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陽明學詮釋史」研究異於「陽明學史」研究之處在於研究視角的轉換，五百餘年的中外陽明學發展史不是建構的對象，而是「論」的對象，由此形成緣「史」而「論」，由「論」而「理」的三重意涵。
國家社科基金優秀項目「陽明學詮釋史研究」（17AZX006）通過研究指出，陽明學的二度詮釋學研究既是「論史」和「史論」的統一，又是哲學研究與文化理論研究的綜合。
原文 ：《出「史」入「論」：陽明學詮釋研究的形上走向》
作者 | 東南大學教授 陸永勝
圖片 | 網絡
論史：陽明學詮釋的「在地化」
伴隨著王陽明於貴州龍場的悟道、證道、傳道和踐道，陽明心學便作為思想形態、學術形態、意識形態和文化形態存在著。陽明學詮釋史研究以二度詮釋的方法，力圖全面反映中國、日本、韓國、歐美陽明學這四種形態的發展演化，努力凸顯四個區域因思想、文化、政治、經濟等的不同而呈現出來的不同詮釋特色，故呈現陽明學詮釋的「在地化」是「論史」的主要任務和特徵。
中國陽明學詮釋史的話語特色最為豐富。明代陽明學詮釋處於三教合流的文化生態中，以批判、維護與調和為特色。基於政統的官學與異學和基於道統的正統與邪說間的分別使得三教文化間存在著內在緊張，這既是陽明後學、甘泉學派、朱子學者和佛道士人建構陽明學的學術和思想形態的語境，又是其對陽明學進行文化與意識形態構建的依據。清代陽明學詮釋以批判與建構為特色。遺民學者的陽明學詮釋富含情感性——一種對陽明學擔負國家興亡責任失落的苛責，這種情感導致部分學者對陽明學的詮釋走向「偏執」。而經學家多在學術實踐中將陽明學詮釋託付於文獻考據，以無聲之文獻表達思想的聲音。這在很大程度上糾正了乾嘉以前的片面主觀性，產出不少真知灼見，是對陽明學的解構與重建。近代陽明學詮釋以主體重構為特色。同光新政學者以「中國」為主體和目的，其雖無心在陽明學中開出新外王，但在文化意識方面具有自覺的主體意識。戊戌變法學者謀求政治維新以圖自強和其內在的文化自信本然相連。現當代陽明學詮釋具有多元化特徵。在傳統斷裂的陣痛中，文化主體意識日益增強，彌合、回歸傳統與建構體系成為陽明學詮釋的努力方向。而港台地區陽明學研究在西學語境中儘可能地延續了自身的文化傳統。
日本和韓國陽明學詮釋的突出特色分別在於「日本化」和「韓國化」。陽明學在日本朱子學、古學和禪學的三重語境中傳入，繼而經歷了「日本化」「再日本化」「批判反省」「學術與價值分裂」四個階段。當代日本陽明學者對自身陽明學的民族性問題毫不質疑，這也意味著陽明學「日本化」的進程已經完成。需要指出的是，陽明學的「日本化」並不是帶來中日陽明學的融合，在邏輯上，它凸顯了日本陽明學的日本性和中日文化間的差異性，並增強了日本文化的自覺意識。日本陽明學詮釋史是日本政治、文化、學術、思想等與陽明學自身發展合和的產物。韓國陽明學詮釋存在著義理與價值的「韓國化」，同時在近代經歷了主體性的重建。弔詭的是：陽明學因其事功論被朝鮮王朝接受，在經歷了追求事功與義理合一後，終以重義理的江華陽明學為主流；非官學的陽明學卻在朝鮮王朝後期積極參與了韓國儒學的「心學化」進程；接受和研究陽明學的主體是邊緣化的士人學者，但在韓國「近代化」進程中陽明學發揮了先驅作用；陽明學重事功的傾向使其成為韓國實學、天主教、開化思想的思想基礎。
歐美陽明學詮釋首先面對的是外在的文化碰撞，即華人學者的文化身份確認，而在更本質的文化主體性方面堅持了中國文化主體。西方學者對陽明學的詮釋可以說是中西文化主體間的對話，二者分別代表了不同的文化主體性。當代現象學風行後，以現象學理論方法研究陽明學形成了熱潮。
綜上，在陽明學詮釋史中，陽明學呈現出精神和價值兩種主要形態，前者側重義理創新，後者側重價值踐行，二者具有內在的必然聯繫。但在社會變革的時代，對價值的強調往往超出了理論的承受能力，二者間的聯繫、緊張與分裂成為陽明學再度詮釋史的關注重心。
史論：陽明學詮釋的學術思想
以二度詮釋為視角，探究因國家、政治、民族、文化和詮釋方法、詮釋立場、詮釋向度等的不同帶來的不同詮釋結果，在諸多具有差異性的詮釋結果組成的王陽明思想的詮釋史中反思其時代內涵與衍化，以及文化語境對文化生成的影響，由此可得到學術思想的創新。第一，陽明學思想是動態的。陽明學是歷時語境中發展、演化的產物，它不是如其產生時那樣一成不變，而是與其所處的時代思想發生交流、碰撞乃至文化要素的互滲與轉換，最終形成清晰可見的陽明學詮釋史。第二，陽明學是語境的產物。不同地域的個性文化語境與時代普遍語境所形成的雙重語境使產生、發展於其中的陽明學在保持基本屬性的同時也具有了不同的地域個性。中、日、韓和歐美陽明學發展體現出具體語境中的個性特徵，對當代文化發展具有啟示意義。第三，陽明學詮釋史是建構之再建構，是有亦是無，是有無合一，故其需要在詮釋建構中由本質的「在」走向實存的「有」。因此，陽明學在某種意義上是語言學。作為言說對象和結果的陽明學始終處於不斷生成中，對象和結果是相對的，二者可以不斷轉化，故唯有詮釋話語體系是相對穩定的，它具有超越性、普遍性。第四，陽明學是時代思想的一部分，也必然和時代思想產生互動。伴隨著當代政治、文化的多元化發展，政治與文化的疏離趨勢也日漸明顯，在不同於傳統社會政治與文化密切結合的當代語境中，陽明學得到了更為多樣性的發展和多重性的價值體現。陽明學在學術研究與思想交流的層面先於政治而得到了廣泛的認可、普及與發展。陽明學的這四個特徵使其似乎具有了變動不居、變化莫測的特性，其實不然，陽明學具有自身的「自性」，上述特徵不過是陽明學的「適應性」罷了。陽明學的「適應性」即呈現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陽明學」——是「適應性」和「自性」的合一，既體現了陽明學的階段發展，又體現了陽明學對其之為陽明學的基本原則的持守。
構理：陽明學詮釋的理論形態
縱觀五百餘年的陽明學發展歷程，陽明學的每一次理論新突破、思想新發展、實踐新成就都與時代變革和歷史事件密切相連。這些看似獨立、分散的發展與突破是我們檢視陽明學時不可迴避的。看待這些「思想史事件」，並以一種一貫的、整體的理論體系做出解釋，就需要建構一種全新的陽明學詮釋理論體系，具體包含五個方面。
一是範疇論。範疇是陽明學詮釋理論體系的話語基本單元，是體現詮釋理論體系歷史性、區域性，甚至學術形態和學派屬性的基本要素。建構陽明學詮釋理論體系需要在比較的視域內考察中外陽明學、理學與心學、心學與傳心之學的基本範疇的內涵之異同，以及使用的橫向和縱向理路，乃至心學範疇在詮釋史中的內涵衍化。對多元文化視域下心學範疇的辨析有利於為陽明學的再詮釋設定可控的邊界。
二是主體論。詮釋主體不僅指陽明學的接受和研究主體，也不僅指其代表的價值主體，更重要的是詮釋的文化主體。中外陽明學之間的詮釋差異在根本上是以陽明學為中心的不同文化主體的接受差異。在實質上，這種差異並不是指向中外陽明學的融合，在邏輯上，它凸顯了域外陽明學的「本土化」和中外文化主體的差異性。
三是方法論。詮釋方法論是最具普遍性的哲學分析。以陽明學為對象的詮釋方法注重或隱或顯的第三人稱的視角，側重的是對象性的論述，體現為哲學史的研究進路；以陽明學為方法的詮釋方法注重第一人稱的視角，側重的是自我詮釋，體現為內在性的哲學分析進路。前者較多關注「影響」思想詮釋的要素和思想的「影響」，後者更強調陽明學義理進路的意義指向。
四是價值論。陽明學的內在維度表明，道德（良知）是價值的基礎，道德內涵著價值確認，德性原則是價值（秩序和標準）建構的形上依據，良知的至善性規定了價值的積極取向，價值指向的道德體現為基於現實的信仰。由此，陽明學價值論的內在邏輯呈現為道德—價值—信仰，進而推動著價值主體的生成和轉化。
五是發展論。現有的陽明學詮釋呈現出轉化論和依附論兩種發展理論，轉化論以傳統與現代的對立和轉化為基本邏輯前提；依附論則視陽明學為整個時代文化思想體系的一脈，其發展僅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其發展方向依賴於主體文化。前者強調內在性聯繫，後者強調外在性影響，但二者在邏輯思維上都採用了二分的方法。顯然，以世界陽明學詮釋史為視域，用系統思維立足陽明學開拓出一種理解「世界」的文化理論體系會更有價值。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於社會科學報1848期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王立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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