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南斯拉夫民主聯盟」宣告成立。至此，巴爾幹諸民族被聚攏在了一個國體之下，徹底掙脫了被殖民的命運。次年1月，聯盟更名為「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拓展閱讀：巴爾幹之殤：南斯拉夫的崛起和崩盤）。

坦誠說，南斯拉夫的國家獨立與統一，與狄托（1892—1980）領導的南斯拉夫共產黨和「老大哥」蘇聯均有著緊密關係。

不過，南斯拉夫與蘇聯的關係，呈現著一種微妙的「兩面性」。

一方面，兩國在政治體制與對外政策等領域有著共通之處，狄托本人特一度宣稱「忠於莫斯科」。

另一方面，因為南斯拉夫是依靠自身努力建立的國家政權，因此有著非常強的獨立意識，在國家建設進程中從未照搬「蘇聯模式」。

因為不盡一致的民族利益與各不相同的地位和環境，兩國矛盾迅速激化，最終在1949年徹底「分道揚鑣」。

其中，狄托等16位南共領導人，一度被蘇聯定性為「南斯拉夫工農階級和各族人民的共同敵人」。

那麼問題來了，蘇南決裂的主要原因究竟都有哪些？我查了一些資料，接下來跟大家簡單聊聊。

1）日益嚴重的利益分歧

實際上，早在二戰後期，南共中央就對蘇聯的橫加干預一直心存芥蒂。

狄托在1943年初曾憤怒地表示：「如果你們不能理解我們當前艱難的處境，而且不能幫助我們的話，至少請不要妨礙我們」。

1）蘇南兩國的關係「平等」嗎？

在二戰期間，蘇聯不僅僱傭南斯拉夫人為自己的情報機關服務，並且頻繁干涉南共中央的黨政人員安排。

二戰結束後，蘇聯派遣了大批專家「助力」南斯拉夫的國家建設。資料顯示，這些蘇聯專家不僅享有規格極高的禮遇，報酬是南斯拉夫國內集團軍司令員的三倍之多。

可即便如此，依然有不少蘇聯專家從內心深處輕視南斯拉夫人，最終激起了對方的強烈不滿。

1947年，時任南斯拉夫副主席，南共中央「二號人物」卡德爾（1910—1979）以「極其委婉」的方式，向史達林提到了這件事。

不過，史達林毫不客氣地表示：「我們派專家們到你們那裡去，就是要別人聽他們的，而不是干坐在你們那裡」。

在軍事領域，蘇聯不僅一再貶低南斯拉夫游擊隊的作用，還要求對方「務必照搬蘇軍的軍事條令」，甚至要求他們在政治工作問題上「也要聽從蘇聯的命令」。

在經濟建設領域，「百廢待興」的南斯拉夫希望可以得到蘇聯的援助。

但在雙方的談判與合作過程中，南斯拉夫很快便覺察出了對方的「小心思」——蘇聯援助南斯拉夫的目的，主要是想在南斯拉夫原料生產中取得壟斷權，對於南斯拉夫雄心勃勃的工業計劃「毫無熱情」。

一言概之，在蘇聯看來，南斯拉夫充其量是自己的一個「大號衛星國」。對於一直尋求獨立自主的南斯拉夫而言，這是無法容忍的。

2）圍繞的里雅斯特地區歸屬權的分歧

的里雅斯特是一個海港城市，位於亞得里亞海北岸。它是多瑙河國家通向亞得里亞海的一個主要通道，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

二戰臨近尾聲，南斯拉夫和英美兩國都想占領這一地區。於是，雙方圍繞這一地區的歸屬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奪。

見南斯拉夫絲毫沒有讓步的架勢，美國總統杜魯門（1884—1972）要求史達林出面斡旋。與此同時，南斯拉夫也希望得到蘇聯的支持。

對於的里雅斯特的歸屬問題，史達林的態度是較為含糊的。簡單地說，他們同意南斯拉夫軍隊留駐在的里雅斯特，但反對他們與英美聯軍動武，建議雙方以談判的方式和平解決土地歸屬問題。

史達林之所以採取這種態度，主要有兩方面的考慮。

首先，倘若公開支持南斯拉夫，很有可能激起義大利共產黨人的不滿；其次，也有很大概率影響到與英美等盟國的關係，「甚至可能觸發一場新的戰爭。」

蘇聯模稜兩可的態度，讓狄托等人敏感的意識到，「蘇聯懼怕得罪英美等西方列強，從而拒絕為南斯拉夫伸張正義」。

在多次交涉未果後，南斯拉夫決定主動將軍隊撤出的里雅斯特。與此同時，他們對蘇聯的不滿情緒又增添了一分。

5月26日，心有不甘的狄托，在就的里雅斯特歸屬問題發表的主題講話中悲憤地表示：「南斯拉夫不想替別人付帳，成為他人的零錢，也不願被納入某種利益範圍的政策中」。

坦誠說，狄托口中的「他人」，既可以指代英美，也可以指代蘇聯。因此，蘇聯對他的這番講話頗為惱火。

幾天後，蘇共中央以一種「嚴厲的方式」告誡狄托「不得再發表類似的言論」，「如果再次放肆的對蘇聯進行此類攻擊的話，我們將被迫在報刊上以公開批判作為回答，並對他進行反駁」。

儘管南共中央很快做出了道歉，但是南斯拉夫的領導人們一致認為，蘇聯所給予的支持就是不夠，「（蘇聯）只會從自己的利益出發，考慮與西方妥協。」

1947年7月，蘇、美、英、法四國在巴黎召開外長會議。法國代表提議「把的里雅斯特劃為聯合國的特別控制區，「既不給南斯拉夫也不給義大利」，蘇聯對此表示同意。

得知此事後，狄托立即致電史達林，憤怒地指責蘇聯「沒有給予南斯拉夫人民以足夠的支持」。

接到狄托的電報後，史達林勃然大怒。他不僅在回電中全面反駁了狄托的指責，還強調「妥協是必要的」，「因為英美兩國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把的里雅斯特交給南斯拉夫」。

不久，的里雅斯特正式成為了受聯合國保護的「獨立城市自治實體」。

管區沿1945年劃定的摩根線分為A區和B區，A區幾乎覆蓋了今義大利的里雅斯特省的全部地區，B區則一直處於南斯拉夫的軍事管制下，最終被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劃分。

3）南斯拉夫的「二哥野望」

需要指出的是，在與其他兄弟國家的交往過程中，南斯拉夫經常流露出了一種因獨立開創江山而具有的自尊和高傲。

他們喜歡指責這個「不成熟」，那個是「錯誤的」，甚至會給一些領導人貼上「機會主義」的標籤。

比如在1948年1月，狄托指責季米特洛夫關於建立包括希臘在內的「巴爾幹聯邦」的講話是「有害的」。

在南斯拉夫看來，自己不僅是東歐範圍內蘇聯的「第一號盟友」，也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中的「二當家」。

事實上，一些東歐國家的領導人，也是這樣看待南共中央的地位的。比如匈牙利共產黨總書記拉科西（1892—1971），就把南斯拉夫尊為「繼莫斯科之後的第二個中心」，並經常向南共領導人請教各種問題。

另外，南共還試圖在對外事務中發揮領導作用，甚至在一些場合撇開蘇聯「擅自行動」。比如他們曾經建議奧地利共產黨組織，在蘇占區內成立一個「單獨的共產黨政府」。

站在蘇聯的角度看，南斯拉夫充當二號領袖的角色，會直接削弱甚至動搖自己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中心和領導作用。隨著時間的推移，雙方的矛盾變得越來越尖銳了起來。

2）蘇、南與阿爾巴尼亞的「三角關係」

阿爾巴尼亞是當時歐洲最小、經濟最不發達的國家之一，面積僅2.8萬平方公里。

它位於東南歐巴爾幹半島西部，北部與南斯拉夫接壤，南部同希臘為鄰，西臨亞得里亞海，隔奧特朗托海峽同義大利相望，素有「巴爾幹半島上的亞得里亞海的門戶」之稱。

對於革命成功的阿爾巴尼亞而言，得到美英支持的君主制希臘無疑是自己「與生俱來的敵人」；政治目標與自己相同且勢力更強的南斯拉夫，是自己的天然盟友與「保護國」。

1）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的「依附關係」

特殊的地緣政治因素，南斯拉夫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方面，向阿爾巴尼亞提供了廣泛的援助。因此，兩國之間存在著很強的「依附關係」。

資料顯示，南斯拉夫不僅是第一個承認阿爾巴尼亞臨時民主政府的國家，也是第一個與之簽訂友好互助條約的國家。

作為對比，阿爾巴尼亞領導人霍查（1908—1985）第一次出訪的國家是南斯拉夫，也是第一個被南斯拉夫授予人民英雄勳章的外國元首。

在南斯拉夫的對外政策中，「合併阿爾巴尼亞」一直都是追求的目標之一。

1946年上半年，兩國相繼簽訂了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和「關於兩國實行廣泛的經濟和軍事合作」的協定。1946年7月，兩國還簽署了「關於協調計劃、撤銷關稅和統一幣制」的條約，

一言概之，兩國的經濟已經基本融為一體。

另外，南斯拉夫還對阿爾巴尼亞的政治、軍事等部門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對此，時任法國駐南斯拉夫大使梅南表示，「阿爾巴尼亞事實上已經成為了南斯拉夫的一個附庸國」。

2）蘇聯的強勢介入

儘管蘇聯在表面上支持南阿兩國的特殊關係，但「南阿一體化」並不符合自己的實際利益。原因很簡單，「南阿一體化」極有可能「引發蘇聯與英美關係的惡化」。

1947年7月15日，史達林同霍查舉行了兩次長時間的會談。

在做出「加大力度援助阿爾巴尼亞」承諾的同時，他對南斯拉夫推行的「對阿政策」表現出了極大不滿——「阿爾巴尼亞是一個獨立國家，在發展同其它國家的關係時，應當表現出獨立性。」

霍查對蘇聯的訪問，使得蘇阿兩國建立起了直接的合作關係。顯然，這不符合南斯拉夫的實際利益。

隨著時間的推移，蘇、南、阿三方複雜的關係，使阿爾巴尼亞黨和政府內出現了尖銳的鬥爭。

1947年11月，南斯拉夫指責阿爾巴尼亞時任經濟部長斯皮魯等人「對南斯拉夫採取不友好甚至敵視行為」。

在「親南」的內務部長佐澤（1911—1949）的授意下，阿爾巴尼亞政治局決定審查「斯皮魯問題」。不過，就在審查正式開啟之前，斯皮魯突然自殺身亡。

斯皮魯的自殺，讓蘇、南、阿三國關係更為複雜化。1947年12月，受史達林的委託，一直主抓意識形態問題的日丹諾夫（1896—1948）與南斯拉夫大使進行了兩次會談。

在二人的會談中，南斯拉夫大使譴責斯皮魯「使用類似英美間諜的方法」進行「反南活動」，並提到了「斯皮魯曾與蘇駐阿使團保持著全面的接觸」。

大使特別強調，「阿爾巴尼亞能從南斯拉夫得到它想要的一切東西」，「但令南斯拉夫感到擔心的是，已經覺察到阿爾巴尼亞在履行義務時正在受到某種阻撓。」

3）蘇南矛盾的愈演愈烈

1948年1月17日，蘇南兩國專門就阿爾巴尼亞問題展開了會談。其中，南斯拉夫的代表是時任南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吉拉斯（1911—1995）

史達林認為，「阿爾巴尼亞應當完全與南斯拉夫的發展緊密聯繫在一起，直到聯合。但是，兩國的聯合必須等待合適的時機和遵守必要的規則，要消除阿爾巴尼亞人心目中南斯拉夫人是要奴役他們的印象。」

微妙的是，在狄托接到蘇南會談報告後的1月19日，他特意致電霍查，建議在阿爾巴尼亞南部的科爾察，建立一個「供一個南斯拉夫師駐紮的」軍事基地，旨在「抵禦希臘君主法西斯分子的入侵威脅」。第二天，霍查就回電錶示同意。

1月21日，蘇聯駐南大使拉夫連季耶夫將這一消息向莫斯科進行了匯報。他在報告中特意強調，「蘇聯駐南軍事顧問團對駐軍一事一無所知」。

1月28日，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1890—1986）向狄托發去了質詢電報。

狄托在回電中承認，「南斯拉夫有駐軍的打算，但這是徵得阿爾巴尼亞同意的」，因為「希臘正在借著打擊隱藏在阿的希臘游擊隊的幌子，準備入侵阿爾巴尼亞」。當然，他也向莫洛托夫做出保證，「在蘇聯作出決定之前，南斯拉夫不準備派軍隊去阿爾巴尼亞。」

不過，狄托的「詭辯態度」，引起了蘇聯的極大不滿。

三天後，莫洛托夫向狄托發去了一封態度更為強硬的電文。他在電文中稱，「南斯拉夫不同蘇聯商量並且沒有最後通知蘇聯就決定派軍隊去阿爾巴尼亞是不正常的」。

接到莫洛托夫的電報後，據說狄托一度「非常不安」。他向蘇聯大使承認，「沒有同蘇聯商量就做出決定是一種錯誤，並保證不向阿爾巴尼亞派遣軍隊」，並表示「今後將就對外政策問題同蘇聯進行協商」。可即便如此，蘇聯的不信任態度已經愈演愈烈了。

3）「南保聯邦」的前世今生

當然，蘇南兩國的最大分歧，莫過於圍繞「南保聯邦」產生的一系列糾葛。

伴隨著反法西斯戰局的日趨明朗，以南斯拉夫共產黨、保加利亞共產黨為代表的地下抵抗組織，相繼提出了「盼望在解放後建立南斯拉夫聯邦或巴爾幹聯邦」的設想。

1944年4月，南共中央明確提出了建立「巴爾幹聯邦」的詳細計劃：「第一步，將由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結成聯邦。第二步，我們將邀請阿爾巴尼亞加入，它將享有充分的、平等的權利。希臘或者可以加入這個聯邦，或者與我們結成永久性的聯盟。」

1）什麼是「南保聯邦」？

1944年秋，史達林在與狄托的初次會面時，提出了這樣的設想：「首先，南保兩國結成政治、文化和關稅聯盟，然後將聯盟升級為南部斯拉夫聯邦。」

在得到史達林的授權之後，南保雙方加緊就聯邦計劃進行協商。

1944年9月底，雙方達成了如下共識：「我們擬定的路線是建立南保聯盟，它將導致從亞得里亞海到黑海，由保加利亞人、馬其頓人、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黑山人、斯洛維尼亞人構成的南部斯拉夫人的聯邦。」

1944年年底，南保雙方的代表在索非亞進行了正式會談。會談期間，保共提出了「關於保南兩國首先簽署友好互助條約」的建議。

實際上，這一建議是史達林率先提出並轉達給保共中央的，其目的就是希望「戰敗國」的保加利亞「儘快擺脫英美的控制」，進而鞏固蘇聯在巴爾幹地區尤其是保加利亞的優勢地位。

從1944年11月到1945年1月，雙方合計擬訂了8個保南聯邦條約草案。坦誠說，這麼多草案的出台，充分說明雙方對於聯邦計劃存在著不小的分歧。

簡單地說，保加利亞希望兩國以平等地位進入這一聯邦，但南斯拉夫要求保加利亞必須以「第七個聯邦共和國」的身份加入聯邦。

南斯拉夫還強硬地表示，「希望這份條約在1945年1月1日就完成簽署。」

需要指出的是，蘇聯更傾向於保加利亞的方案。

史達林認為，南保兩國「必須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朝這一目標走，先從聯盟，從互相援助開始，然後逐步走向聯合，不能給外界造成南斯拉夫吞併保加利亞的印象」。

「得益於」蘇聯的「撐腰」，保加利亞果斷拒絕了南斯拉夫的提案，雙方的談判陷入僵局。

2）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的分歧

見雙方爭執不下，蘇聯召集雙方代表來到莫斯科進行會談。史達林表示，鑑於雙方存在的分歧和國際形勢的需要，「雙方可以先起草一個合作互助條約」。

但需要指出的是，儘管這一建議得到了南保兩國的贊同，但雙方在組建未來聯邦問題上的分歧，一直都沒有消解。

莫斯科會談結束後不久，英、美、蘇三國領導人就歐洲戰後的重組問題，在1945年2月召開了雅爾達會議。

對於「南保聯邦」計劃，英國表現出了強烈的牴觸情緒。在他們看來，身為「戰敗國」的保加利亞「只能置於三大國的管制機構之下」。

鑑於對德戰爭尚未結束，蘇聯提出了「暫時先將這以問題擱置起來」的折中意見。於是，南保兩國合作互助條約的簽署，也被相應推遲了。

不過，保共一直對「南保聯邦」計劃興致盎然。

1945年12月，保共領導人季米特洛夫（1882—1949）在致狄托的信中指出：「最好重新具體討論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間的聯邦條約問題，並徵求我們好朋友（蘇聯）的意見，在什麼時間、以何種方式實行此項極為重要的措施」。

然而，狄托的態度卻極為冷淡。他只是在回信中表示，「同意關於進一步改善和加深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之間關係的看法」。

原因很簡單，保共尚未取得保加利亞的執政地位。換言之，保加利亞的未來走向是不明確的，當下討論「南保聯邦」問題為時尚早。

1946年初，保共中央再次向南斯拉夫和蘇聯提出了重啟「商討聯邦條約」的意見，但再一次遭到了南斯拉夫的拒絕。

同年4月，狄托在致季米特洛夫的信中指出，「在對保條約（蘇、英、美、南等十二國與保加利亞之間的和約）簽署之前，簽訂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的結盟條約是不合適的」。

在與蘇聯大使會談時，狄托本人「以異常堅決的口氣表明，自己現在不能支持與保加利亞結成聯邦這種思想」。

3）蘇聯的介入與蘇南分歧的愈演愈烈

1946年5月底，史達林與狄托進行了會談。史達林希望他「能夠強化與保加利亞的關係」，「以防止英美等國的反攻倒算」。

他還指出，「（南保）聯邦應該建立，可以分步驟進行」。可即便如此，狄托的態度依然十分冷淡。

6月，狄托在與季米特洛夫的會談中表示，南保兩國的互助條約「要等到對保和約簽字後再行締結」。

一言概之，蘇聯與南斯拉夫對保加利亞前景的認識存在顯著不同，這也致使雙方在推動「南保聯邦」事宜上，存在著不小的分歧。

9月15日，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不久，祖國陣線在議會大選中取得勝利，君主政體被廢除，保共的執政地位被正式確立了起來。次年2月，對保和約簽署完成。

很快，南斯拉夫提出了「重啟談判」的建議，「南保聯邦」計劃又開始朝著好的方向發展。

5月，南斯拉夫向保加利亞寄去了友好與互助條約的草案文本。6月，狄托向保加利亞傳媒人士系統闡述了建立南保聯邦的理念，宣稱「自由的巴爾幹各國人民」必須建立「一個強大的堅如磐石的統一體」。

就在南保雙方向蘇聯通報「即將簽訂條約」一事後，史達林卻在7月5日的答覆中指出，「南保條約應當延期到和平條約生效後再簽訂」。

可即便如此，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依然堅持自己的立場，決定馬上進行會談並簽署相關條約。

7月底，雙方不僅正式確認了友好與互助條約的文本，還簽訂了包括貿易、邊界、戰爭賠償、護照簽證和希臘戰爭等問題的條約，建立了關稅同盟。

南保兩國的「獨立行動」，激起了蘇聯的強烈不滿。

史達林認為，兩國「在和平條約尚未簽訂之前作出這些行動是不恰當的」，「英美會以反對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提供藉口，加強對希臘和土耳其的軍事援助」。

於是，蘇聯通過密電，對季米特洛夫和狄托二人進行了嚴厲批評。

可即便如此，雙方依然沒有放慢聯合的步伐。1947年9月巴黎和平條約的正式簽署，為南保兩國簽訂友好與互助條約，提供了有利的輿論環境。11月28日，兩國簽署了為期20年的「同盟條約」，「聯合」的態勢愈發明顯。

4）「南保聯邦」的最終夭折

也許是被「南保聯邦」的成功所鼓舞，季米特洛夫在1948年初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甚至提出了「將保南聯邦擴大成巴爾幹聯邦或多瑙河聯邦」的設想。

簡言之，「巴爾幹聯邦將包括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希臘」。

季米特洛夫的「大膽設想」，不僅遭到了史達林的指責，連狄托本人也認為是「有害的」。

1月30日，他主動急電史達林，表示「自己以後一定會吸取教訓，絕不重複類似的疏忽與輕率」。

不久，史達林再一次將兩國領導人召喚至莫斯科，但狄托因病沒有前往。

莫洛托夫在會議指出：「兩國政府的草率行為，幫助了英美反動派，給了他們加速武裝干涉以及反對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的藉口」。

史達林更在會談中重申，「沒有蘇聯參加，就不可能建立任何廣泛的聯邦。」

有學者認為，史達林的「聯邦計劃」，很可能是「蘇聯最終把這些聯邦併入自己版圖的預備階段」。

倘若真是如此，那麼狄托和季米特洛夫二人主導的「南保聯邦」，是不符合史達林的構想的。

由此可見，圍繞「南保聯邦」問題，蘇聯和南斯拉夫存在著無法調和的矛盾，「南保聯邦」也不可能取得成功。

4）蘇南矛盾的全面爆發

學界普遍認為，1948年2月10日的蘇南會談，是雙方關係的分水嶺。

在這次長達三個小時的會談中，史達林不僅大發脾氣，而且態度極為嚴厲，「他時常粗暴地打斷南保領兩國導人的講話，致使他們常常無法明確和連貫地陳述自己的看法」。

事實上，史達林召集兩國領導人談話的目的，就是向他們施加壓力，迫使兩國做到「無條件服從莫斯科的智慧」。

1）南斯拉夫的一再「忤逆」

2月19日，南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迅速通過了「全面否定2月10日會談結果」的議案。

南共領導人們一致認為，「不會與保加利亞就聯邦問題進行磋商」。需要指出的是，史達林在會談中明確要求南斯拉夫「儘快與保加利亞結成聯邦」。

2月21日，在與希臘共產黨領導人的會談中，狄托表示「南斯拉夫會繼續向希臘游擊隊提供援助和支持」。

2月25日，在與霍查等人的會談中，狄托不僅要求對方在駐軍問題上「站在自己這一邊」並「表現出主動性」，還提出了兩國「儘快聯合」的建議。

以上種種，無疑都是「忤逆」史達林意志的行為。

3月1日，南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再次決定「拒絕建立南保聯邦」。

會議認為，由於蘇聯在保加利亞的特殊影響，「同保加利亞的聯邦，可能成為對南斯拉夫實行不適當控制的手段」。

與此同時，會議進一步明確，「繼續加強南斯拉夫在阿爾巴尼亞的優勢地位，並決定在發展經濟和建設軍隊方面，奉行自我保障的方針」。

最終，會議得出了以下結論：「蘇聯不願意考慮南斯拉夫和其它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的利益，力圖把自己的意願強加給它們，向它們施加壓力。」

對此，時任蘇聯駐南大使拉夫連季耶夫，在3月9日致莫斯科的電文中指出，「南斯拉夫領導人對蘇聯的態度已經發生了變化。」

2）蘇南兩國的全面決裂

3月18日，莫洛托夫的一封電報，正式拉開了蘇南衝突的序幕。

他在電文中不僅嚴厲斥責了南斯拉夫的一系列「不友好」行為，還決定立即撤回所有駐南斯拉夫的蘇聯專家和其他工作人員；與此同時，蘇聯官方宣布撤回所有駐南斯拉夫的軍事顧問和教官。

1948年3月18日，聯共（布）中央對外政策部在一份題為《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在內外政策問題上的反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報告》中，對南斯拉夫的「欲望和企圖」提出了明確的批評和指責，其要點如下：

• 狄托提出的「巴爾幹各國應當同蘇聯一起，成為指出正確解決民族和社會問題的燈塔」的觀點，是「不可接受」的；
• 在評估自己的發展遠景和執行對外政策時，南斯拉夫表現出冒險主義，並謀求在巴爾幹和多瑙河沿岸國家中的領導作用；
• 南斯拉夫無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並且沒有把它當作行動的指南，對「世界所有反帝進步力量的經過考驗和得到承認的代表——蘇聯和聯共（布）」採取不正確的敵意態度；
• 南共中央低估了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困難，特別是富農發展的可能性，在對待富農的政策中表現出機會主義。

報告最終得出結論，「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陶醉於在鞏固人民民主國家和為社會主義建設創造前提中所取得的成就，過高估計自己的成就，在評估自己的發展遠景和執行對外政策時表現出冒險主義，謀求在巴爾幹和多瑙河沿岸國家中的領導作用」。

3月20日，狄托回電對莫洛托夫，對3月18日的電文進行了全面反駁。這進一步表明，南斯拉夫根本沒有打算認錯和「悔過」。

自此以後，蘇聯便開始對南斯拉夫進行全面的討伐。

在3月27日、5月4日和5月22日的電文中，蘇聯指責和批評南斯拉夫領導人中間存在著反蘇言論，堅持反蘇立場，走上了脫離人民民主國家和蘇聯的社會主義統一陣線的道路。

同年6月和1949年11月，在蘇聯的主持下，共產黨情報局先後通過兩個決議，在強烈譴責和痛批南斯拉夫的同時，宣布將其徹底逐出了情報局和社會主義陣營。

至此，蘇南兩國開始走向全面、公開的對抗了（拓展閱讀：一文概述：「東歐劇變」的前世今生）。

5）尾聲

1953年3月，史達林去世。6月，蘇聯重新委派駐南大使，兩國關係呈現出了回暖趨勢。

1955年5月，赫魯雪夫出訪南斯拉夫，與狄托舉行會談。對於「蘇南衝突」的爆發，赫魯雪夫將之歸咎於「貝利亞等人的陰謀活動」。

6月2日，雙方共同發表宣《貝爾格勒宣言》，強調了兩國「互相尊重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和平共處，不干涉內政」的外交原則。

6月20日，蘇南兩黨恢復了關係，至此，兩國關係實現了正常化（拓展閱讀：為啥很多東德人不惜一切代價，也要翻越柏林圍牆？）。

但歷史就是這樣，或許連史達林和狄托都沒有料到，過了幾十年以後，蘇聯不見了，南斯拉夫也消失了（拓展閱讀：一文概覽：蘇聯興衰的歷史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