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位於美國紐約的華美協進社中國美術館，推出中國畫特展——「河上花：中國花鳥畫之道，1368—1911，天津博物館/常州博物館藏珍選萃」。展覽展出了天津博物館和常州博物館的70件（套）作品，均為吳門畫派、金陵畫派等明清重要畫派、重要畫家的花鳥畫藏品，較為完整、清晰地展現了明清中國花鳥畫發展的脈絡。本文特邀華美協進社中國美術館館長暨總策展人海蔚藍撰文，解讀中國花鳥畫的創作傳統以及蘊含的哲學思想和人文精神。
中國藝術歷來將書法繪畫視為最高端的視覺形式。繪畫則以人物、山水、花鳥為三大門類，鼎足而立。人物畫「成教化，助人倫」，山水畫擬山川、造幽境，花鳥畫類萬象、悟生趣。這三種繪畫的形式和內涵雖各有側重，但各司其職，缺一不可，從整體上體現了中國人信奉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觀，實在可謂自然化人、人化自然。尤其是花鳥畫，表現了從自然中感悟的生命意蘊，寄託著生活的願景，顯得格外生動可親，為構築一個中國式的理想生活藍圖錦上添花。
自公元3世紀到7世紀的400年間，是花鳥畫從萌芽走向獨立成科的時期。花鳥畫中「逼真」的審美要點，在此時大獲讚賞。3世紀時的名畫家曹不興，其畫藝為吳國「八絕之一」，曾為吳大帝孫權畫屏風，誤落墨點，便隨手畫成蒼蠅，孫權以為真蠅，以手指彈之不去；六朝蕭梁時的張僧繇，於金陵安樂寺寺壁畫四龍，不畫眼睛，一說點睛，龍便欲破壁而飛；還有北齊王子高孝珩的壁畫《蒼鷹圖》，栩栩如生，嚇得別人不敢靠近。無論曹不興「拂蠅得名」，或張僧繇「畫龍點睛」，或高孝珩「壁鳩驅人」，皆旁證了以「逼真」為花鳥畫審美標準的時代特徵。
隋唐至兩宋，7世紀至13世紀，是花鳥畫以工筆重彩形式和院體風格為主的花鳥畫高峰期。唐末五代的10世紀，偏安成都的西蜀宮廷，首開中國第一個皇家畫院——翰林圖畫院。皇家畫院自此便以不同的名稱和形式，存在和傳延了上千年，成就了皇家美術的院體架構。後蜀時期，蜀地的天才畫家黃筌（903—965），自17歲便侍奉皇室，接著與其兩個兒子居寀、居寶，都以翰林待詔的皇家畫師身份，得寵於蜀皇室達三世之久，人物山水花鳥均得其名，尤其工寫生，多寫禁御珍禽瑞鳥、奇花怪石，如所繪純白稚兔、金盆鵓鴣等，用筆工整，設色濃麗，被尊為「黃派」，統領著蜀地畫院，奠定了院畫的審美趣味。同時，長江下游的南唐宮廷，也在其都江寧（今南京）創建圖畫院，設翰林待詔、祇侯職位為皇家畫師。本地江南仕族出身的徐熙，成為這一時代的花鳥大家。徐熙志節高邁、放達不羈，所寫多江湖汀花、竹木魚鳥，以筆墨為格，雜彩副之，學窮造化，意出古今，曾深得亦善花鳥畫的南唐後主李煜的厚愛，其繪畫風格或啟迪了士體花鳥畫的審美追求。
宋代（960—1279）是中國花鳥畫的巔峰，其中中國歷史上最藝術的皇帝宋徽宗（1082—1135）親手打造「宣和體」，將花鳥畫寫生傳神的追求推向登峰造極。宋徽宗察物之致，曾注意到孔雀飛起時先伸左腿；欲求傳神，曾嘗試以生漆點睛。其當政的政和二年（1112年），正月十五的上元節次日，祥雲瑞鶴集聚端午門，被視為吉兆，徽宗便特意繪製《瑞鶴圖》。也是宋徽宗，在花鳥畫中刻意追求繪畫的人文意蘊，不僅以詩賦為題來擇選畫師，他本人也實踐著將詩書畫印融為一體的創作。可以想見這痴愛花鳥畫的「天下一人」，身先士卒，對花鳥畫的審美標準、人文學養和祥瑞寓意的追求，乃至對文人情趣的導向，或都曾產生不可低估的影響。
宋代也是士體花鳥畫形成的重要時期，其獨特的表現形式就是「墨花」或「墨卉」。宋代文人或許受理學格物致知的影響，上追魏晉，繼續感悟生命意蘊，並述之於詩文書畫，施之於日常生活，而將中國藝術引向「尚意」的追求靈性的境界，蘊育著中國藝術之極致。宋四家之首的蘇軾（1037—1101），不僅在文學上有50多首詠梅詩，可與其同時代周敦頤（1017—1073）之《愛蓮說》相共鳴，並親身實踐墨竹墨石和闡述其理念，如：「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氣，看數尺便倦」，直接為文人畫造景造勢。因此，「墨花」的誕生，就是宋代士大夫在哲學、文學、人格追求的藝術體現，蘇軾無疑是其領軍人物。
南宋偏隅臨安（今杭州），院畫風格為之一變，多趨於傅色清淡之作，以勾染為主的以工帶寫的形式，變色彩為墨彩，變富麗為淡雅，變拘謹為靈動。士體一路，發展了北宋以來的「墨花」，如揚無咎的墨梅、趙孟堅的蘭蕙。元代的趙孟頫（1254—1322），以「作畫貴有古意」的思想，影響了有元一代的書畫。墨卉的梅蘭竹菊於此階段成為士體花鳥畫的典型代表，醞釀著明清水墨寫意花鳥畫的前奏。
明清以來的500多年間（14世紀至20世紀初），院體、士體仍然是花鳥畫發展可依據的兩條主線。明代院體花鳥畫的特色，一是從傳統中尋找靈感，復興傳統的唐宋工筆花鳥畫，以邊景昭為代表和以孫隆為代表的從10世紀徐崇嗣的沒骨法中開創的粗筆沒骨形式；二是從繪畫技法中尋突破，如林良創粗筆水墨形態的花鳥畫，以及糅合邊景昭的工筆和林良粗筆水墨之美的呂紀。
明清時代的士體花鳥畫，以水墨寫意為顯著特徵，更趨向於個性的自由表述，並逐漸成為此一時期花鳥畫之主流。尤其在江南一帶陸續出現了幾個畫派，如吳門畫派、常州畫派、揚州畫派和海上畫派等。其中吳門畫派之首沈周（1427—1509）的花鳥畫，以寫帶工的形式，「平淡古樸，大雅不群」，其「花鳥走獸之類，皆別有天趣，非寫生家所能及」，開啟了富有文人情趣的寫意花鳥畫。
清初的常州畫派，是著名的花鳥畫派，開派者惲壽平參考前人沈周、孫隆等人的作品和文獻記載，創造「仿北宋徐崇嗣」的沒骨花卉畫法，渲染為主，設色通透，淡雅如生，天趣盎然，風靡全國，且影響長遠，不僅其族人門生數代相傳，例如清代晚期承其沒骨法的廣東畫家居巢（1811—1865）、居廉（1828—1904）堂兄弟倆，又演繹出「撞水撞粉法」，開創和形成了「居派」花鳥畫，為世矚目，並成為嶺南畫派之先驅。
常州畫派之後，號稱「八怪」的揚州畫派，如金農、鄭燮、李鱓、羅聘等，揮墨有風，筆走龍蛇，將寫意花鳥畫推向更具個性的表述。這一批多以畫謀生的畫家，也是中國繪畫史上早期職業畫家的重要群體。
明清時代也誕生了水墨大寫意花鳥畫，將無形的精神靈性，化作有形的水墨效果，變幻莫測，耐人尋味。清初的四畫僧，尤以八大為著，借著大寫意的水墨花鳥畫，將獨立不羈的個性表述得淋漓盡致，前無古人，後鮮有來者。
清末民初海上畫派的誕生，是中國在中西交融特定時期的產物。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開埠，從此中外貿易中心逐漸從廣州移到上海。政治和經濟局勢的改變，很快促使上海成為中國的經濟和藝術文化中心。自清末「海上四傑」的吳昌碩、虛谷、任頤和蒲華，和以張熊為首的「滬上三熊」（另兩位是朱熊、任熊），海上畫家融入了來自周邊江浙及更遠地區的藝術人才，致其後有海上六十家之說。以花鳥畫為重要題材的這一畫派，在上海為西方文化浸淫和商業性追求的環境中，在繪畫上也呈現創新和多樣化，例如對西畫的明暗、色彩、筆觸的參照；在題材上，因社交的廣泛需要，雅俗共賞的畫題流行，如四季花鳥、牡丹富貴以及寓意吉祥的歲朝清供等。從整體上看，海派花鳥畫作品更趨向通俗化和商業性。海上畫派作為20世紀一個重要的畫派，是中國古典繪畫向現代繪畫過渡期間不可忽略的一環。
（作者系華美協進社中國美術館館長）
責編：陳道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