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麟立即將白鑫在醫院出現的情況進行了詳細匯報，陳賡判斷，白鑫並不了解柯麟的真實身份，所以柯麟並沒有暴露，只是白鑫因為心虛，疑神疑鬼。決定讓柯麟繼續照常營業，同時在醫院和五洲藥房附近布置了行動人員，晝夜設伏，隨時抓住機會除掉白鑫。
「如果聽到槍聲，你就馬上跑開。"年輕的情報科長對柯醫住說。
但行動人員整整等了一周，白鑫始終沒有露面。叛徒白鑫還會再來嗎？陳賡認為，白鑫的病並沒有完全治好，更多可能是擔心怕出事，所以不敢外出看病，但極有可能請柯麟醫生上門複診。
白鑫來到醫院並沒有發現什麼可疑的地方，只是憑直覺，出來的時間太久，可能會遇到危險，就溜走了。
兩個禮拜以後，柯麟醫生突然接到白鑫打來的電話，請他到法租界某飯店。
柯麟去後，發現在場不僅有白鑫的老婆、保鏢，還有范爭波，范爭波與白鑫是同鄉，現在又充當起這個叛徒的保護人了。
沒過幾天，白鑫再次打電話請柯麟醫生出診，地點改在范爭波的公館。白鑫始終心裡有鬼，整天心緒不寧，覺得離開范公館就會有危險。但對柯麟已放下戒備心，於是，利用治病這一機會，使柯麟搞清了現在白鑫藏身的準確地址：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路)和合坊 43號。
柯麟醫生按照指示，在白鑫所在的弄堂最後一家，租房子住下。陳賡在緊靠范爭波公館的一幢樓房又租下了三樓的房間。這裡居高臨下，可以清楚地觀察43號范宅內的一舉一動。
白鑫儘管住在范公館裡，仍覺處境危險，惶惶不可終日，但老是躲著不露面也不是辦法。於是他請求出國，范爭波經過請示，得到許可，同意白鑫去義大利，躲過風頭，再回來。
白鑫秘密做好了出國的準備，然而什麼時間離開，我們並不掌握，陳賡這時想到了一個人，就是楊登贏。
楊登瀛，早年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1928年1月，國民黨成立了調查科(「中統」前身)，在上海籌建調查機構，以反共為首要目的，楊登瀛得到蔣介石「在滬協助辦理重要案件並處理之」手諭，成為國民黨駐滬特派員，獨立於軍警和偵察機關，直屬陳立夫領導。
楊登瀛同時又是陳賡手下陳養山的舊相識，與張道藩有私交。陳養山發現，楊登瀛對共產黨很有好感，但又不願意放棄做官的機會，陳養山將楊登瀛的矛盾心理向周恩來進行了匯報，周恩來指示，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決定將楊登瀛發展成為我所用的反諜特工。
1928年5月，按照周恩來的指示，陳賡約楊登瀛在霞飛路一家咖啡館見面。楊登瀛對陳賡是仰慕不已，陳賡人是黃埔三傑之一，在北伐戰爭中救過蔣介石的命，陳賡當時已是上海中央特科主要的負責人之一。
兩人一見如故，相談甚歡，後來決定，楊登瀛除了在中統工作以外，也要找機會打入淞滬警備司令部和公共租界的情報機構，爭取打通情報渠道，中共特科還派連德生作為他的私人保鏢，同時負責與陳賡聯絡。
陳賡切斷了陳養山和楊登瀛的關係，表明身份後，自己開始單線和楊登瀛聯繫。
在政治上，楊登瀛並不可靠，當時給他做保鏢的連德生回憶，楊官架子很大，做事情總喜歡做兩手準備，心思極深。
然而秘密性質的工作卻需要這樣的人。當時的上海處於白色恐怖時期，許多共產黨人被殺，還有許多人變節，在這樣殘酷的背景下，楊登瀛被周恩來、陳賡等共產黨人的氣度所折服，在周恩來的特批下，楊登瀛成為一名特殊身份的我黨特工。
為了穩固楊登瀛的地位，便於他發展社會關係，周恩來專門為楊登瀛重金配備了一輛別克高級轎車，這樣更利於他為陳立夫、張道藩等人的服務，易於接近上海各界上層人物，也方便與我們聯繫。
1929年10月，陳賡為楊登瀛在北四川路大德里對面過街樓上，成立了一個辦事處，掛牌「國民黨中央調查科駐滬辦事處」。陳賡派一名女共產黨黨員安娥去做秘書，楊登瀛一有重要情報，安娥就及時抄送陳賡。這裡也是楊登瀛和各方人士會合的地方，偵探和姦細也會來這裡和楊接頭。
光靠感情是不行的，還要幫楊在反共方面取得卓著成績。經周恩來批准，陳賡定期給楊登瀛提供我們的宣言、傳單、刊物，還有一些特別定製的假情報。
陳賡特意在租界內，安排一些假的工作機關，留下一些看似機密的文件，讓楊登瀛去繳獲，作為楊登瀛邀功的資本。楊登瀛很快就成為中統在上海舉足輕重的人物，也是國民黨在上海能量最大、效率最高的實力派。
隨著楊登瀛的地位升高，又得到中央調查科主任徐恩曾的重用，陳賡一方面加強對楊登瀛及家人的思想工作，一方面將楊的任務重心轉向協助處理我們內部的奸細和叛徒方面。
為了儘量多的打探叛徒白鑫的準確消息，陳賡決定派遣楊登瀛去范爭沒公館一探究竟。
楊登灜這樣的不請自來，范爭波會不會有所警惕，有所懷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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