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英]戴維·C.埃文斯著，謝思遠譯《日本海軍，戰略、戰術與科技：1887—1941》
在日本海軍里，經驗豐富、敬業謹慎的海軍官僚加藤友三郎海軍大臣是過去6年海軍擴充計劃的堅定旗手。加藤和海軍軍令部長島村速雄一起，不知疲倦地為「八八艦隊」爭取資金，以應對一戰時美國海軍艦艇擴充帶來的挑戰。
島村速雄，他與加藤友三郎是海兵同期，並且兩人都在日俄戰爭期間擔任過聯合艦隊參謀長
然而，在下一個10年的前夕，加藤開始認為一戰後不受限制的海軍軍備競賽所帶來的威脅對所有海軍強國來說都是不祥之兆，對日本尤其如此。對加藤來說，歐洲最近的衝突決定了未來幾十年的戰爭形態，在這場戰爭中，軍事衝突的結果取決於工業和經濟實力。在加藤看來，日本的工業和經濟基礎要小得多，因此沒有資格在造艦競賽中挑戰美國。到1921年，日本海軍的總噸位將略多於美國的一半。而到1925年美國的1916年造艦計劃完成時，即使日本在自己的「八八艦隊」計劃上取得了進展，它的噸位也只比以前增加了10%。到1927 年日本的造艦計劃應該完成時，日本的海軍力量仍然比美國少20萬噸，遠遠低於美國海軍實力的70%。
根據這些無情的統計數據，加藤認為，與美國之間不斷升級的軍備競賽是愚蠢的，愚蠢程度能超越這個的只有與美國開戰。加藤把日本的戰列艦隊視作對美國侵略的一種威懾，而不是一支必然會被用來對付美國的部隊。他的結論是，日本的最大利益在於與國際社會合作，限制所有海軍強國繼續建造主力艦。
加藤友三郎，海兵7期，海大甲號1期，他擔任過五屆內閣的海軍大臣
加藤友三郎越來越能接受海軍軍備限制的概念，英美海軍機構也有類似的想法。不過，加藤對戰後解決國際海軍軍備問題的可能性特別有先見之明。1919年，他已經指定了一個特別的海軍委員會來考慮這個問題並提出政策建議。該委員會在1920年的第一份報告中敦促，如果國際社會試圖就海軍軍力問題達成協議，日本海軍應該堅持維護其海上安全的兩項基本原則：完成「八八艦隊」；保持日美之間7 ∶ 10 的噸位之比。到1921年，委員會和加藤一樣，開始意識到不受限制的軍備競賽的危害可能會迫使日本海軍放棄「八八艦隊」計劃。但
是委員會堅持對美70% 的比例。而加藤則更重視阻止美國要塞化其在菲律賓和關島的前進基地，他沒有正式為委員會的報告背書，儘管報告總體上強化了他的觀點。
無論如何，加藤認為有必要與英美海軍強國合作尋求軍備限制的觀點在日本海軍內部不是主流。直接提出反對的是海軍軍令部和海軍大學校的一幫強硬的年輕軍官，他們堅持認為不受約束地擴充海軍既是國家安全問題，也是國家威望問題。他們的主要發言人是加藤寬治少將和末次信正。正是加藤寬治這個魯莽好戰、民族主義情緒強烈的海軍軍官最清楚地表達了完全不同於他上級加藤友三郎對國防的看法。
1930年的加藤寬治
加藤寬治對工業戰爭影響的解讀和老加藤完全不同，他激烈地據理力爭稱美國可以接受艦隊規模限制，因為它知道一旦衝突爆發其龐大的兵工廠可以輕易造出任何它需要的軍艦，而日本的工業資源相對較少，因此需要儘可能保持大的艦隊規模。對小加藤和他的支持者來說，最愚蠢的事情是沒有儘可能大規模地準備在他們看來不可避免的日美戰爭。
沃倫·G. 哈定，1921—1923年任美國總統
1921年夏，哈定政府發出了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的有關海軍軍備限制和東亞事務的國際會議的邀請函。由於加藤友三郎在日本官僚機構中享有盛譽，他被任命為出席華盛頓會議的日本代表團首席代表，同時繼續擔任海軍大臣。反過來，因為加藤寬治代表了日本海軍內部重要一派的意見，他被邀請加入代表團作為老加藤的海軍首席隨員。這一決定導致日本在會議上的代表們出現了幾乎致命的分裂。
華盛頓海軍會議及國務卿休斯提出的穩定世界上各大海軍現有軍力的意外建議，以及這些建議在日本代表團內引起的騷動已經被其他歷史學家很好地記錄了下來，故這裡只做總結。美國提出了一項主力艦暫停建造10年的建議，並提出了五大海軍強國各自報廢特定軍艦的時間表，以便達成對總噸位的穩定限制。經過多次談判，美國和英國的限額是52.5萬噸，日本是31.5萬噸，義大利和法國是各17.5萬噸。除了這個主力艦噸位，英國和美國都獲准建造13.5萬噸航空母艦，而日本獲得的配額是8.1萬噸，義大利和法國則分別得到6萬噸的配額。
1922年2月，《華盛頓海軍條約》簽署
對日本來說最大的癥結當然在於允許建造的海軍總噸位不平等。美國和英國認為，為他們保留更大的限額是合理的，因為前者在大西洋和太平洋都有安全利益，後者則需要足夠的海軍力量來保護一個環繞全球的帝國。而日本的安全需求在英美看來僅限於西太平洋。對日本人來說，休斯的提議威脅到了日本海軍政策中神聖不可侵犯的兩大支柱——「八八艦隊」和海軍噸位對美七成比例。
然而，會議一開始，加藤就斷定，最符合日本的利益的做法是接受這些提議，而不是面對這樣的前景：與美國展開不受限制的海軍軍備競賽和可能出現的經濟崩潰。在這一點上，他受到了日本代表團中由他的首席海軍助理領導的強硬派持續不斷的猛烈抨擊，以至於代表團幾乎處於分崩離析的邊緣。只是憑藉高超的政治技巧和組織領導能力，以及他在東京的下屬和盟友的大力支持，加藤友三郎這位首席代表才得以獲得最高統帥機關的支持，否決和壓制加藤寬治對條約的反對。然而加藤友三郎的勝利是皮洛士式的。在會議結束後的幾年裡，加藤寬治利用了「大海軍」狂熱分子對最終條約內容的極大不滿。1930年，當參加華盛頓會議的海軍強國在倫敦開會討論條約的續存和修訂時，日本海軍內部贊成條約和反對條約的派別之間再次爆發分歧。
日本代表只在華盛頓會議中幾個為數不多的辯論議題上獲得了一些讓步。其中一個問題涉及「陸奧」號（該艦以及一些正在建造的英美戰列艦，根據休斯計劃，原本是預定要報廢的）。這是日本海軍的一大痛點，因為「陸奧」號不僅是日本最大的兩艘軍艦之一，而且它的建造資金部分是由公眾捐助的，大部分捐款來自學校的孩子們。最終，日本代表團成功地證明，「陸奧」號已經完全服役，已經靠自己的動力航行了1000英里，故該艦不在計劃報廢的在建軍艦之列。
更重要的是，加藤友三郎和他的同僚們在條約中得到了各國對不設防條款的同意。該條款規定，太平洋地區的列強不得在其島嶼屬地建立或加強任何防禦工事或海軍基地，但新加坡、夏威夷和日本本土島嶼除外。該條款措辭簡短，而且事後看來模稜兩可，這是致命的，因為它沒有給出「防禦工事」或「基地」的定義。實際上，條約帶來的結果是阻止了美國和英國在西太平洋或東南亞的任何地方建立穩固的基地。
然而在受到條約限制的新時代，日本海軍將面臨已經發生了重大改變的情況。首先，雖然說日本海軍在東亞是最強大的，但它也是孤獨的，因為《華盛頓條約》要求日本結束與英國實質上的海上同盟。更為重要的是，日本海軍長期以來的目標——「八八艦隊」，在1921年還明顯處在他們的掌控之中，但到了1922年卻成了一紙空文。戰列艦隊退回到由較老的主力艦組成的「六四艦隊」，將由3艘航母提供支援。它的對手可能是一支由15艘戰列艦和3艘正在建造的航母組成的美國艦隊。
下水後的「赤城」號，攝於1925年4月，根據《華盛頓條約》的規定，「赤城」號無法按照原定戰列巡洋艦的設計方案完工
日本和美國海軍實力的這種不均衡足以加深加藤寬治的怨恨，並使日本海軍的反條約勢力在1922年後變得更加強大。為了進一步推進他於1922年在華盛頓確立的與美國的新合作方針，海軍大臣加藤友三郎曾試圖將其納入1922年起草並於1923年獲得批准的《帝國國防方針》的第二個修訂案。但由於日本的戰略環境發生了變化，加上以小加藤為首的一群反條約的「大海軍」激進分子的影響，修訂後的《帝國國防方針》明確指出美國是日本陸軍和海軍最有可能的假想敵。又因為美國在中國的經濟擴張和美國西海岸的反日運動，日本陸、海軍現在都認為與美國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這還不是全部。1923年夏，加藤友三郎罹患癌症過世，勞累過度加速了他的離世。雖然軍令部的高級職位直到1929年都由支持《華盛頓條約》的軍官擔任，但隨著事態的發展，海軍中反「條約派」的影響力急劇上升，特別是在軍令部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