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意]馬可·德諾西歐（Marco Trisciuoglio），都靈理工大學建築和設計學院，教授；
[意]瑪蒂娜·克拉波利基奧（Martina Crapolicchio），都靈理工大學建築和設計學院，博士研究生；
肖瀟，都靈理工大學建築和設計學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摘自《巴勒莫的形態和皮埃爾·路易吉·切維拉蒂的地圖》，原文刊登於《建築師》雜誌2023年2月刊，總第221期P6-12。頭條版已略去文中所有注釋、圖片來源、參考文獻等信息，正式版本以原文為準。
由於城市規則在改造建築環境方面的應用，以及其作為塑造社區的新工具的價值，它的重要性成為最近的研究前沿。本研究以義大利歷史名城為研究對象，通過研究皮埃爾·路易吉·切維拉蒂於1989年制定的巴勒莫（西西里島首府）總體規劃（包括對此規劃圖紙的繪製、發展和最終成圖的分析），重點探討了城市特徵保護、歷史建築肌理的形態類型學方法以及設計在規划過程中的作用等關鍵性問題。
目錄概覽
- 一、分裂的城市
- 二、描述巴勒莫的過渡形態
- 三、皮埃爾·路易吉·切維拉蒂（Pier Luigi Cervellati）的類型學地圖
- 四、過去的未來
一、分裂的城市
義大利歷史中心的保護和更新之間的緊張關係不允許出現均勻規劃的城市肌理。1973年，皮埃爾·路易吉·切維拉蒂（Pier Luigi Cevellati）和羅伯托·斯坎納維尼（Roberto Scannavini）在修復博洛尼亞歷史中心的工作中指出：「究竟是保護還是更新，必須綜合經濟和社會現實進行考慮，這構成了我們工作的基礎。在此語境下，歷史中心應被視為一項不可分割的文化資產和重 要的經濟性及建設性資產。」
關於歷史中心辯論的核心在於建築的價值爭論（即普通建築不具有保留或更新價值，而特殊建築具有保留或更新價值）。在整個20世紀，兩派之間持續的緊張關係常常導致雙方極端立場的出現。在理論上，保護學派堅持保留一切建築，而更新學派則認為應改造所有建築。在20世紀上半葉，功能主義的出現形成了城市規劃的背景，這更加激化了歷史中心的文化遺產價值與大城市 發展過程之間的矛盾。分區制將城市領土細分為功能區，形成了分類和等級制度。隨後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終止了保護派和更新派之間的辯論，但並未中斷衝突爆發前所採取的城市政策。
因此，在世界大戰後的重建年代，兩派的爭論並沒有消退，城市歷史中心仍然是文化上和專業上激進的建築師們的重要試驗台。顯然，我們需要找到物質環境與根植其中的社會關係之間的聯繫，並且，我們還需要找到一種保護形式將它們聯繫在一起。在這種情形下，義大利（和歐洲）的城市保護法令誕生了。源於上述事件，義大利城市的二元性概念（保護或更新）被寫進了第1444/1968號部長令中。該部長令（即後來執行的所謂Ponte法）對城市環境中的同質化區域進行了功能分類（每個分區具有相應的城市規則，明確規定了什麼可行和什麼不可行）。
這種旨在簡化個別地區行政管理的分區方法被認為是不可修改的，這妨礙了對統一城市的實驗。拋開少數例外，這種不斷加強的規定性保護規劃鞏固了人們先入為主的保護歷史中心的約束性觀點。切維拉蒂的巴勒莫項目切合這一歷史辯論，他認為應重新思考歷史中心的價值，並在對城市的歷史和建築空間層級細緻調查的基礎上，對歷史中心進行大規模重建。
二、描述巴勒莫的過渡形態
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巴勒莫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成為地中海盆地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其位於西西里島的西北部，東面瀕臨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的巴勒莫灣。它在希臘（前8世紀起）和阿拉伯（9世紀起）統治時期都十分繁榮。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優美的環境特徵、不同文明與文化的交流，促使巴勒莫成了一個複雜而獨特的城市。巴勒莫所處的地區被稱為「黃金盆地」（conca d'oro），自古以來就是眾所周知的繁榮之地。圍繞城市周邊的山脈、海洋和柑橘園使得巴勒莫演變出了緊湊的城市肌理，並被一條連通內陸和海岸的Cassaro大道分為南北兩半。
最早的城市核心區建立在長約一公里、寬約五百米的高地上。該地海拔最高，並三面環水（被Papyrus河和Kemonia河圍繞），完美地滿足了第一批希臘殖民者（腓尼基人）的防禦和安全需求（圖1）。
圖1：周邊地形條件：兩條河流及海灣岬角（De Seta，Cesare and Di Mauro，2008）
後來，城市核心被命名為舊城（Paleopoli），並與由其東部城牆與海岸之間發展而來的新城市結構Neapolie區分開來。城市由此發展為兩個有差異但又統一的部分，這種特徵在其他古迦太基城市中也十分明顯（包括迦太基）。此外，這兩個城市核心都被城牆包圍。Paleopoli面向大海的東側部分因此成了新的城市結構。它將新舊兩城分開，並且使得舊城成為更易防禦的堡壘（圖2）。
圖2：希臘統治時期的舊城（Paleopoli）和新城（Neapoli）（De Seta，Cesare and Di Mauro，2008）
在阿拉伯統治時期，城市經歷了大規模的重組，巴勒莫的大部分地名都源於阿拉伯語的事實就是證明（圖3）。這座原先的希臘城市，連同它的塔樓和城牆的布局，演變成了偉大的穆斯林大都市的街區之一——al-Quasar區，今天的「Cassaro」一詞便衍生於此。中央大街Cassaro保留了阿拉伯式的布局，並強調了城市的不同部分之間的差異。此外，這裡長期是西西里島總督和穆斯林統治階級的所在地。
然而，由於朝代更迭帶來的不安全感，人們不得不建造自治的堡壘。Kalsa（堡壘現在的名字）是城市核心區的梯形部分。除了作為堅固的堡壘，Kalsa也是如今的城市權力中心：它是軍事駐軍、政客和穆斯林統治階層的所在地。事實上，Kalsa只是在阿拉伯統治時期第一個出現的連續的城市擴張區。後來的城市發展主要集中在Cassaro大道北部（包括Schiavoni區）、東南部（「清真寺」區）和南部（猶太社區和新區），並出現了倉庫、市場和浴場等標誌著阿拉伯統治特徵的基礎設施。最後，一座俯瞰西北海灣的Castellamare城堡建成了。它是可追溯到阿拉伯統治時期的防禦性建築，並在後續統治中被稱為「諾曼人的宮殿」。
圖3：阿拉伯文明下的城市發展（De Seta，Cesare and Di Mauro，2008）
11世紀開始，諾曼人和後來的蘇埃比君主統治著巴勒莫。在這一時期，統治階級認為沒有必要進一步擴張城市，因為在穆斯林統治下，當時的城市規模已經非常壯觀。這一時期的城市發展有三大特徵：權力中心回到Cassaro大道的北部（即古代的Paleopoli）；Cassaro街上的城牆不再重要，因為它們在中世紀的城市概念中沒有意義；人們在城牆內建造了許多花園和新建築。
巴勒莫城市結構的最後一次轉變發生在16世紀。在該世紀初，這座城市仍然表現為中世紀的集合體。然而，當西班牙政府（1516—1713年攝政）授權建造「新街」 （Strada Nuova）時，一切都改變了。這條街，今天被稱為Maqueda街，是城市主義反對Cassaro軸線的一個明顯標誌。這條新的街道沒有像Cassaro大街那樣，從城市通向海洋，而是與Cassaro軸線垂直並將巴勒莫切分成四個象限（圖4 和圖5）。
圖4、圖5：Maqueda街和Cassaro街相交的十字路口，坐落在四個街角的八邊形小廣場（De Seta，Cesare and Di Mauro，2008）
因此，在16世紀，當今人們所熟知的巴勒莫歷史中心的城市形象便形成了。這一城市形態至今仍然影響著巴勒莫的發展。值得注意的是，自薩沃伊家族統治以來，巴勒莫的第一張地圖出現了。第一張地圖發源於在1877年進行的第一次地籍統計，即對歷史中心的每一棟建築和地塊進行普查（圖6）。
圖6：1877年的地籍地圖（Comune di Parlermo，1877）
正如義大利其他諸多城市一樣，從19世紀末（以及工業革命）開始，巴勒莫專注於向城牆外擴張。在1885年，菲利斯·賈魯索（Felice Giarrusso）制定的第一個巴勒莫城市擴張總體規劃（the First Master Plan for the Reclamation of the City of Palermo）。同年該市正式採用了重建總體規劃（Regeneration Master Plan）。該規劃要求開闢四條垂直於現有軸線的道路，並在每個地區的中心形成正交的十字路口（圖7）。
圖7：1885年菲利斯·賈魯索（Felice Giarrusso）制定的重建總體規劃（Regeneration Master Plan）：城市向牆外急劇擴張（Giarrusso，1885）
以上所有的城市分層結構演變，構成了切維拉蒂為這座城市制定1989年詳細執行計劃（Piano Particolareggiato Esecutivo-PPE）時的基礎。然而不幸的是，巴勒莫仍然是一個被遺忘的歷史中心城市，儘管它擁有豐富的歷史，卻完全處於衰敗之中，且急需更新和再生。
三、皮埃爾·路易吉·切維拉蒂（Pier Luigi Cervellati）的類型學地圖
當代巴勒莫的城市形態與一張地圖息息相關。在義大利的「可操作」（operative）的歷史研究傳統中，這張地圖可以與Saverio Muratori繪製的威尼斯地圖、Gianfranco Caniggia繪製的科莫地圖、Cavallari Murat繪製的都靈地圖有密切關聯。這張巴勒莫歷史中心的地圖由切維拉蒂在1989年繪製（圖8）。它並非一張 「描述性」地圖，而是一張「規範性」地圖，是巴勒莫的新總體規劃的其中一部分。
圖8：切維拉蒂（Pier Luigi Cervellati）於1989年繪製的類型學地圖（Cervellati，1989），詳細總體規劃（PPE），首層平面和開放空間，巴勒莫總體規劃第10/13板塊
在20世紀80年代末，西西里島首府的文化和政治復興活動（這一現象被稱為「巴勒莫之春」）提出了一個新的總體規劃的想法，這表明了巴勒莫的歷史和社會價值終於被重視起來。當時義大利最重要的三位城市規劃師負責了制定總體規劃的工作：Leonardo Benevolo、Italo Insolera和切維拉蒂。其中，切維拉蒂專門負責歷史中心的相關工作。
「PPE第10/13板塊」於1990年5月在義大利建築雜誌DOMUS上作為一個設計項目）發表。這一發表具有象徵意義：PPE計劃（以及作為其核心的切維拉蒂的地圖）直到現在都沒有成書出版，但它們卻出現在以往只發表設計項目（如Renzo Piano設計的巴里體育場，與該地圖出現在同一期）的義大利雜誌上。在義大利的城市形態學研究傳統中，這是第一次把一個城市的類型學地圖視為一個項目。
這篇期刊文章共有15頁，由不同比例的圖紙構成。兩個主要頁面展示了巴勒莫歷史中心的地圖，其中通過底層平面圖描述了城市肌理（這是Muratorian傳統的類型學地圖）。從中，我們可以觀察到集體空間和私人空間的關係，建築與街道的關係，以及城市歷史發展的重要階段的遺蹟。建築類型學在這一地圖中非常重要，雜誌的其他頁面也凸顯了這一點（圖9）。
圖9：巴勒莫類型學研究（Cervellati，1989）
與此同時，該文章還提供了其他有用的信息：地圖和其他圖紙一起提供了每個建築的修復或再利用規則，解釋了建築師可以做什麼或不能做什麼。切維拉蒂不是一個城市分析家（像Muratori Caniggia或Cavallari Murat那樣），他是一個推動歷史中心再生進程的建築師。該地圖清晰明了（讓人聯想到18世紀歐洲地圖的畫風），但同等重要的是地圖旁邊的兩張列表：「建築類型」（Building Typologies）列表和「干預模式」（Intervention Modes）列表（圖10）。
圖10：建築類型學和更新模式的地圖（Cervellati，1989）
建築類型包括簡單的獨棟住宅（所謂的「catoio」），多層一室住宅、小型宮殿、多戶小型宮殿、宮殿、教堂和禮拜堂、修道院和寄宿學校、特殊公共建築、生產性特殊建築、19世紀末規劃的建築、戰後建築、尚未分類的建築、城牆、塔樓、新增部分、綠化區域等。干預模式包括修復、更新、文字學重建、類型學重建、考古遺址、拆除和待修復牆體等。這兩張列表在接下來幾十年裡固定了建築師們閱讀和設計義大利（以及歐洲其他一些地方）的歷史中心的方式。同時，切維拉蒂製作的「項目地圖」也是一幅為「人」所繪製的地圖，其目的是為了保留城市裡令人親近的社區氛圍。而人們至今仍能在巴勒莫歷史中心（至少在今天的一些街道上）感知到這種氛圍（圖11）。
圖11：切維拉蒂類型學地圖局部（Cervellati，1989）
切維拉蒂得以制定巴勒莫詳細總體規劃，有兩個重要的先決條件：一個是義大利規劃文化對巴勒莫的關注，另一個是切維拉蒂對他的家鄉博洛尼亞的規劃經驗。
1979年（在總體規劃獲得批准的10年之前），另外兩位重要的義大利建築師（Giancarlo De Carlo和Giuseppe Samonà）為巴勒莫歷史中心設計了一個具體的「規劃」（圖12，圖13）。這個城市規劃失敗了（因為它從未得到政治上的批准），但它包含了一些絕妙的想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城市歷史肌理中建立一個內部步行通道網絡，這在巴勒莫的「諾利地圖」中被闡述，就像提前發明了「城市孔隙度」這個關鍵詞一樣。在該方案中，人們可以沿著建築內部的路徑，穿過小庭院、花園、內院等，徜徉在豐富的阿拉伯和諾曼城市肌理中。
圖12：Giancarlo De Carlo和Giuseppe Samonà設計的巴勒莫歷史中心項目規劃（De Carlo and Samonà，1979）
圖13：城市歷史肌理中的內部步行通道網絡（De Carlo and Samonà，1979）
1969年（巴勒莫總體規劃批准的20年前），切維拉蒂是博洛尼亞市城市主義活動的負責人。他研究了20世紀60年代的博洛尼亞歷史中心及其改造問題（圖14）。
圖14：切維拉蒂繪製的博洛尼亞歷史中心總平面（Cervellati，1969）
當時關於城市歷史中心的辯論極具挑戰性和複雜性，因為人們仍然沒有完全意識到歷史中心作為文化遺產的價值。作為負責人，切維拉蒂在建築類型學上做了很多工作。他試圖閱讀博洛尼亞的歷史建築類型，並開始設計現代類型。然而，他從來沒有畫過像巴勒莫地圖那樣的博洛尼亞地圖。博洛尼亞歷史中心始終沒有類型學地圖，這是一個遺憾。因為巴勒莫的城市形態就像大理石雕刻作品一樣，能永久留存在一張有效的地圖上；而博洛尼亞只能提供一些建築樣本的類型學資料（圖15）。
圖15：切維拉蒂繪製的博洛尼亞歷史中心的建築類型圖（Cervellati，1969）
切維拉蒂的巴勒莫規劃是一種保護性質的方法，它建議建築師們應對城市進行深入的調查、理解建築類型後再進行修復工作。而在博洛尼亞，切維拉蒂沒有繪製類型學地圖，只是給出了類型學規則，從而發明了另一種方法。
如今，博洛尼亞和巴勒莫這兩個歷史中心都得到了很好的保護和更新。它們仍然是極具發展潛力的城市。然而，受總體規劃的影響，巴勒莫有可能士紳化（gentrification）。2018年，庫哈斯（Rem Koolhaas，OMA）為MANIFESTA 12雙年展繪製了巴勒莫的地圖冊（圖16、圖17），這有助於理解地圖可能映射出的許多其他現象（人的行為，食物的味道，文學），而不是只有類型形態學。最後，庫哈斯描述了一個被不同類型的用戶分區使用的城市，而這正是邁向士紳化的第一步（圖18）。
圖16和圖17：庫哈斯（Rem Koolhaas，OMA）為MANIFESTA 12雙年展繪製的巴勒莫地圖冊（OMA，2018）
圖18：庫哈斯（Rem Koolhaas，OMA）為MANIFESTA 12雙年展繪製的巴勒莫地圖冊：一個被不同類型的用戶分區使用的城市（OMA，2018）
四、過去的未來
事實表明，不能將歷史城市視為一個單一均質的街區塊，讓其被困在被遺忘的過去和不確定的未來中。相反，有必要首先對我們生活和研究的城市環境確定一個總體和綜合的立場，這對在我們的領土內繪製新的協議和地圖是至關重要的；同時也因為，我們被強制需要知道我們所做選擇的適當性和必要性。中世紀城市的居民不需要採取這些立場，因為他們對所繼承的東西採取了漸進的改造策略。這種態度保證了建築保護和傳承的集體語言的持久性。作為結果，今天我們擁有了一個關於可能形態的目錄，它包含想像的或者真實的（這也是對新形態的持續和間斷的探索）；與此同時，它也帶來了語言和感官上的一定比例的混淆。
本文展示了城市規則和城市形態如何在歷史城市環境中互動。在反思本研究對中國語境的啟示時，必須明確文化遺產和監管機構對當地城市規則的回應。儘管社會和政治背景不同，但義大利和中國在城市更新方面表現出了相似的模式。中國城市化迅猛，十分注重基礎設施的發展，這也導致了大量城市更新項目出現並競相吸引投資。除了基礎設施建設外，地方政府還順應主流遺產話語，將文化遺產納入城市美化和城市空間生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基於這樣的話語，遺產保護者、建築師和城市規劃師重新設計了存在於過去關鍵時期的建築和城市遺產。
舊城空間的當下參與使得歷史遺產的社會和建築價值能夠被獲取和理解。社區的設計基於標準，城市的形式封裝了集體記憶的印記。理解城市環境建設的這兩個參數意味著確定場地能否被開發，以及規則如何塑造我們生活和工作的物理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