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任權之爭爆發之前

要了解在敘人權之爭與王權危機的宏觀背景下南德意志世俗顯貴的行動，則需要回溯更長的時段。

從亨利三世晚期開始，南德意志的力量就開始出現對抗國王的行動。

從1060年代開始，王權力量虛弱，南德意志世俗顯貴開始活躍，積極爭奪利益。

從此，南德意志從11世紀初以來的格局被打破，當地的世俗顯貴開始掌握當地的主動權。

早在1053年，一些巴伐利亞教俗顯貴就曾聯合起來，試圖殺害國王亨利三世，參與者包括巴伐利亞行宮伯爵阿里波、夏恩爾伯爵、克恩騰伯爵韋爾夫三世和雷根斯堡主教。

這是早期南德意志的力量對抗國王的重要事件。

亨利三世死後，南德意志各公爵領陸續落入當地世俗顯貴手中。

1057年，出身於法蘭肯地區的施瓦本公爵奧托（1048-1057）死後，施瓦本地區的本土貴族、萊茵菲爾德家族的魯道夫（1057-1077年在位）得到了施瓦本公爵領。

1061年，策林根家族的貝爾托德獲得了克恩滕公爵頭銜。

最重要的是，在亨利三世死後一直親自持有巴伐利亞公爵領的阿格尼絲皇后在1061年將公爵領交給了出身於薩克森地區的貴族、諾德海姆的奧托。

1070年，奧托聯合對國王政策不滿已久的薩克森本地力量叛亂，奧托的巴伐利亞公爵頭銜隨即被國王褫奪。

1071年，巴伐利亞公爵領在魯道夫的推薦下被交給了本地貴族韋爾夫四世。

至此，南德意志的三個公爵領——施瓦本、克恩騰和巴伐利亞都由在當地有較大影響力的貴族掌握，而且這三個家族相互有親族淵源，利益關係。

至此，國王在南德意志的權力實際上已經岌岌可危。這三個家族掌控南德意志公爵領的局勢，為將來南德意志的爭端埋下伏筆。

在這一時期，由於國王沒有採取行動動試圖恢復王權在南德意志地區的影響力，當地各世俗力量開始尋求擴張。

亨利三世時代形成的王權強、世俗力量弱的格局開始改變。

世俗力量的格局變化

1071至1076年是南德意志世俗力量逐漸剝離王權並向羅馬教廷靠近的時期。

11世紀中期以後，南德意志貴族受到教會改革思潮的影響越來越大，修道院改革運動在施瓦本地區的影響力尤其強大。

在施瓦本地區，修道院是教會力量的主要構成部分。

按照希爾紹修道院的改革模式，被寄托在羅馬宗座庇護下的修道院，擺脫了周邊主教區、國王及其下屬的統治，但其日常安全和審判事務仍然需要由當地的世俗力量、即「代理人」負責。

這種代理人關係對於世俗勢力和修道院自身都有益處，因此在修道院眾多的施瓦本地區，許多當地貴族都支持修道院的改革，並擔任這些修道院的代理人。

例如魯道夫公爵是聖布拉修斯修道院的代理人，而策林根家族則是施瓦本黑森林地區聖喬治修道院、聖彼得修道院等一系列修道院的代理人。

但是，修道院獲得這種獨立地位以後，將脫離王權和王權控制下的主教區體系的掌控。

因此對於要從教會機構得到物質好處的國王來說，任何將教會機構的財產置於王權控制以外的做法必然是一種威脅。

早在1072年，亨利四世就與魯道夫因為聖布拉修斯修道院的改革問題產生矛盾。

國王多次召見魯道夫和貝爾托德公爵，但兩人不願前往。國王因此懷疑兩個公爵謀劃叛亂，雙方陷入了很嚴重的緊張局勢中。

雖然在皇后阿格尼絲的斡旋下雙方的矛盾暫時得以緩解，但國王並沒有真正放下對魯道夫的敵意。

次年（1073），國王因同一事由要褫奪貝爾托德的克恩滕公爵領，最終也在魯道夫的斡旋下和解。

由修道院改革問題引起的矛盾，雖然沒有直接演化成衝突，但矛盾的種子已經種下。

與此同時，魯道夫以及其他的南德意志公爵與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的關係則越來越緊密。並最終成為了教會改革派的支持者，加入到排斥王權的隊列中。

1073年，格里高利致函魯道夫，肯定了此前魯道夫在另一封通信中提出的要「重建帝國與教會的統一」的許願。

此後，格里高利將魯道夫與皇后阿格尼絲、托斯卡納的貝雅特雷絲和瑪提爾德並列，稱他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幫助。

到1075年，格里高利與三個公爵的關係更加親近。教皇在發給公爵們的特別發文告中，敦促他們對抗買賣聖職的行為和整飭教士們的不遵教規的行為。

此時三個公爵基本上已經在地方層面成為了改革派的支持者。

而格里高利讓公爵監察地方的主教、大主教，也等於是否定了國王對這些地區教會的控制和影響。

至此，一個由世俗權貴和教廷勢力組成的反對國王的陣營在南德意志地區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