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曉峰，1948年生，遼寧海城人。1968年到內蒙古插隊。1972年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學習，畢業後到內蒙古大學蒙古史研究室工作。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地理系研究生，1981年畢業後留校工作。1986年秋赴美國雪城大學地理系讀書，1994年獲地理學博士學位，轉年返回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任教。主要從事城市歷史地理、中國先秦歷史地理、地理學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著有《新訂人文地理隨筆》《文化地理學釋義》《給孩子的歷史地理》等。
在歷史地理這裡，古今關係是斬不斷的
《給孩子的歷史地理》唐曉峰 著，活字文化 策劃，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版
科是學科，事實是事實，這是兩個範疇的東西。學術界劃分學科，是一種權宜辦法，當然也有助於分析和認識事情的多維性質。我們都知道，一個學科只是關注事情的一個側面，歷史是一個側面，地理也是一個側面，兩個學科相加，就是兩個側面相加。它們原本就是合在一件事情上的，合起來當然有助於從整體上認識事物。簡單說，歷史加地理，就是把一件事情的這兩個側面合起來。所謂加得不好，就是把這件事情的歷史側面合到另一件事情的地理上去了。
當然，地理學家要有特殊的責任，要有特殊的能力，要明了地理側面的價值、地理側面的複雜性。專業的地理學家就是要深入觀察並思考地理側面的這些複雜性，這有助於對事情的理解。如果對地理側面的複雜性想得很淺，就沒有太大價值，也沒有設立這個專業的必要性。地理意識，每個人都有，但要是沒有超過常識性的地理意識，就不是一個好的歷史地理學家。
即使在地理學內部，還可以分出不同的側面，比如經濟地理、政治地理、文化地理等等。我在美國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地理繫念書時，他們就強調不能只顧一個側面，要求每個研究生必須鑽研至少兩個地理學的側面，我當時除了歷史地理學，還選了文化地理學。在資格考試時，兩個方向都要考。另外，到美國大學的東亞系找工作，也不允許你只教一個國家的歷史。當年雪城大學的同學王晴佳，為了這個，趕快補了日本史，才找到教職。
總而言之，不管做什麼學問，你掌握的側面越多，就越接近事實。但這是一件不容易把握好的事情，所謂專與博的關係，這是個老話題，不必多說了。
是有這個情況，歷史地理學不大注意當下，現代地理學也不過問過去。但這是一般性的狀況。而一位深刻的人文地理學家，應該打通古今。古對於今的意義，說得較多，所謂「溫故知新」。其實，今對古也是有意義的。這就是馬克思說過的，「人體解剖是猴體解剖的一把鑰匙」，換句話說，就是認識後面的東西，有助於解釋前面的東西。例如對於甲骨商史的研究，許多都是用後面的事情（周代的），去破解商代剛剛露頭的東西。考古學研究也常常這樣。例如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中有埋下的牛骨，就可以根據後世的祭祀活動，去確認那是一個祭祀坑或祭祀遺址。
當然，逆向考察歷史也要注意，否則容易以成敗論英雄，或者忽略歷史的曲折性。還有，也容易用今天的價值觀去選擇歷史主題，這也是會出問題的。例如研究地理學史，就要避免所謂「輝格史」的現象。
具體到歷史地理學方面，儘管很多人不太關心今天的地理問題，但有一項是每個人都必須關注的，那就是今天的地名。所有古代的地理事件都需要復原到今天的地理位置上。《中國歷史地圖集》因此要古今對照。地名的古今關係甚至是歷史地理學的基本功。
除了地名以外，其實還有不少古今之間的關聯問題。比如水系，我國平原地區的水系在歷史上變化複雜，今天的水系狀況可當作一個標準坐標。研究古代水系要說明白與今天水系的關係，而這種對照中還包含對變化的解釋，這就更重要了。從某種意義上說，在歷史地理這裡，古今的關係是斬不斷的。
歷史地理學基本的研究方法就是文獻研究與實地考察研究，兩種方法是相互參照的。不過，只是這樣講大道理，用處不大。關鍵是要明白，當面對具體問題的時候，二者的輕重會有變化，要具體問題具體對待。該以文獻為主的，就要好好看書；需要實地考察的，就積極出門。或者反過來，喜歡看書的，選文獻題目；喜歡跑野外的，選實地工作題目，都不錯。另外，無論是文獻研究還是實地考察，又都有新方法、新技術出現，尤其是實地考察，新技術更重要。當年的地質學、生物學、氣候學水平直接影響自然地理考察的水平。現在的遙感技術以及其他檢測技術都可能打開一塊新天地。
利用歷史文獻做研究，是研究中國各類歷史問題都要具備的能力。有時候，由於強調歷史地理學屬於地理學，就有意無意間忽略了在歷史文獻上下功夫，這是一種損失。中國歷史文獻是很複雜的，並不是寫了的就是材料，就是事實，就可以拿來用。即使不做歷史研究，最好也保持對歷史研究的閱讀興趣。好的史學論著，對研究歷史地理問題，在基本處理史料方法、眼光、時代把握等方面都有幫助，加強這方面的造詣，肯定沒錯。
地圖是地理學研究工作的基本工具（地圖本身也是一類研究成果）。研究的問題多了，地圖的花樣也隨之增加。古代地圖上的信息是珍貴的，雖然科學性差一些。使用古地圖，用不著批評它如何如何不准，而是要善於在裡面找出有價值的信息。每一幅地圖都有主題，在主題表達上，按照作者自己的標準，都是達標的，達標就是一種準確。所以看古地圖，首先要把握主題。
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完成了許久以來關於編纂古今對照地圖的願望，是一個劃時代的巨大成果。地圖集主要表現的是全國歷代行政區劃的布局（也有山脈河流），也是一套具有科學性的基本底圖，可以在它的基礎上展開各類歷史地理問題的研究。任何研究中國歷史地理的人都離不開它。侯仁之先生主編的《北京歷史地圖集》是一部區域歷史地圖集。區域綜合研究，是現代地理學提倡的一種研究範式。在區域地理研究中，要將各類地理要素做綜合考察，從而揭示區域綜合地理體系的特點。北京是一個區域，在歷史發展中，北京城的出現與壯大，是這個區域中引領性的地理事件，各類地理要素都在這個引領事件的發展中產生影響或發生變異。《北京歷史地圖集》就是力圖展現這個全區域地理系統的歷史變遷。當然，限於材料的局限，有些方面表述詳備，例如水系、聚落、道路、城區；有些方面表述簡略，例如植被、郊區、山區。這套歷史地圖集是侯仁之先生學術思想的一項實踐，具有示範意義。
現在，有些專題歷史地圖集正在研編，這是歷史地圖的進一步發展，是學界的一個越來越重視的工作。GIS技術與歷史地圖研編的結合，也是一項重要創新，在這個方向上，會有越來越成熟的成果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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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人文地理論證在今天依然有效
被置換的不是傳統地理，而是傳統地理學，是那個研究套路、解釋系統被置換了。中國大地不可能被置換。歷史中關於大地上各類地理信息的記載也沒有被置換，相反，它們都是非常珍貴的研究材料。西方現代地理學是在科學方法與人文精神的雙座引擎推動下發展起來的。科學方法對於我們曾經是陌生的，利瑪竇講的地球的真實面貌、中國在世界上的位置等等，曾震動中國人的古老靈魂。中國傳統的解釋自然界的那一套，基本上被西方的現代地理學置換了。
但人文的東西就不那麼簡單了。雖然西方現代理論對於解釋社會人文問題頗有其長處，但人文論證中包含文化論證，就這一部分來說，中國古人的一部分人文地理論證在今天依然有效。春節，千軍萬馬的返鄉大軍在西方人文地理現象中是沒有的，這是由中國的人文空間行為結構決定的。家鄉的價值、家鄉（一個地方）與春節（一個節日）的關係是文化大道理，而惡劣天氣、交通狀況、人的身心負荷、摩托車的拖載能力在此刻都是小道理。公路上壯觀的返鄉場面，顯示了大道理的力量。
在地理研究這個方面，傳統文化留給我們一項優勢，那就是文字記錄下來的材料極其豐富（有意記錄的或無意記錄的），在時間上，又延續數千年，這在外國很少有。在這些材料上形成的一些議題，是中國獨特的。另外，一些傳統地理學的解釋原理（風水）、價值取向（山水審美），在今天都已經轉化成獨特的地理文化，它們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甚至是重要的組成部分，比如山水審美文化。在今天，其文化意義還是很大的，規劃建設里有很多項目還需要它們。
我對最近外國的歷史地理學的情況了解不多，但總的感覺是各國的學者都在研究各自的具體問題。研究自己的國家（地區）是歷史地理學的一大特點。過去，英國著名歷史地理學家達比（H. C. Darby）基本上研究英國問題，美國的索爾（C. Sauer）也是研究美洲問題，加拿大的哈里斯（C. Harris）主編過《加拿大歷史地圖集》，美國的梅尼格（D. Meinig）教授，就研究美國。他在美國換過幾個地方，在每一個地方都是研究當地的問題，換一個地方就換一個題目。外國學者中專門研究中國歷史地理問題的很少。相比之下，日本學者研究中國歷史地理問題的較多些。
就整個地理學來說，現代地理學的研究範式是在西方誕生的，沒錯。但是地理學本是一個具有區域獨特性的學科，這主要是指主題特點，由於主題特點不同，又會發展出不同的研究特點。即使在西方，英國、德國、法國，還有新大陸的美國，地理學的特點都不同。這種情況早就表現出來了。法國充滿人文精神，英國全球視野強（特別是在殖民主義時代），德國重思想理論（康德一人身兼哲學家與地理學家。美國早期地理學家到德國去取經的很多），美國重文化。中國當下的地理學重環境、經濟。總之，地理學的發展背景是文化傳統與國情。
在中國，一個有意思的情況是，地理學界不重視歷史地理學，但整個學術界（尤其是史學界）是非常重視的。中國其實是世界上最重視歷史地理學的國家。我國的歷史地理學研究機構的規模，無人可比。由於我國地理學界長期不重視社會、文化、人文的問題，而歷史地理學揭示的許多問題都在這個範疇里，所以得不到地理學界主流的重視。這倒沒關係，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成果，在整個學術界的影響範圍，超過不少地理學的其他分支，其學科的價值並沒有被埋沒。
《給孩子的歷史地理》唐曉峰 著，活字文化 策劃，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版
我們目前的歷史地理學研究，最受關注的是以地理事件的門類為主線做縱向系統研究，在氣候、政區、人口、農業方面的縱向研究相對比較成熟。這類研究在地理學中稱作部門地理學。與其相區別的還有綜合地理學，或可操作性強一些的區域地理學。區域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成果也很多，但受關注度不如部門研究。因為區域研究只涉及一個地方，其他地方的人不一定感興趣。而那些部門研究，既覆蓋全國，又縱貫歷史，關心的人當然多。這些研究也具有基礎研究的性質。有學者提出做斷代歷史地理研究，這也是一個重要選題。過去強調達比的「系列剖面」的方法，側重變遷研究，而做一個時代的綜合地理研究也是地理學的一個學科的特點，地理老師不是總說「我們是做綜合的」嘛。
其實，個案研究總是學術工作的基石，這類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很多，主要是論文的形式。有些熱門問題，在學術史上反覆被關注。現在歷史地理學者們的問題意識越來越好，刊物上的內容越來越豐富。當然，良莠不齊，這是正常的。如何提高個案研究的水平，有一點，就是要有跨學科的能力，即前面說過的，從以學科為中心轉變為以問題為中心，為了深入剖析問題，該藉助什麼學科，就去啟用什麼學科，不怕「串行」。就像研究經濟地理問題，必須藉助最好的經濟學來加強分析力度，否則地理特徵敘述完了，經濟的深度卻沒出來。
《羅得島海岸的痕跡：從古代到十八世紀末西方思想中的自然與文化》 [美] 克拉倫斯·格拉肯 著，梅小侃 譯，商務印書館 出版
我個人比較關注地理學思想史的問題，這是理解一門學術的必要途徑。研究地理學思想，不是只看地理學家自己的東西，還應該在大背景下來理解地理思想，地理思想是整個社會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不能割裂。最近，格拉肯（C. J. Glacken）的《羅德島海岸的痕跡》被翻譯出版了，這本書很值得閱讀，格拉肯要儘可能展現歷史上歐洲人環境意識形態的全景。多年前在雪城大學時，有個美國同學跟我說，只有真正的學者才會讀這本書。我想，寫都寫了，還怕讀嗎？今天這本書全文被翻譯成中文，本身就是一個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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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文化地理，就弱化了對中國大地的文化屬性的論證與捍衛能力
考古學與歷史地理學的關係很密切，只有這兩門學科的學者最關心大地上的人類遺蹟，他們可以肩並肩地做野外考察，許多遺蹟信息對兩門學科都有用。當然最終思考的方向不同，結論不同。現在這兩門學科的合作越來越多，甚至生出了自立門戶的「後代」，比如環境考古學。
有些歷史地理問題的研究對考古學的依賴大一些，比如古代城市研究。首先是城市位置，城址遺存的發現是決定性的，比如西周北燕的分封，其都城所在，就是由考古發現一錘子定音：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沒有發現之前，曾有各種猜測，都落實不了。城市歷史研究，方面很多，有些問題只有書里講，像城市各個部分的名稱、歷史事件與城市的關係等等，另有些問題卻只能到現場看，像城市各個部分的規模與方位，即所謂硬體部分的狀況等。城市歷史地理研究關注的，還包括城市周圍的環境要素，尤其是一些產生直接影響的地理要素，像地貌、水系、交通等，這也需要到現場看。
所以沒有必要說哪門學科最重要，沒有前提地講這類話，都是無意義的。誰重要誰不重要，是問題決定的。研究明清北京城，考古不重要。研究上海，考古更不重要。但是研究殷墟呢？我們最好多講學科合作，不講學科分家。
歷史地理學一般研究城市的兩類體系，一個是環境體系，另一個是規劃建設體系。環境體系是因地而異，沒有一套完整通用的體系。古代城市規劃建設倒是有較一致的體系特點，那主要是指都城建設。如果把《考工記》中講的那段話做一個抽象的歸納，可以作為都城規劃體系的要點，即方正外形、正相交的街道格局（英文稱grid）、中軸對稱、朝宮居正位。
今天的城市建設不可能再遵循《考工記》的原則，但在一些文化特徵上，可以保留傳統風格，這也包括社區格局。北京的胡同社區、院落形態都有保留價值。街道景觀也可以採用傳統要素，如牌樓、燈飾等。
城市還有一個體系，即城市群構成的體系。古代城市那麼多，不會是一盤散沙，但是體系的問題又不是憑外觀就可以說定的，需要用社會科學的各種判斷方法去揭示體系中的機制。外觀可以類似，但性質可能完全不同。比如，運河兩岸的城市，因為運河具有社會體制特徵，其沿岸的城市可以成為體系。但是天然河流兩岸的城市就未必，因為天然河流不一定具有社會體制功能。所以，城市體系存在與否是需要論證的。目前的城市歷史地理研究，對於單個城市區域的研究比較成熟，而關於城市群的體系的研究並不理想。幾十年前讀施堅雅（W. Skinner）的研究，他認為中國古代沒有全國性城市體系，只有區域性城市體系。這是從經濟角度說的。我們習慣了從行政角度認識城市，認為存在全國一盤棋的治所城市體系，聽他這麼一講，覺得很意外，但馬上感到城市體系問題是複雜的。
中國城市絕大多數都是歷史城市，今天城市要現代化，一個麻煩的問題就出來了：怎樣做到既有現代風貌，又保護好歷史遺產？原則性的話好講，問題都在具體個案上，面對一座具體的古建築時，是拆還是留，往往有很大爭論。所以現在這類問題已經不是空講原則的事情，而是權力一方的抉擇問題。目前我們還沒有一個在這類問題上能對權力方進行制約的機制。所以要看權力方的覺悟。
很多國家的確比我們更重視人文地理學，這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我們幾十年來就不重視人文地理學。1950年代受蘇聯影響，是一個方面，但還有些東西不是蘇聯影響，而是我們自己的問題。一個是總體意識形態，我們強調科學，強調應用（主要是國家建設上的應用），地理學主要是圍繞這兩個方向發展，具體表現就是只重視自然地理學、經濟地理學這兩項。另外，我們把地理學限定在理科，容納經濟地理已經不容易了，那些社會問題、文化問題，地理學沒有必要管。前一代的地理學家都有這樣的認識。現在青年一代地理學家的研究面寬了許多，比老一代人重視人文地理、文化地理，但還是受體制（理科式管理）限制，發展不快。我認為缺少文化地理，就弱化了對中國大地的文化屬性的論證與捍衛能力。
在美國，地理學屬於社會科學，很明確，所以地理系裡有大批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教授，人文地理研究很活躍。大衛·哈維是地理學出身，但他完全不在意學科門類，只要是喜歡的問題，認為是重要的問題，就研究。他這樣的人在美國也是極少數，但影響很大，屬於學術界的正能量。
人與城市空間的關係是個複雜問題，幾句話說不清楚。這裡只想談一點感受。我在美國念書時，到圖書館找研究城市的書，先到史學類的書架找，怎麼不多呢？又到地理類找，也是不多。後來到社會學書架去看，好傢夥，全在這兒！這讓我一下子明白城市的一個本質是社會性。那麼，我們就需要關注社會學觀察問題、研究問題的那套辦法，然後結合地理學的空間意識，才能把城市人文空間的問題研究得深。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歷史地理學者惠特利（P. Wheatley），研究城市起源很有名，寫過《四方之極》（The Pivot of Four Quarters）這部書。在1980年代，惠特利不僅是地理系的教授，也是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研究委員會的主席，他的這個多重的學術職位，反映出他的學術特點，也可以理解他那部名著的特色。研究城市地理問題要有廣泛而深入的社會思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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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地理學的致用，
主要還是提供比較宏觀的歷史經驗
《新訂人文地理隨筆》唐曉峰 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
文匯：您曾表示，地理學並非一個簡單的客觀記錄，其思想的最高層有一個定向，就是對國土的定性、定向。您認為歷史地理學在國家發展中有什麼作用？或者說，對過去的了解和學習，能為今天提供什麼借鑑？
唐曉峰：地理最樸實的層面是日常地理知識，這是生活需要的，沒有大方向的問題。但地理問題一旦提升起來，就會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這主要指人文地理學。既然受意識形態的影響，當然就會有社會價值觀，價值觀就是大方向。我國古代的價值觀在王朝體制上，地理學的發展也就在這個方向上發展，我稱其為「王朝地理學」。到了現在的改革開放的時代，地理學就沿著現代化的方向發展。「發展是硬道理」，於是發展也是地理學裡面的硬道理。這是地理學的一個方面。但地理學還可以有另一個方面，即對理性、人性、和諧世界的追求，這是不能放棄的終極目標。作為學術的地理學，應該有能力用最理想的目標去修正人類一時衝動所干出來的事情。中國現在太需要這樣的地理學了。
關於歷史地理學的經世致用問題，不能是簡單地到處求用，這樣做，並不真的懂經世致用。什麼事情可用，以什麼方式來用，都要明白。我的體會，歷史地理學的致用，主要還是提供比較宏觀的歷史經驗。雖然有些歷史經驗是沒有用的，但地理經驗卻是另一回事。因為地的穩定性，與地有關係的經驗也相對穩定。知道過去的情況，對今天、未來都有參考價值。
舉個例子，當年史念海先生做軍事歷史地理考察，就是受時任蘭州軍區司令員皮定鈞將軍的委託，很有實戰意義。皮定鈞將軍說：「假定現在就要進行一場戰爭，我作為司令員，進入陣地，部隊部署，糧草運輸，作戰計劃，大致都已就緒，我要再聽取一下，以前在這個地區曾經發生過什麼戰爭？戰爭的兩方各是由什麼地方進軍的？又是分別由哪些道路退卻的？糧秣是怎樣運輸的？戰地的用水又是怎樣取得的？其中獲勝者是怎樣取得勝利的？而敗北者又是怎樣招致失敗的？」（引自《河山集》四集「自序」）史先生是帶著將軍的問題來到一處處古戰場的。所有的問題都具有現實性。
英國的達比教授也講過歐洲的例子。「在1914—1918年的大戰結束之後，所出現的最有價值的地理著作之一，就是鮑曼（Isaiah Bowman）的《新世界》（The New World）。鮑曼博士現任美國約翰斯·霍布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校長，那時正是美國地理學會的幹事。他的書是1924年出版的。名之為『新世界』，其實卻是講的舊世界；副題曰『政治地理』，但你打開書篇一看，其中卻充滿了早於1800年以前的參考敘述。為什麼呢？因為地理學中的新問題，是生根在舊事之中的：波蘭走廊、義大利北部邊疆、捷克斯拉夫邊疆、以及馬其頓、西里西亞等問題，都不是1919年的新問題。這些問題沒有一個是不參考以往的事實，就可加以討論的。」（達比1946年2月在利物浦大學的演講）舊的地理是新的地理的基礎。我們今天大講「一帶一路」，所用的概念難道不是來自歷史嗎？
相對來說，技術性的東西，不需要歷史，例如引水路線，不需要古人告訴我們，拿現代儀器一測，清清楚楚。歷史中的宏觀地理大勢，這是儀器測不出來的。例如，永定河的引水路線怎樣走好，我們不需要古人說（雖然古人做過），現代儀器可以更精確地告訴我們。但永定河在歷史上糟糕的表現，卻是需要歷史地理研究告訴我們，引起我們警覺的。
歷史地理研究還可以服務於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在這個方面的例子很多。國內一些省市邀請歷史地理學者進入政府參事室工作，主要就是要他們發揮這個方面的作用。在歐洲，歷史地理學者有較多的參與城市規劃建設的機會，他們在研究與制定歷史遺產保護法規上發揮著較大的作用。
左起：劉北成、田傭、唐曉峰、北島，師生四人在半個世紀後，於四中校園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