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從海洋的視角出發，擷取了近代前三個不同的百年（1250—1350、1500—1600、1700—1800），觀察以黃海和東海為中心，北至鄂霍次克海、南至南海的歐亞大陸東邊海域，梳理了基於海洋產生的人員交流、港口與海洋貿易，技術、信仰、文化的傳播等，以素描般的全景圖方式，重現各個時代的海域及周遭環境的特徵。敘事上打破了將陸地視為歷史描述重點的傳統思維，引領讀者從海洋新角度觀察中國歷史的側面，探索東亞史與海洋密不可分的關係。（附本書前言、本書台版、兩位作者的其他著作）
01 本書概況
《從海洋看歷史：東亞海域交流300年》
原作名：海から見た歴史：東アジア海域に漕ぎだす
編者：〔日〕羽田正
監修：〔日〕小島毅
譯者：張雅婷、陳健成
出版社：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出品方：後浪
出版時間：2023年3月
頁數：304頁
開本：32開
裝幀：精裝
定價：66.00元
ISBN：978-7-5139-4013-9
羽田正（はねだまさし，Haneda Masashi，1953— ），東京大學教授、副校長，日本國際知名的世界史學家。研究領域為伊斯蘭建築史、近代伊斯蘭史、印度洋海上交通史、全球史。
1953年生於日本大阪。1976年畢業於京都大學文學部史學科，1978年獲京都大學文學部東洋史科碩士學位，1983年在巴黎第三大學獲博士學位。1989年進入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7年擔任教授。曾任京都橘女子大學副教授、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長，東京大學教授，東京大學常務副校長。現任東京大學名譽教授、理事與副校長、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世界史·比較歷史學）、國際高等研究所所長、《全景世界史》總主編、日本內閤府21世紀構想懇談會委員。羽田正不拘泥於國民國家或歐洲對亞洲的歷史框架，提倡新的世界史=全球史的敘述，致力於與各國歷史學者之間的合作研究。2017年，作為傑出人文學者獲得紫綬褒章。
著有《伊斯蘭都市的研究：歷史與展望》（東京大學出版會，1991）、《清真寺訴說的伊斯蘭史：建築與政治權力》（中央公論社，1994；築摩書房增補版，2016）、《夏爾丹«伊斯法罕志»研究：17世紀伊斯蘭文化圈城市的肖像》（東京大學出版會，1996）、《夏爾丹勳爵的生涯：17世紀的歐洲與伊斯蘭世界》（中央公論社，1999）、《「伊斯蘭世界」概念的形成》（東京大學出版會，2005；《何為「伊斯蘭世界」：描寫「新的世界史」》，講談社，2021）、《興亡的世界史15：東印度公司與亞洲之海》（講談社，2007；講談社，2017）、《探險商人夏爾丹》（講談社，2010）、《走向新的世界史：為了地球公民的構想》（岩波書店，2011）、《從海洋看歷史》（東京大學出版會，2013）、《地域史和世界史》（密涅瓦書房，2016）、《全球化與世界史》（東京大學出版會，2018年）；合著《成熟的伊斯蘭社會》（中央公論社，1998；中央公論新社，2008）；編著《歐亞文化的交流與嬗變》（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2007）、《全球史與東亞史》（東京大學出版會，2016）；主編五卷本《全景世界史》（山川出版社，2017）。其中，《「伊斯蘭世界」概念的形成》獲得2005年第18屆「亞洲·太平洋獎特別獎」和2010年伊朗政府獎勵伊斯蘭研究的「法拉比國際獎」。
小島毅（こじまつよし，Kojima Tsuyoshi），日本東京大學研究所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教授，主攻中國思想史，專攻儒學史、宋代朱子學、陽明學、東亞王權理論。
1962年出生，東京大學研究所文學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科中國哲學專業碩士課程修畢，獲文學碩士學位。曾任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東亞第一部門助教、德島綜合科學學部人類社會學科副教授等職。自2013年起任東京大學研究所人文社會科學系研究科亞洲文化研究專業教授，現為東京大學研究所人文社會科學系研究科教授、「日中歷史共同研究」委員、日本學術會議連攜會員。他以宋代為主要研究對象，分析研究儒教思想在其政治與社會層面扮演的角色，考據其在世界史上的意義，更從現代視角剖析日本儒教留下的正反兩面影響和遺產。近年銳意於公眾史學，嘗試從東亞視角和中日交流角度來講述日本的歷史。
著有《中國近世之禮教言論》（東京大學出版會，1996）、《宋學形成與拓展》（創文社，1999）、《宋代知識分子諸相》（勉誠出版，1999；《知識分子諸相：以中國宋代為基點》，勉誠出版，2001）、《東亞儒教與禮法》（山川出版社，2004）、《中國思想與宗教的奔流：宋朝》（「中國的歷史」叢書07，講談社，2005；講談社，2021）、《義經的東亞》（勉誠出版，2005）、《近代日本的陽明學》（講談社，2006）、《從海上看到的歷史和傳統：遣唐使·倭寇·儒教》（勉誠出版，2006）、《從義經到一豐：把大河劇開進海域》（勉誠出版，2006）、《靖國史觀：幕末維新的深淵》（築摩書房，2007；築摩書房，2014）、《東大爸爸寫給我的日本史》（2008）、《東大爸爸寫給我的日本近現代史》（2009）、《織田信長：最後的茶會》（光文社，2009）、《朱子學與陽明學》（放送大學教育振興會，2013）、《儒教支撐下的明治維新》（晶文社，2017）、《儒教的歷史》（山川出版社，2017）、《從志士到英靈：尊王攘夷與中華思想》（晶文社，2018）、《天皇與儒教思想：傳統是如何創造出來的？》（光文社，2018）、《講給孩子們的中日兩千年史》（築摩書房，2020）、《足利義滿》（光文社）；合著有《中國思想史》（東京大學出版會，2007，與溝口雄三、池田知久合著）；編著有《東亞的王權與政治思想》（與復旦大學儒學文化研究中心合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東亞王權與宗教》（勉誠出版，2012）、《中世日本王權與禪·宋學》（汲古書院，2018）；監修《東亞五山文化》（東京大學出版會，2014）、《從海洋看歷史》（東京大學出版會，2013）。
張雅婷，1980年生，台中人。畢業於名古屋大學國際言語文化研究科博士後期課程，喜愛閱讀與翻譯。譯作有《我的台南》、《銀幕上的新台灣》、《一個人開書店》。內容力特約譯者。
陳健成，1984年生，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學士、歷史系碩士，現為東京大學研究員。主攻近世中國思想史，研究之外譯有日英學術論文、著作十餘種。
本書從海洋的視角出發，擷取了近代以前三個不同的百年（1250—1350、1500—1600、1700—1800），觀察以黃海和東海為中心，北至鄂霍次克海、南至南海的歐亞大陸東邊海域，梳理了基於海洋而產生的人員交流、港口與海洋貿易，技術、信仰、文化的傳播等，以素描般的全景圖方式，重現各個時代的海域及周遭環境的特徵。敘事上打破了將陸地視為歷史描述重點的傳統思維，引領讀者從海洋這個新的角度觀察中國歷史的側面，探索東亞歷史與海洋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
★在東京大學副校長、紫綬褒章獲得者羽田正教授的組織下，集結數十位學者，發揮超強的史料搜集和整合能力，以大量細節充實展現亞洲東部這片過去被人們所忽略的蔚藍海域。
★跳出國別史的限制，將航海、商貿、造船、交通網絡、港口、移民、技術、信仰變遷、政治角力、文化交流等紛繁的線索，編織成清晰的海域交流脈絡圖。
★與許多人以為的不同，中國不止是一個大陸型的國家。在鯨波浩渺的的海域中，在浮槎萬里的大海彼岸，從黃海、南海到日本內海，從朝鮮、琉球、日本到越南、菲律賓、印尼……中華文明的發散、流播與落地生根，深刻影響著古代東亞文明的交往與對話。
前言 來自海洋的召喚
一 我們的海圖
（一）何謂「從海洋看歷史」
（二）本書的舞台和構成
二 海洋環境和船
（一）歐亞大陸東側的海和風
（二）船和航海
第一部 開拓海疆（1250—1350年）
一 時代的素描
擴及歐亞大陸、印度洋的東亞海域
擴散、共生的人們
政治權力的寬鬆或柔軟姿態
東亞海域的兩個局面
二 海域交流的舞台背景和旗手
沿岸各地區的社會動向
往來海域、與海搏鬥的人
三 海商擴張的海域交流——開放性的擴大
政權實施柔軟、寬鬆的海上貿易管理
「外來者」的擴散
政治權力和商業的接近
經濟、往來圈擴大
四 蒙古西征與其影響——開放中的封閉性
蒙古對「海路」的掌握企圖和軍事活動（1）——經略日本
蒙古掌握「海路」的企圖和軍事活動（2）——南海經略
相關各地區的反應
東海的貿易盛況與政治的緊張
五 物品和技術的往來——邊緣的擴大與雙向流通
從中國輸出的物品
流向中國的物品
江南生活文化的普及
從「文明」輸入到「文化」輸入
第二部 相互爭奪（1500—1600年）
一 時代的素描
從皮萊資到卡萊蒂
朝貢/海禁體制與東亞海域
政治動搖與開發進展
邁向去中心化、多元化的時代
三個「互相爭奪」的局面
二 大倭寇時代——東亞貿易秩序的變動
倭寇
海盜與水軍
葡萄牙勢力的登場
雙嶼的繁榮和衰微
王直的「可能性」
東亞海域的經濟和日本白銀
承認互市貿易的嘗試
三 海商的時代
1591年的對中貿易摩擦
重組東亞貿易體系
華人海商與其交易圈
海商的群像
港口和居留地的景致
海域亞洲的商品
東亞海域的「白銀的時代」
「互相爭奪」與新興勢力的抬頭
世界規模的物品與人的移動
四 多元混合的文化發展
從港口看東亞海域
擴大的交易圈與航海神
基督教的傳教與相剋
聯結海域亞洲的陶瓷之路
反映時代的屏風
海域交流的擴大和南蠻漆器的誕生
火器技術的新發展
大量出版的時代與出版技術的融合
漂洋過海的日本信息
再度登場的豐後府內
第三部 分棲共存（1700—1800年）
一 時代的素描
兩次漂流事件
生還的漂流者
圍繞東海的權力與「海洋的和平」
東海的外圍——南海的漂流民
東海和南海的「差距」
作為「邊界」的海洋
二 海商和「近世國家」的「分棲共存」
18世紀海上世界的旗手
華人海商的戎克船
貿易港的商人團體
東印度公司和港腳貿易
聯結國家的船與人員
貿易都市長崎
沿岸航海與國內海運
與海對峙的權力
日本列島的諸權力和海域交通
海與權力的結合形態
三 交流及居留的壓縮與集中
正德新例和信牌騷動
「政治之海」的非政治化
「近世國家」間的關係面面觀
「近世國家」致力於「分棲共存」
清朝的出海限制和出入境管理
日本、朝鮮、琉球的「海禁」體制
海上勢力的重整與沿岸警備體制的完備
外國人居留地和居民的形態
漂流民與遣返體制
四 跨越海洋的商品和信息
海域交流的變化——從人到物品
某漂流唐船上的貨物
由交易路線所見的東海和南海
渡海商品的「日用品化」
往來海域的商品與貨幣
產業、貿易構造的重整與國產化的進展
人口的增加與移動——南海的「華人世紀」
信息交流的印刷化
從抄寫到改編，再到成為「傳統文化」
對海域交流的憧憬和警戒 258
航海信仰的「本地化」和「近代化」
作為「邊界」的海——走向「分道揚鑣」的時代
參考文獻
後記
02 本書前言 來自海洋的召喚
唐芋和日本芋
「從海洋看歷史」，將會發現什麼樣的歷史呢？和一直以來我們所熟悉的歷史有何不同？還有，為什麼需要重新檢視這樣的歷史？下面就讓我們利用生活周遭的素材來回答這些疑問吧。
在即將邁入17世紀時，東亞各地幾乎同時開始栽種原產於拉丁美洲的新農作物，辣椒就是其一。日本列島把辣椒稱為「唐辛子」（唐芥子）或「南蠻」（胡椒），說明這種作物是由唐人（中國人）和南蠻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引進的。在中國，辣椒古時就常被稱為「番椒」，意即這東西是從番國（蕃國、蠻國），也就是外國傳入的。但在朝鮮半島，辣椒最初被稱為「倭芥子」。另外，在琉球群島常見的島唐辛子，又稱為「コーレーグス」（koureidasu，高麗胡椒）。有的說法認為「コーレー」（kourei）是指朝鮮半島的「高麗」。從這些不同的名稱可知，各個國家及地區對通過歐洲船舶傳入東亞的辣椒來自何處的信息產生了分歧。辣椒幾乎是同時傳入各地的，但為何會造成這樣的結果呢？
再舉一例。番薯也是原產於拉丁美洲的作物，日文里的番薯稱為「薩摩芋」，意即來自薩摩地區（今鹿兒島縣）的番薯。這個稱呼主要在日本的本州以北使用，北九州稱為「琉球芋」，而薩摩地區所處的南九州又以「カライモ」（karaimo，唐芋）的稱呼較為普遍。然而，番薯在朝鮮半島被稱為「고구마」（goguma），據說是源自對馬島的「コウコイモ」（koukoimo，孝行芋）一詞；即使是沖繩，雖然很多時候稱為「唐芋」，其實大概在18世紀以前，也會被稱為「バンス」（bansu，番薯）。根據琉球史料記載，「バンス」在16世紀末、17世紀初傳入，寫作「番薯」，而「番薯」（番芋）是在中國流行的稱呼。在中國，有關番薯是如何傳入的，也因地區不同而說法各異，在廣東，有說法認為是1580年廣州灣沿岸的東莞縣民從安南帶回來的；在福建，則說是1593年由閩江河口的長樂縣民從呂宋島帶回。
然而，同樣是在中國，浙江舟山群島附近流傳的番薯由來卻截然不同。這裡有一座以觀音道場聞名的島嶼普陀山。1607年浙東地區（浙江省東部）的士大夫們編纂了地方要覽《普陀山志》，指出「番芋」很早就是該島的特產之一，在說明「味甚甘美」的同時，也記載了「種自日本來」。番薯的「番」（蕃）是指日本，換言之，原本在琉球和薩摩被稱為「唐芋」的番薯，來到這個地區就成了「日本芋」。這個日本起源說，被百年後刊行的《南海普陀山志》承襲下來。如果以現代「常識」來判斷，相較於廣東和福建一帶認為番薯是商人從東南亞帶回來的說法，《普陀山志》的日本起源說缺乏說服力，但這也反映出當時的普陀山是往來日本的海上交通要地。
由上述可知，圍繞辣椒和番薯的傳播產生了分歧不一的訊息，當中也包括乍一看荒誕無稽的說法，形成眾說紛紜的混亂狀況。近年來，各種嘗試以論證和理論做出合理說明的研究陸續發表。其中，有的研究著眼於品種的不同，值得引起注意；也有很多研究過於執著辨清說法的真偽，捨棄了珍貴的史料和民間傳承，或是流於「誰先誰後」這種民族主義的論爭。這些討論很難說具有建設性。為了打破這樣的僵局，我們不妨大膽地轉換思維吧。
過去的研究和討論，是以某物從A國傳播、輸入B國的看法為前提的。但這前提本身也堪質疑。不妨試想，薩摩人說的「唐」和浙東人說的「日本」，其實是同一個「場所」；或者說，想像這些分別把番薯傳入廣東的「東莞人」、福建的「長樂人」、浙江的「日本人」，甚至是「南蠻人」，其實都活躍於同一個「舞台」上（雖然彼此的關係不一定友好），會是什麼樣子呢？
那麼，上述的「場所」和「舞台」是哪裡呢？是「海」。換言之，不管是番薯還是辣椒，都不是從A國或B國而來的單向路徑，實際上都是來自「海」的。有些地區把這個「海」的世界稱為「唐」，有些地區可能稱其為「倭」或「日本」，根據具體情況的不同或許又會稱「琉球」或「高麗」。
讀到這裡，打算駁斥「簡直是牛頭不對馬嘴」的讀者想必很多。但這個思路貫徹了本書標榜的主題，下面就讓我們稍微換個角度繼續往下看。
「海上」世界和陸地上的「國籍」
活躍於「海上」這個舞台的商人，稱為「海商」。明明是同一位海商，卻可以根據地方不同，在文獻記載中成為來自不同國家的人。例如，9世紀日本的留學僧圓仁1 從唐搭船回國的時候，船長金珍在唐朝被認為是「新羅人」，但一到日本，大宰府又稱他為「唐人」。還有，和金珍一起行動的欽良暉，在唐朝是「新羅人」，但之後他在日本幫助圓仁的對手圓珍2 出國時，卻被稱為「大唐國商人」。以及同樣在背後援助圓珍的李延孝，在日本被稱作「大唐商客」「本國（日本）商人」，但在中國的港口又搖身一變成為「渤海國商主」。
其他扮演政府使節角色的海商身上也有類似的情況發生。1026年從日本啟程、以「大宰府進奉使」身份訪問中國寧波的周良史，在日本時卻被稱作「大宋國商客」。1160年代帶著外交文書往來宋朝和高麗之間的徐德榮，據記載他在宋朝是「高麗綱首」，但在高麗則被稱作「宋都綱」（綱首和都綱都是海商的別稱）。還有，在1004年和1019年作為西亞大食的貢使渡海來到宋朝的蒲加心，分別在1011年以勿巡（阿曼的都市蘇哈爾）、在1015年以注輦（南印度朱羅王朝）的貢使身份出現。在1391年和1396年，琉球的中山國派遣到明朝的貢使隗谷結致，在1404年則作為南山國使節前來。也就是說，存在著同一位海商被冠上不同的國名來稱呼的情況，那究竟該稱他們為哪一國人呢？
由這種乍看混亂的情況可推知，比起海商的出生地和種族，當時的陸地政權更重視他們是從何處來、由哪個政府派遣的。對於來自海上世界的船隻或商人，只要持有一個認識的陸地國名作為標籤，就不成問題了。
實際上，有些在海上世界生活的人，對自己的出身也不怎麼堅持。例如，在寧波發現的記載1167年向寺院參道捐贈鋪石費用的石碑，上面刻有張公意、丁淵、張寧這三個名字。從姓名來看，他們顯然是華人，但在介紹上分別記載為「建州普城縣寄日本國」「日本國大宰府博多津居住」「日本國大宰府居住」。張公意是暫居日本的建州普城（今福建浦城）縣人，與他主動提到自己的故鄉相比，其他兩位則不拘泥於出生地，而直接用「日本國居民」來表示現在的境遇。
03—本書台版 《從海洋看歷史》
原作名：海から見た歴史：東アジア海域に漕ぎだす
編者：〔日〕羽田正
監修：〔日〕小島毅
譯者：張雅婷
出版社：廣場
出版時間：2017年5月
頁數：256頁
開本：32開
裝幀：平裝
定價：NTD 360
ISBN：978-9-8694-0884-4
從媽祖信仰的傳播與倭寇、鄭芝龍鄭成功父子，看這一千多年來東亞海域的故事！
東亞海域不只有蒙古來襲與鎖國、「一口通商」，從媽祖信仰傳播之廣（東抵琉球、南達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泰國）就足以證實東亞海域各地交流通商的活絡，當然這其中也將出陸權對於海洋的利用與警戒的矛盾、掙扎。
近代東亞世界的海域
1. 跨越海洋的商品和情報
1715年的冬季，在大坂、道頓堀戎橋的淨琉璃小屋竹本座，近松門左衛門作的「國姓爺合戰」開始上演，以鄭成功為原型的主角，擁有日本人母親的混血英雄和藤內，以比擬為清朝的「韃靼人」為對手，為了復興明朝而戰，這部作品立刻獲得街頭巷尾的廣大歡迎，相當賣座，破例演出長達17個月。
2. 產業、貿易構造的重整與國產化的進展
要說明18世紀的東亞海域產業，就必須要留意到商品作物的生產。其背景是農業經營裡面，以核心家庭或者是再加上祖父母的四～七人程度為基本單位，在各地形成「小農社會」。小農社會的成立，在中國是16世紀左右，在日本、朝鮮是17世紀左右，以及在越南是18世紀。伴隨小農社會的普及，適用於小農經營的農耕法和農業技術，透過農書或農業專家等方式傳播開來，同時剩餘勞動力也投入到家庭代工等的農家副業里，以及日本的家制度與漢人的宗族等，家族、親戚組織也演變成適合這種型態的樣貌。其中，選擇生產棉、桑（採取生絲用的蠶飼料）、菸草、茶這樣的商品作物來作為本業的地區也逐漸增加，不是副業，在之前的時代已經成立的流通網絡，就支撐著這些生產與地域間的分工模式。
3. 人口的增加與移動—叱吒南海的「華人世紀」
為18世紀帶來特色的一大動態就是中國大陸的人口爆發，日本列島或朝鮮半島在17世紀是人口增加的時代，但是18世紀中葉呈現停滯的狀態，對此，中國大陸的人口從17世紀末開始爆發，推估那個時候大約是1.5億人的人口，在100年後的18世紀末突破3億人，1750年左右的推估人口，日本大約3000萬人，朝鮮約700萬人，可是清朝多達1.9億～2.2億人。
4. 情報交流的印刷化
這個時期跨海移動的物品裡面，值得一提的是書籍。與上個世紀相比，雖然這個時代在東海上往來、進出四個「近世國家」的人或物品減少，但是書籍的流通卻相當興盛，移動的情報範圍擴大許多，清朝治下的以江南為首的各個都市，向日本或朝鮮、琉球、越南方面發信，透過海路和陸路傳播了大量的漢語情報。
這個時代漢籍的最大買主，是和清朝沒有正式邦交的日本，德川政權與各個大名的政治權利，積極地透過來到長崎的華商和唐通事收集漢籍，甚至是饑渴的程度。在日本，漢籍受容的重要特徵是民間書店發行和刻本。
5. 航海信仰的「在地化」和「近代化」
這個時期的海域交流特徵也可從航海信仰的面貌及其變化觀察到，航海神的媽祖（天妃、天后）從中國大陸出發的船舶所到之處皆可看到，琉球有祈求保佑和福州之間航海安全的天妃宮，在南海的華人街媽祖信仰也很興盛，在日本列島裡面，華商在長崎興建的唐寺或唐人屋敷里設有媽祖堂，提供給入港的華船可以把船上媽祖像暫時寄放，奉請船上媽祖前往媽祖堂的「菩薩揚」（護送媽祖隊伍），充滿了異國情緒的景象，成為18世紀長崎的特色。
另一方面，九州的薩摩和北關東的常陸等地，日本人漁民或船員也在祭拜媽祖，薩摩的媽祖是從海上看很醒目的野間山頂上以娘媽權限為神名來祭拜。深見玄岱在1706年出現的「娘媽山碑記」裡面記載由於無法拯救哥哥心生悔恨而投海的媽祖遺骸漂抵岸邊，這是《天后顯聖錄》的改寫作品。
6. 重要事件
蒙古襲來（公元1274年、1281年），明太祖廢除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廣東廣州等三個市舶司（公元1374年），日本南北朝結束（1392年）進入室町幕府時代，葡萄牙傳教士聖方濟‧沙勿略東來馬六甲與日本（1549年抵達鹿兒島），1565年起，西班牙陸續征服菲律賓群島，隆慶開關（公元1567年，明穆宗），豐臣秀吉於1587年下令驅逐傳教士、施行禁教令（針對天主教），文祿之役（公元1592年）慶長之役（公元1597年），荷蘭成立東印度公司（1602年），德川幕府執行鎖國（1633年），大清入關（公元1644年），大清入侵台灣（公元1683年），1757年大清乾隆帝下令只保留廣州一地作為對外通商口岸，1853美國東印度公司司令佩里率四艘軍艦駛入東京灣。
7. 本書特色，稀有權威
前言 來自《從海洋看歷史》的召喚
第Ⅰ部 開拓海疆（一二五○～一三五○年）
一 時代的素描
二 海域交流的舞台背景和旗手
三 海商擴張海域交流的版圖——開放性的擴大
四 蒙古西征與其影響
五 商品和技術的往來——邊緣的擴大與雙向流通
第Ⅱ部 相互爭奪（一五○○～一六○○年）
一 時代的素描
二 大倭寇時代——東亞貿易秩序的變動
三 海商的時代
四 多元混合的文化發展
第Ⅲ部 分棲共存（一七○○～一八○○年）
一 時代的素描
二 海商和「近世國家」的分棲共存
三 交流及居留的壓縮與集中
四 跨越海洋的商品和情報
參考文獻
後記
執筆者、執筆協助者一覽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