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耿史記

編輯|小耿史記

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與此同時，在國內，印度政治經濟形勢發生變化，階級和民族矛盾急劇尖銳，群眾政治積極性空前高漲。

世界形勢的重大變化

第一，世界殖民體系危機加深。戰爭期間，亞洲、非洲和大洋洲廣大地區變成戰場，這裡的許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拿起武器，同德意日法西斯進行英勇鬥爭。同時，為了自身解放，在不同國家，由於條件和歷史背景不同，採取獨特的鬥爭形式。在亞洲，中國、越南、緬甸、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所進行的武裝鬥爭，在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後，已經匯成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徹底衝垮了那裡的殖民體系，極大地鼓舞和支援了印度人民的鬥爭。

第二，戰後帝國主義國家普遍遭到削弱，法西斯戰敗國徹底垮台，而戰勝國除美國發了戰爭橫財急劇膨脹起來外，英法帝國主義則一蹶不振，尤其老牌殖民主義國家英國，已經從世界一流強國地位上跌落下來，它在對付殖民地的民族獨立鬥爭問題上已感力不從心。第三，社會主義蘇聯雖然在戰爭中蒙受了巨大損失，但在戰勝法西斯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並且使東歐一系列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與帝國主義國家對峙的社會主義陣營，成為世界民族民主運動的堅強後盾。

第四，大英帝國面對現實，為了適應變化了的戰後國際形勢，不得不改變某些對內對外政策，進行戰略調整。1945年9月英國大選中，雖然僵化頑固的保守黨內閣首相邱吉爾贏得了戰爭勝利者的聲望，但沒有挽回保守黨在大選中的慘敗，而上台執政的工黨政府在維護資產階級根本利益這一點上與保守黨是一致的，但在策略上有所變通。「在工黨代表大會上，雖然大會執行委員會極力反對，但大會還是通過了主張印度獨立的決議」。

綜上所述，戰後國際形勢的變化，對印度民族獨立鬥爭是十分有利的。

印度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

與此同時，在國內，印度政治經濟形勢發生變化，階級和民族矛盾急劇尖銳，群眾政治積極性空前高漲：

第一，出現工農運動和民族運動的新高潮。早在1944年印度工業生產開始衰退，隨著戰爭進入尾聲這種狀況更加嚴重，大宗軍事訂貨被削減導致生產蕭條和企業倒閉，大批工人被解僱。工廠主為了保證高額利潤，壓低工人工資，拒絕支付物價津貼，而市場上的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比戰前上漲2倍，這使工人實際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家庭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者的處境也十分困難，他們也因為戰爭結束失去軍事訂貨而成批地被拋向街頭。

另外，1945年印度農業歉收，使原已十分短缺的糧食供應狀況更加惡化，印度總督也不得不承認，全國約有一億人口受到飢餓的威脅。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缺乏，引起物價飛漲和投機活動猖獗，這一切對於陷於水深火熱中的億萬印度人民來說更是雪上加霜，激起工人、農民群眾的強烈不滿，在世界民族民主運動的鼓舞下，他們強烈要求結束英國殖民統治。所以，從1945年中開始，印度出現了工農運動和民族運動的新高潮。

第二，掀起抗議審判印度國民軍的浪潮。印度國民軍系左翼激進領袖蘇·鮑斯所建。二戰初期，蘇·鮑斯因積極投身反英鬥爭被當局逮捕入獄。當時德國在西歐和北歐戰場上的巨大軍事進展，使蘇·鮑斯產生利用德、日法西斯力量爭取印度的獨立的想法。他利用絕食手段要挾殖民當局，最後被保釋出獄。隨後，喬裝打扮，避開英國人的監視，離家出逃，輾轉歐洲，從蘇聯前往德國柏林。

由於蘇·鮑斯和希特勒各有打算，所以他企圖依靠德國援助爭取印度獨立的計劃落空。1943年，蘇·鮑斯歷經90天艱險航行，從德國來到日本占領下的東南亞，被推舉為印度獨立同盟主席，組建由6萬印度戰俘組成的「印度國民軍」，宣布成立「自由印度臨時政府」，兼任國家元首、總理、作戰部長和外交部長，同時對美國和英國宣戰，得到德國和日本等軸心國的承認。1945年5月，印度國民軍被圍困於仰光，蘇·鮑斯偕同幾位部長和軍官乘機逃往西貢，2萬多名國民軍全部被俘。8月11日，蘇·鮑斯在台灣飛機失事身亡。後蘇·鮑斯被授予「尼塔吉」（領袖）稱號。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了轉移人民視線，殖民當局於1945年11月以「叛國罪」審判印度國民軍軍官。但適得其反，這一事件對印度緊張局勢無疑是火上澆油，激起各階層人民極大憤怒。在印度人民心目中，蘇·鮑斯所領導的國民軍不僅不是叛徒，而是手持武器同殖民者進行鬥爭的民族英雄，殖民者對他們的審判就是對人民的挑戰。

全印國大黨委員會通過決議，抗議當局的這種行動，並專門成立辯護委員會為這些軍官辯護。賈·尼赫魯再次穿上30年前脫下的律師長袍，來到法庭為他們辯護。賈·尼赫魯雖然不贊成蘇·鮑斯依靠法西斯力量爭取印度獨立的做法，但是從未懷疑他的愛國主義。他認為蘇·鮑斯幼稚，容易感情用事，但同時非常敏感，有火一般的民族主義熱情，他反對一切詆毀蘇·鮑斯的企圖。甘地也寫信給總督，譴責這種審判，說儘管他不主張武裝鬥爭，但欽佩印度國民軍的勇敢和愛國主義精神。

抗議審判印度國民軍運動體現出一些顯著特徵。首先，運動規模和激烈程度前所未有。這可以從大量的新聞報導、公開發表的威脅報復宣言和大規模的集會諸方面得到體現。起初，媒體只是呼籲政府從寬處理被俘國民軍，但到了1945年11月即紅堡審訊開始時，媒體轉而抨擊政府，稱讚國民軍為最忠實的愛國者。在德里，判處一名印度國民軍，就殺死「20條英國狗」的威脅廣告隨處可見。

在阿傑米爾，《是愛國者而非叛國賊》的小冊子廣為流傳，「勝利屬於印度」、「退出印度」的標語在各種建築物牆上比比皆是。在貝拿勒斯，公眾集會表示，如果不釋放國民軍，就報復歐洲兒童。在1945年10月最初的兩個星期，僅僅在中央省就召開了160次抗議集會。11月5日至11日，各地舉行了「印度國民軍周」。11月12日，又舉行了「印度國民軍日」。最大的一次群眾性會議在加爾各答的一個公園舉行，賈·尼赫魯等人發表演講，預計參會人數將達到20萬至30萬。

其次，運動參與者來自全國各地、各個社會團體和各個黨派，參與方式也多種多樣，捐款、罷業、罷市、罷課等不一而足。新德里、孟買、加爾各答、馬德拉斯，以及聯合省和旁遮普各市鎮，是運動的中心地區，但更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偏遠地區，如俾路支斯坦和阿薩姆等也受到波及和影響。市委員會、海外印僑等機構和團體都慷慨地給國民軍基金會捐款。值得一提的是，孟買和加爾各答的影星們也捐了大筆善款。學生是此次活動的主力軍，從印度南部城市到北部城市，學生們召開會議，舉行集會，集體罷課；商業機構、店鋪和交易市場都暫停交易。除了國大黨外，穆斯林聯盟、印度共產黨、聯合黨、正義黨、印度教大會和錫克教聯盟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國民軍事業。情報局局長不無感慨地讚嘆：「很少有哪件事能夠如此引起印度公眾的廣泛興趣和同情。全國各地甚至最偏僻的農村，所有的人們，不分種族、膚色和信仰，都紛紛表達他們的熱切關心和深切同情。」

再次，對英國殖民政權的傳統支柱產生了影響。政府職員、效忠派、軍隊等英國殖民政權的傳統支柱，也都沉浸在同情國民軍的浪潮中。政府官員一般都私下裡對國民軍表示同情，但也有一些表示公開支持，例如中央省鐵路官員為國民軍公開籌集資金。很多政府官員認為，這是暴風雨即將來臨的前兆。西北邊境省省督發出警告，現在每天越來越多的上層印度人士加入到反英陣營中。情報局局長也指出，對國民軍的同情不只是來自一貫反對政府的人士，而且來自有效忠政府的優良傳統的家庭。未曾料到的是，軍隊也持同情態度，這是對官方言論的回擊。官方曾表示士兵們對國民軍叛國賊持敵視態度。科哈特的印度皇家空軍和旁遮普的陸軍，身穿軍服，參加了抗議集會。

加爾各答、阿拉哈巴德、聯合省、康普爾等地的印度皇家空軍還為國民軍辯護團籌款。軍隊總司令表示，除了這些公開的支持，印度軍隊中瀰漫著越來越強烈的同情國民軍的氛圍，印度軍隊的總體觀點是贊成對國民軍俘虜從輕發落，他建議英國政府這樣做。最後，抗議活動演化成為暴力衝突。共經歷了3個階段：第一階段始於學生群體抗議政府，遭到政府鎮壓。1945年11月21日，同情前進集團的學生和伊斯蘭學院的學生在加爾各答的政府所在地戴爾豪斯廣場遊行示威，並拒絕撤離。在與警方爭執的過程中，示威者朝警察丟石頭，扔碎磚。結果，警方開火回擊，造成2人死亡，52人受傷。1946年2月11日，穆斯林聯盟的學生再次發起遊行示威活動，國大黨和共產黨學生組織也加入其中，導致有些人被捕。

第二階段，市區其他民眾加入抗議活動，遊行示威以各種暴力的抗英形式出現，導致加爾各答和孟買這兩座大城市癱瘓。最初只是集會、遊行示威、罷課和罷工，隨後矛盾升級，印度人民開始襲擊歐洲人，火燒警察局、郵政局、商店、火車站、銀行、雜貨店，甚至連基督教青年會中心也不放過。還有些人坐在鐵軌上強迫火車停止運行，用石頭砸警察，焚燒軍用卡車等。第三階段，其他地區民眾團結一致，聲援和支持。德里、喀拉蚩、馬德拉斯、加爾各答、科欽、賈姆訥格爾、安達曼群島、浦那、安巴拉、賈巴爾普爾等地，也紛紛行動起來，加入抗議活動。

總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初期，印度的政治形勢可謂山雨欲來風滿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