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日本上映了一部電影《日本沉沒》，這部根據小松左京同名小說改編的災難片，堪稱當時日本電影史上製作費最高的電影，日本入場總人次約880萬，到2006年又被重新翻拍。
《日本沉沒》的成功之處在於，它以日本的地理、歷史、社會、經濟、人性及國民性為基礎，模擬了一場曠世之災「日本沉沒」，雖為虛構，卻直指世道人心。
而對於1973年日本現實生活中的社會和經濟而言，這部電影看起來更像是一個讖言。
日本在戰後約30年的時間裡，不僅沒有因為戰爭而倒下，反而實現了所謂「日本戰後經濟奇蹟」，從1945年到1973年的平均經濟增速都在9%以上。
但這種經濟增長在1973年戛然而止，隨後的日本經濟增長率驟降至4.0%，一直到1986年因「泡沫經濟」略升至4.9%。
但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經濟自90年代之後開始了持續至今的「平成蕭條期」，日本再沒能回到1973年前的經濟增長速度。
對於日本人而言，這無疑是另一種形式的「日本沉沒」。
今天從歷史的維度可以清楚地看到，1973年的日本經濟如同一個分水嶺，橫亘在其經濟發展史中。
而當時的日本依舊沉浸在經濟高速發展的自信中，沒有誰是先知，能準確預測到未來發展的方向。
伏筆
然而從1973年日本的經濟數據來看，伏筆其實早就已經埋下了。
1972年日本實際經濟增長率為11.5%，遠遠超過美國的6.4%和英國的3.4%。
然而到了1973年，日本的名義增長率高達23%，實際增長率卻降至僅5.4%。1973年，日本究竟發生了什麼？
從日本經濟白皮書可以看到，此時日本的通貨膨脹持續高漲。
1973年日本CPI高達16.1%，較之於1972年的5.2%上漲了三倍不止。
1972年世界性的農業歉收，導致了食品價格的增長。
1973年米麵的政府買入價分別上漲了15%和14%，以雞蛋和牛奶為中心的畜牧業產品價格，1972年增長9.1%，1973年增長了23%。
蔬菜價格比1972年增長了42.2%。同時工業製成品價格水平迅猛增長，1972年增長率4.1%，1973年高達18.5%。
從1973年前後的政府政策里，我們也能看出些許端倪。
1972年6月，在即將就任首相前，曾經的建築商田中角榮公布了其施政綱領《日本列島改造論》。
這本政治書發行量高達91萬冊，成為當時日本名副其實的暢銷書，許多人將日本經濟繼續高速增長的夢寄托在這本書上。
在此之前的1961至1968年，日本第一次實施「全國綜合開發計劃」建設新產業城市，避免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均衡發展國土。
1969年至1976年，日本為實現高福利社會，制定了「新全國綜合開發計劃」，進入到第二次全國綜合開發計劃時期。
田中的列島改造計劃便處於第二次全國綜合開發計劃時期。
田中內閣成立後，以「列島改造」思想為指導方針，對「新全國綜合開發計劃」重新加以調整和修訂，建立起更大規模的新的「新全綜」，列島改造計劃以1985年為即期年限和目標，實現GDP年平均增長率10%以上，比1970年度GDP和工業生產總值提高3倍。
和池田首相在1960年提出的「收入倍增計劃」一樣，發展成為硬道理——日本政府和國民依舊相信，即使面臨著一系列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日本經濟的發展依舊會一往無前。
然而此一時彼一時也，池田的「收入倍增計劃」是以經濟高速增長前提的，而1973年的田中角榮卻正站在經濟增速的轉折點上，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正在凸顯。
1955年至1973年，日本通過確立貿易立國、趕超歐美戰略目標，實現了以需求彈性大、產品附加值高的重工業為主導產業，並以此帶動其他產業發展。
1970年日本製造業中有62.3%為重化工業，出口產品中約77%為重化工產品。
正如日前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所稱：「1955年至1973年，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有兩個，一個是人口的增加，另外是對新的基礎設施的投資。」
由人口紅利帶來的經濟增長已在70年代基本消失，此時的日本經濟陷入到所謂的「中等收入國家陷阱」之中，已經存在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的現象。
同時，在經濟高速增長期，日本政府致力於發展經濟，忽略了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環境污染，導致日本的產業污染在70年代初達到頂峰。
1953至1956年日本熊本縣水俁市，因石油化工廠排放含汞廢水，人們食用了被汞污染和富集了甲基汞的魚、蝦、貝類等水生生物，造成大量居民中樞神經中毒，死亡率達38%，汞中毒者達283人，其中60多人死亡。
1931至1972年，日本富山縣神通川流域，因鋅、鉛冶煉廠等排放的含鎘廢水污染了河水和稻米，居民食用後而中毒，發生骨痛病，1972年患病者達258人，死亡128人。
1973年，經過確診，日本全國約有18萬人患有哮喘、「水俁病」、骨痛病等。
在這樣的經濟社會背景下，「列島改造論」導致了兩個後果，一方面在短期內加快了城市化的進程，優化了產業結構，極大刺激了內需，促進國民收入持續增長。
另一方面，盲目追求增速所帶來的問題會日益突出，過度投資導致生產設備普遍過剩，產品積壓，對房地產價格自然產生了上升壓力，引發了房地產熱。
從各種建設投資的增長率來看，1971年增長率為14%，到了1972年高達28.1%，1973年高達29.2%。
1972年下半年經濟形勢還十分樂觀，民間設備投資、各種建設活動活躍。
1973年，因設備投資與住宅投資的需要擴張，各種建設活動依舊擴大。
在70年代前期，房地產價格在1973年達到了頂點。而此時的國際環境，給已經是漏屋的日本下了一場連夜雨。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為打擊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石油輸出國組織的阿拉伯成員國當年12月宣布收回石油標價權，並將其積沉原油價格從每桶3.011美元提高到10.651美元，從而觸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最嚴重的全球經濟危機。
持續三年的石油危機對發達國家經濟造成了嚴重的衝擊，日本也不例外。日本的工業生產下降了20%以上，GDP下降7%,經濟增長明顯放慢。
調整
石油危機使日本失去了大量廉價石油的供應，致使「列島改造計劃」難以實施，日本被迫調整產業結構。
政府提出產業結構知識集約型設想，把以電子計算機、宇航等尖端技術領域為中心的知識密集型產業作為主導性產業發展。
這些產業具有耗能少、附加價值高等特點，是擺脫能源制約、切實提高產品國際競爭力的有效途徑。
數年之內日本的重化學工業比重明顯下降，產業結構實現了日本產業從「重大厚長」到「短小輕薄」的轉型，向「資源節約型」、「加工技術選擇型」的方向發展。
日本的寬鬆金融和減稅，成為促進企業投資和技術創新的關鍵條件，而緊縮的財政則形成了抑制通脹的效果。
同時在70年代，日本的環境污染治理在環境立法、民間維權和技術研發這三駕馬車的推動下，取得了很大進展。
1967年之前的日本，由於污染企業的特殊社會地位以及沒有成功的先例，幾乎沒有律師願意染指「必敗無疑的公害訴訟」。
以1967年6月的新潟水俁病訴訟為開端，日本相繼展開了旨在救濟受害人與根絕公害的一系列訴訟，這些訴訟喚起了廣泛的社會輿論，牽動了地方政治和中央政治的改革。
正如日本一橋大學名譽教授宮川公男所言，「當時的日本社會對將GDP視為衡量經濟社會發展核心指標的做法提出了普遍質疑。」
耐人尋味的是，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之後，民眾的社會生活環境反而變好。
然而石油危機之後的部分政策同樣也在為日本經濟的發展埋下隱患。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日本研究所研究員劉軍紅稱，面臨石油危機，和西方的財政擴張、金融緊縮相反，日本採取的是財政緊縮、金融放寬的政策。
石油危機之後，日本設備投資需求驟減，產能嚴重過剩，同時，建設材料的價格異常高漲，建設活動急劇縮小，拉動日本經濟增長的基礎設施建設停滯，日本迫切需要打開國外的市場。
於是釆取了擴大出口的經濟政策，對美貿易順差顯著增大，形成了內需低沉不振而出口增長的局面。
20世紀70年代，不僅在產品質量上，而且在經濟總量上，日本工業都對美國工業造成了巨大的挑戰。尤其是日本汽車質量過硬，並且大多是小型車，與笨重的美國車相比，更節省燃料，因而深受美國消費者歡迎。
挑戰
為了維護作為經濟支柱的汽車產業，阻止日本汽車的大量流入，美國對日本的汽車產業以及鋼鐵產業多次提出反傾銷起訴，實行貿易保護。
另一方面以特殊保障條例等措施，要求日本開放國內市場、禁止壟斷，並批評日本的低匯率、低內需、高出口的宏觀經濟政策、官企結合、內部交易等經濟制度。
早在1971年，時任美國總統的尼克森稱：「與二戰時相比，美國遇到了甚至連做夢也想不到的挑戰」，開始將日本視為極大的競爭對手。
在美國市場攻城掠地的日本企業，開始遭遇美國的頑強阻擊。
8月15日尼克森政府宣布實行「新經濟政策」。
該政策對外採取了兩項措施：放棄金本位，停止美元兌換黃金和徵收10%的進口附加稅，從而導致二戰後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美國政府的這一決定對日本的影響最為嚴重，故被日本金融界稱之為「尼克森衝擊」。
從1949年至1971年的22年間，日本一直採取美國道奇計劃中規定的1:360的固定匯率制。
1971年年底在美國舉行了西方10國財長會談，美國財長要求日元升值25%。迫於壓力日本不得不宣布實行浮動匯率，日元從1美元兌換360日元升至308日元，升值幅度為16.88%。
1973年2月13日,日本從固定匯率制向浮動匯率制轉變,開始推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從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逐步升值為1美元兌240至250日元，日元開始捲入升值漩渦。
1985年9月22日，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以及英國的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簡稱G5）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
達成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的廣場協議，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有秩序地貶值，以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問題。
廣場協議的表面經濟背景是解決美國因美元定值過高而導致的巨額貿易逆差問題，但從日本投資者擁有龐大數量的美元資產來看，「廣場協議」是為了打擊美國的最大債權國——日本。
「廣場協議」簽訂後的10年間，日元幣值平均每年上升5%以上，無異於給國際資本投資日本的股市和房市一個絕佳的機會，大量的熱錢湧進日本市場。
「廣場協議」後近5年時間裡，股價每年以30%、地價每年以15%的幅度增長，而同期日本名義GDP的年增幅只有5%左右。
雖然當時日本人均GDP超過美國，但國內高昂的房價使得擁有自己的住房變成普通日本國民遙不可及的事情。
1984年，時任日本自民黨總務會長的宮澤喜一發表了「資產倍增論」，他表示，要將經濟高速發展的成果與國民分享，在考慮與自然和諧的同時，提高資產的質量——更好地建設上下水、公園、道路等基礎設施，提高日本國民的居住水平。
和池田首相在1960年提出「收入倍增計劃」一樣，宮澤喜一的主語依舊是倍增，在這危機四伏的平穩增長期內，日本人依舊幻想著回到五六十年代的高速增長時期。
此時距離高速增長期的最後一年——1973年已經11載，距離泡沫經濟時期的開始只有兩年——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
1990年，日本房地產價格達到了聳人聽聞的高位，在此期間資產價格普遍虛漲，股價市盈率在高峰期間遠超過50倍，而房屋市場總值居然相當於GDP的三倍。
泡沫破滅後，日本房地產價格跌幅近半才開始穩住。日本經濟陷入了長達十年的低迷期，即所謂的「失落十年」。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同樣泡沫也不可能在短時期內形成，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經濟室主任、研究員張季風所言：「日本的經濟泡沫是多種合力長期作用的結果。」
日本的危機早在1973年乃至1973年之前就已經初露端倪，有些通過調整得到遏制，有些卻如草蛇灰線，伏脈千里。1973年的日本如同鼎盛時期的大觀園，繁華之下卻暗伏著盛極而衰的一片荒蕪。
本文首發於《財經國家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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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砍柴】
【排版 | 毛毛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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