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以天下為己任」：北宋書院的育人觀點

1、北宋的科舉文化背景

北宋文人士大夫中流行「以天下為己任」的觀點，其主要的傳播載體是當時方興未艾的書院。

而書院形成這樣的教育觀念，來源於北宋社會對教育、文化和文人的重視。

眾所周知，北宋時期是中國近古社會的開端，也是科舉發展史上的重要變革階段。

隋唐時代科舉制雖然讓諸多士子看到前途的希望，但由於中古時期的門閥大族尚未消退，其對於官場和考試的名額等還存在掣肘。

在這種情況下，很多寒門青年仍然無法真正「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加上北宋建立之後，實行重文輕武的政策，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社會的風氣明顯偏文弱溫和的方向轉變。

北宋統治者意識到廣大士人參政議政的重要性，社會精英參與國家和社會管理的任務該提上日程。

因此，諸如增加科舉考試錄取名額、縮減官僚內部推薦機制、增加殿試之後的複試等改革措施春筍般湧現。

出身寒門的子弟或編外人員即便是名落孫山，只是博得一個舉人或秀才的頭銜，也會受到官員和社會底層百姓的尊重，享有免除徭役和賦稅的特權，甚至還可能會有朝廷發放的津貼。

這種文化背景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全社會的讀書人和黃髮垂髫，宋朝流行著「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的名言。

不過這些求學的士子一般難以進入官學，基本在書院裡度過自己的學子歲月，這和宋代官學規模小有直接關係。

2、北宋書院的發展與思想

官學古已有之，最早可以追溯到漢朝的太學，那個時候得太學生動輒上千，參政議政和學習經典兩不誤。

不過北宋的中央與地方官學雖然體系完善，但明顯規模很受局限。

經常在中央的國子學和太學聽講的學生平均不到二十人，地方的州縣學的情況更不樂觀。

官學的教育質量按常理推是最佳的，但這條路崎嶇狹窄以致大部分人難進，只好進入民間知識分子或官員私人修建大的書院學習備考。

我們現代常說的四大書院，基本上都是兩宋時期建立的。

北宋初年的理學大師孫復就是書院建設的開創者，他標榜南梁文人孔休源而創立的泰山書院。

其宗旨包括讓學子學習孔休源深厚的修養和鍛鍊從政的能力，甚至要求在他的書院求學之人以孔休源為終極楷模，做到將品格、學問和實幹相結合，用「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為國家效力。

官學教育對學子的身份地位有嚴格的限制，但孫復的泰山書院完全不同，他推行的「以天下為己任」和「宣教化本為長世御俗」的觀念。

首開宋代書院「以天下為己任」的教育理念之先河，將這種責任感和使命感灌輸進莘莘學子的思想中，小則完善自身，大則重振儒家禮教。

之後像石介、周敦頤、程頤、程顥、胡瑗等許多理學大師和范仲淹、富弼等政壇英傑都在泰山書院留下了足跡。

02 「以天下為己任」：北宋理學的政治主張

理學是中國古代儒家思想發展至宋代的一種獨特體現，也是儒學精神涅槃之後的繼承創新。

同時是北宋書院中教授的主要的內容，可以說理學的發展同樣離不開書院的載體，「以天下為己任」的主張恰好是理學本身入世的精華所在，而書院的思想又正好迎合了北宋理學的傳播需要。

在北宋理學發展史上留下姓名的幾個靈魂人物——周敦頤、邵雍、程頤程顥兩兄弟，都是從講授理學的書院中走出，畢生的學術心血都來源於書院時代的成長。

書院「以天下為己任」的教育理念對其耳濡目染，致使其在傳統儒學恢復、再造和重構的過程中前赴後繼，並在該理念的指引下，闡述了自然與社會、個體與整體等的辯證關係。

周敦頤、程頤、程顥等完成了北宋理學體系的基本架構，推動書院發展和理學構建有機結合、相互促進。

周敦頤首次根據本體論研究儒教和理政的關聯，將天地人三方面融會貫通；後輩程頤、程顥進一步升華天道、地道和人道學說，提出將「理」是儒家學說的最高範疇。

北宋理學從維護北宋祖宗法度和基本國策出發，以倫理道德和儒家禮教為武器恢復被五代亂世打亂的社會秩序。

03 「以天下為己任」：北宋官員的為官之道

理學從國家和社會的角度出發，要求士大夫群體滿腹經綸、胸懷天下且允文允武，國家有難應挺身而出。

在周敦頤、張載、范仲淹等北宋傑出文人的影響下，很多宦海中人都將「以天下為己任」作為自己畢生追求的人生理想。

在政治實踐和生活中圍繞「君臣共治」「君輕民貴」方面，將其作為固定的政治原則和操守。

1、君臣共治

天下的大小事務應當與天下人共同處理，不是某一個君主能夠私自安排的，這是北宋士大夫群體對皇帝確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方針之後達成的靈魂共識。

在當時的士大夫心目中，堯舜時代是古代封建時代政治的黃金階段和理想時代，堯舜時代的原始民主和君臣共治讓這些人心馳神往。

北宋士大夫群體參政議政的主人公意識超越了此前所有朝代的文人官員，無論入仕掌權還是出世放權，無形之中遵循「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理念和獨特信仰，以自身實踐詮釋對責任感和使命感的忠誠。

2、君輕民貴

北宋時期理學還體現在文人士大夫不存在對封建君主的愚忠，體現了對中華大地普羅大眾、氏族社會和君主的共同認知，也是對孟子提出的「民貴君輕」觀點的進一步發展。

對北宋歷史產生影響的慶曆新政和王安石變法的參與者，十有八九都是從講究理學的書院中學習成長的，思想中都有「以天下為己任」書院政治理念的影子，個人品德方面都與書院理學的倫理道德教育息息相關。

北宋士大夫在構建自身具體政治體系中實現了道德、學術和政治的統一與創新，他們既積極行使參與治國理政的政治權力，又履行為君王分憂和為國家奉獻的義務。

在國家穩定之際，北宋士大夫積極推動文化的發展和制度的推陳出新；當國破家亡之時，這些當時的社會精英和政治巨擘捨我其誰，為國家不惜做出犧牲。

參考文獻

[1]尹凱豐.宋代書院的德育思想研究[J].哈爾濱工程大學，2020.

[2]李春青.北宋士人的政治訴求及其文學映像[J].河北學刊，2008.

[3]駱敬.北宋「理學五子」的政治思想與實踐[J].山東大學，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