漢書》中的「謁」,唐代的注釋者均稱其「如今日之刺」。

紀錄片《中國》

雖然無法了解「刺」一詞從何時開始使用,但在東漢初王允的《論衡》中,有「通刺」一詞的用例。而在《後漢書》中有記載,一位名叫禰衡的人為了謀求出人頭地的門路來到都城許下,沒有可去的地方,日子一天一天過去,懷中「刺」上的文字被擦得看不見了。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為什麼稱為「刺」呢?關於這個問題,有人關注其材質、形狀,認為以前削竹子刻姓名而稱之為刺的物品,在紙發明出來後,被取代而使用紙,而俞正燮則認為是從詢問意見(「刺取」)之意而來。總而言之,可認為是在紙張尚未普及之時寫在木片等上的內容,逐漸變成用紙張來寫。正如在三國魏的時代「爵里刺」這一用語的使用,也有在名片上寫有爵位與出生地的情況。根據記錄宋代名片內容的筆記,既有在名片中寫上官職的,也有寫上出生地的,還有隻寫姓名或只寫名的,情況多種多樣。

元代出版的日用百科全書《新編事文類要啟札青錢前集》卷九「諸式門」中,通過輔以圖片的方式記錄了名片的寫法。據此:「凡名刺用好紙三四寸(筆者註:元代的一寸約為三厘米)闊,左卷如箸大,用紅線束腰,須真楷細書;或倉卒無絲線,則剪紅紙一小條,就於名上束定亦得。凡卑見尊者,名刺以小為貴。」若在服喪期間,則將其右卷,不把名片的上下裁剪整齊,而用白色的繩子或者白色的紙張捆綁起來。關於名片的寫法,明代中期(15 世紀)以前的這類指南書也都大致記載了同樣的內容。

02. 發個名片也要卷?

從明代中期開始,名片的形態出現了很大的變化。變化之一,是名片的大型化與精美化。被認為寫於 16 世紀後半葉的郎瑛《七修類稿》卷十七中,作者根據本人的親眼看見,敘述了如下情況:予少年見公卿刺紙不過今之白錄紙二寸 , 間有一二蘇箋,可謂異矣……今之用紙 , 非表白錄羅紋箋則大紅銷金紙,長有五尺(筆者註:一尺約為三十一厘米,五尺的話實在太大,或為尺五,即一尺五寸之誤),闊過五寸,更用一綿紙封袋遞送,上下通行,否則謂之不敬……可謂暴殄天物,奢亦極矣

《顯微鏡下的大明》

幾乎有同樣觀察的田藝蘅如是說:「殊不知其紙皆小民之皮膚也。白者其骨髓,紅者其膏血。剝民之皮以書己之名,以充顯貴之美觀,何忍心害理如是哉?」 這一時期的官僚們就是這樣不購買紙張,而將其作為徭役的一種,讓庶民為他們置辦。通過在高級絹織物上用金線刺上名字與花紋的奢侈名片向嚴嵩和張居正等當權者阿諛奉承,這樣的事情流傳在不少隨筆之中。

儘管一部分官僚努力推動名片的簡樸化,但在明末的奢侈風潮之中,名片的精美化亦甚囂塵上。從整體上看,明末的名片有「由白而紅,由小而大」的變化,而到了清代,不如說是翰林院等精英官衙的部分官僚特別使用白色的名片,除此之外,一般是紅色名片。明末的這類精美名片,受到來華歐洲人的注意,在利瑪竇和曾德昭的著作中,還留下了對明末名片的觀察。

03. 自稱與頭銜

名片的另一個變化發生在自稱上。關於此處「自稱」的所指,需要進行若干說明。在當時的名片寫法中,最需要注意的是在自己名字上所附的一種自稱。舉例來看,在親戚之間,對方是同輩同族的情況下,寫作「族弟某」,不寫姓只寫名。例如,姓宋名江的話,寫作「族弟江」。對方是外祖父母的話,姓氏不同所以寫作「外孫宋江」。在這種情況下,「族弟」「外孫」等,通過與對方的關係展示自身位置的,就是自稱。如果不是親族關係的話,例如對方是鄉里有勢力的人,就寫上「里生宋江」等,對師長則寫作「學生宋江」等。

在明代中期以前,自稱的寫法是「子婿」「學生」等,這些寫法比較單純明快地展示出自身相對於對方所處的位置。與此相對,在此之後,「治生」「晚生」「侍生」等此前沒被使用過的自稱登場,甚至還有「晚侍教生」「通家眷年弟」等,通過種種組合,名片的自稱呈現出複雜的展開過程。

明朝時期的書寫 圖源:《顯微鏡下的大明》

需要注意的是,這樣的「自稱」與現代所說的「頭銜」有著很大的差別。本來,現代的名片之所以會被重視,是因為通過名片能順利整理大量在工作中結交之人的相關信息,為此,職業方面的頭銜與工作單位的地址、電話號碼等客觀信息是重要的。如果是學者的話,也有寫上博士等學位的情況。

但是,明代名片的自稱不是如「舉人」「生員」這類科舉功名或者「禮部侍郎」「蘇州知府」這類官職,不是這些與對方無關的妥當的客觀頭銜。這樣的頭銜與籍貫、地址等基本不會寫在明末時的名片上。當時名片的核心,是「晚生」「眷侍生」等表示對方與自己的相對關係的、乍看上去比較曖昧的自稱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當時的人們不關心官階、科舉功名、籍貫等方面。何止如此,當時的人們還對這樣的信息表現出了無休止的關心。然而值得留意的是:第一,對當時的人們來說,重要的與其說是「頭銜」,毋寧說是「人」;第二,這些頭銜與籍貫是用于衡量對方與自身關係的手段。

這也許有些難以理解,那就試著對比一下現代日本人一般情況下在工作方面使用名片時的情景吧。初次見面與對方交換名片,如果拿到「×× 株式會社營業部第一課長 鈴木某」這樣的名片,對我們來說一般情況下重要的與其說是「鈴木某」氏這樣的個人,毋寧說是「×× 株式會社營業部第一課長」這樣的頭銜吧。也許會與鈴木氏在個人關係上變得親近——而實際上,不用說通過學閥等建立的個人關係在日本社會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是,一般說來,在這種工作方面的關係上,我們會通過公司組織中的角色與對方交往,即使因人事變動而出現人員替換,公司間的相互關係仍舊得以持續。

與此相對, 明末的交際是具體的,而且是全人格式的人與人之間的直接交往。這裡所說的「全人格式的」,並不必然意味著肝膽相照的誠實交往。與權勢人物締結關係以求爬上社會階梯的露骨的利害打算——所以,權勢消失後轉眼就結束交際——在當時來說是普遍情況。此處想說明的是,當時的交際,不會依據頭銜進行工作交際與私人交際的區分。人們的社會性活動所具有的諸側面,並未按照這樣的形式分離開來。

《顯微鏡下的大明》

官階之所以重要,並不是因為對他們來說官職之上公共性質的交往很重要,而是因為官職是明確表現出此人在整體社會性上的「出眾之處」的最大指標之一。人們會綜合斟酌對方的官階、科舉功名、籍貫、朋友關係、教養、聲望以及其他要素,粗略估算對方與自己的上下、遠近距離。而將如此諸般考慮濃縮成若干文字,匯集而成的就是「鄉侍生」「年家眷晚生」等自稱。

如果弄錯了這個估算方式,交際中將會出現巨大的障礙。另一方面,對方接受名片後,交際也就成立了,名片的自稱,表現的是包含著某種策略的人際關係的形成本身。當時的名片不會像今日這般印刷幾百枚然後分發,而是必須逐一根據對方情況進行手寫的理由,也就很明確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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