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玉
編輯|子昂
軍事占領期間，由於勞動力的逃離，使得農業生產出現混亂狀態。
而新的生產方式的建立，單由種植園主和自由民雙方協商是無法達成一致的，需要政府採取一定措施恢復南方農業生產發展。
他們試圖用與北方類似的勞動關係取代奴隸制度，禁止鞭打，要求僱主支付工資，並對僱主和勞動者施加其他限制。
戰爭結束前夕，奴隸制大勢已去，關於勞動力如何安排的爭議也開始面臨一個新局面。
自由民局的建立
隨著近400萬奴隸被解放，自由民試圖通過自身努力，確立一種新的社會政治經濟秩序。
然而自由的問題不是僅涉及到剛剛解放的奴隸，而是牽扯到南北雙方。
當時並沒有明確的指導方案，南北雙方也沒有達成共識，無法確保自由民從奴隸順利過渡到自由，從一個以白人統治、黑人被征服的社會過渡到一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南方社會新環境。
面對被遺棄的土地、日益增長的難民人口、自由民對土地的渴望以及南方民事當局的崩潰等情形，南方戰後的混亂狀態迫切需要聯邦政府立即採取行動，提供救濟、開始重建進程並恢復秩序。
自由民局的設立是南方重建過程中的焦點問題。
對於重獲新生的自由民來說，這是保證他們自由權利，獲得法律上平等地位的「政府」。但正是因為它的存在，南方白人統治黑人的舊有模式被打亂。
南方白人認為它是非法的存在，希望它被解散，恢復白人占主導地位的州政府。在整個重建過程中，對自由民局的存在都抱有不同的觀點。
自由民局成立之初，幾乎所有的聯邦官員都認可此行為是用非常手段來應對非常危機。
它被設立在陸軍部之下，受制於總統權力，承擔國會給予它的諸多責任，但是國會沒有明確劃分自由民局的責任和權力範圍，也沒有提供足夠的資金保障該局的正常運作。
儘管權力受各方掣肘，自由民局的成立為從戰爭走向和平、從奴役走向自由開闢了新的道路。
國會通過的該局法案制定了一項全面性的救濟方案，由其監督和管理「所有被遺棄的土地、以及控制所有來自叛亂州與難民和自由民有關的問題」。
負責「衣物和燃料等的供應為貧困和受苦的難民、自由民及其妻兒提供臨時的住所」。
而且，自由民局法案將其存在期限限制在「當前叛亂戰爭期間及其結束後一年內」。
在戰敗的南方，除了占領軍以外，該局是聯邦權力的主要體現和延伸。
此外，在授權該局「劃出」被遺棄和被沒收的土地，供忠誠的難民和自由民使用的條款中，該法案隱含著政府援助黑人，使其成為獨立農民並開始新生活的承諾。
通過該機構，聯邦政府承擔起新的責任，為難民和自由民提供救濟，試圖在土地上安置自由民，監督勞動合同的實施和勞資糾紛的裁決，以及建立學校等。
通過自由民局，共和黨把它自身對於自由勞動力的想法帶到南方，並加以具體實施。
「四十畝地一頭騾」說法的出現
自由民局的政策實施很大程度上來自於戰時的經驗，當時軍方在已平定叛亂的南方各地組織勞工耕作。
南方部分地區的自由民在軍隊及自由民局的幫助下，還分得了部分土地。
在南卡羅來納州和喬治亞州附近的島嶼及低地地區，自由民希望得到「四十畝地一頭騾」，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解放初期的社會環境及當地實施的特殊政策所致。
1861年11月，聯邦軍隊進入皇家港，種植園主被迫棄地而逃。
自此，財政部和自由民援助協會聯合實施了「皇家港口實驗」，這成為廢奴主義者和激進共和黨人努力將內戰轉變為反對奴隸制行動的展示，證明留在被遺棄的海島種植園上的黑人可以被組織起來，並進行有效的工作。
這種情形的出現極大地影響了北方的公共輿論，出現了黑人可以不受強迫地工作，可以捍衛自己的自由的觀點，同時也出現了一種黑人遲早會擁有自己土地的預期。
1865年，謝爾曼將軍為了減少其所屬軍隊在進軍過程中吸引的自由民的數量，通過安排給他們土地以擺脫龐大的自由民隊伍。
謝爾曼發布了他著名的第十五號特別戰地命令，將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到佛羅里達州傑克遜維爾內陸30英里的海島和低地地區劃出，用於安置自由民。
每個家庭都將獲得40英畝土地的「所有權」，還可以從軍隊借來騾子和馬匹在這些土地上工作。
謝爾曼將軍的這一命令開啟先例，對之後自由民對戰後重建的土地和勞動政策的預期目標產生了重要影響。
四十畝地一頭騾的承諾被納入到建立自由民局的法案中，並在此後成為渴望獲得自主的自由民以及激進共和黨人的口頭禪。
到1865年6月，大約有10000個自由民家庭，在謝爾曼的命令及自由民局的協助下，占據了近50萬畝土地。
他們種下了莊稼，期望收穫，並希望國會能將他們對土地的臨時使用權轉化為永久性的所有權。
同時，在南方其他地方，自由民局還向自由民出租土地，並提供工具和牲畜。內戰的爆發，奴隸的解放，使原先一直被奴隸制壓制的種植園主和自由民之間的矛盾爆發。
雙方圍繞土地展開一系列關於戰後農業應如何恢復生產的爭論，自由民想得到土地，成為土地的主人，但是種植園主並不願放棄自己的土地，雙方各持己見。
聯邦軍隊在其占領土地上成立了一些政府農場，組織自由民生產，並出現了以作物分成作為勞動報酬的工資制嘗試。
在更多的南部占領區，在聯邦軍隊及自由民局的調解和敦促之下，開展了各種新式的農業勞作體系實驗，其中包括低薪的工資制實驗，以緩和種植園主和自由民之間的矛盾。
這些戰時行動都可為之後勞動組織方式的確立提供有益的經驗借鑑，也可以說預示了數年後即將到來的分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