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桓帝之所以發動第一次黨錮之禍，是因為士族集團集體搞對抗。
我要大赦，你們不赦；我要抓人，你們不抓；我要整風，你們不整。於是，只能自己出面，帶著宦官搞黨錮。
這時候，宦官僅是皇帝爭權奪利的工具。
桓帝去世，靈帝繼位。
就在這個節點上，工具長了腦子。
針對外戚和士族的聯合絞殺，宦官們搞了一波反清洗，而且發動了第二次黨錮之禍。
宦官不就是工具嗎？他們怎麼會長了腦子？
宦官卑賤是真卑賤，但親近也是真親近。官僚幹不了的事情，宦官們都能幹。所以，簡單概括這夥人就是四個字：位卑權重。但宦官也有自己的想法。他們願意一直這樣位卑權重下去嗎？
當然不願意。
宦官們也想獲得令人敬仰的地位，也想把手中的權力制度化。而這一切的前提，是生存。
竇武、陳蕃對宦官集團發動大清洗，就是動了生存這個前提。
於是，禍起宮禁。
長樂五官史朱瑀第一個發難：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掌權的那些宦官的確該死，殺了也就殺了，但我們這些老實伺候主子的人有啥罪，為啥也要滅族？
雖然史書和士族認為朱瑀是宦官，但就沖朱瑀說的這句話，我們就能知道朱瑀並不認為自己是宦官一黨。
但是，大清洗一旦發動，任誰也不會在乎朱瑀這個小人物是怎麼認為的。所以，逼不得已，朱瑀成了反士族的急先鋒。
外部越迅猛、內部越團結。宦官們在生存面前，表現出空前的凝聚、生長出高明的智慧，而且一通操作猛如虎，就對竇武、陳蕃這些人來了一波反清洗。
當時，靈帝僅有十二歲。
所以，第二次黨錮之禍，主要是宦官集團決策、宦官集團主導、宦官集團實施。皇帝參與不多。
那等靈帝長大了、親政了，他是不是可以放開黨錮，與士族集團和解呢？
非但沒有，反而變本加厲。
第二次黨錮八年後，也就是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朝廷，請求解除禁錮。但是，漢靈帝不僅處死曹鸞，而且還將黨錮範圍擴大到「黨人」的門生、故吏、父子、兄弟，並牽連五族。
所以，宦官們為求自保發動的第二次黨錮，非常符合靈帝的意志。
甚至，漢靈帝認為宦官們的「革命」不夠徹底，所以他要加碼，黨人不能做官，黨人的親朋好友也不能做官，黨人親朋好友的五族親戚也不能做官。大漢朝就要徹底唾棄黨人以及黨人的黨人。
黨錮之禍，直到公元184年才被有限度的解除。但不是因為漢靈帝突然仁慈，而是因為黃巾起義。
歷史上，純粹的農民起義很難成功。農民的力量必須捆綁精英的智慧，才能打出力度。比如秦末陳勝吳廣起義，六國的遺老遺少不僅貢獻智慧，而且貢獻力量。甚至，這伙精英比農民武裝的力量還要強大，直接主導了歷史走向。再比如隋末農民起義，不僅干廢隋帝國，而且演義英雄傳。那這些英雄是哪來的？隋文帝搞行政改革，把州、郡、縣三級變成州縣兩級。一大批郡縣級幹部徹底失業，隨即就加入了農民起義。
所以，漢靈帝和宦官絕對不是白痴。
這夥人對形勢和人心的洞察非常精準。「黨人」愛做官。不讓他們做大漢朝的官，那他們就做黃巾軍的官。而一旦「黨人」與黃巾軍勾結起來，那黃巾起義也就真得無法收拾。
從兩次黨錮之禍，我們能夠看出：不是宦官非要跟士人過不去，而是皇帝非要跟士人過不去。
漢桓帝和漢靈帝，這兩個讓劉備和諸葛亮嘆息痛恨的皇帝，矢志不渝都在做的事情就是：打倒士族集團。跟什麼親賢臣、親小人，沒半毛錢關係。
那麼，「黨人」、士人以及士族集團到底幹了什麼壞事，非要逼得兩代皇帝都要痛下殺手？
因為皇帝也有立場。從皇帝的立場出發，他根本不認同士族集團是什麼「憂國忠公之臣」，而是一群不聽話的國之蛀蟲。
首先，士族集團的精英翹楚，也就是所謂的黨人、士人們，已經嚴重影響到東漢王朝的長遠統治。
漢承秦制。所謂秦制，就是官僚制。秦漢官僚制與兩周宗法制的最大區別，就是不能世襲。你可以是郡守，但不保證你一輩子當郡守，干不好就得下崗；你是郡守，但不保證你兒子也當郡守，幹完這一任就得換人。「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只有這樣，官僚制才能加速新陳代謝，也才能積極吸納底層人才。但東漢末年的時候，竟出現了這種奇葩狀況：
官僚制的高層，出現了「累世公卿」，不僅爺爺當三公，而且老爹三公，甚至自己和自己的兒子也能當三公。比如《三國演義》裡，袁紹他們家、楊修他們家，以及周瑜他們家。
官僚制的中層，出現了「家世兩千石」，兩千石一般指郡守，是漢朝最大的地方官。當時的刺史，僅管監察、不管行政，而且才是六百石的小官，還沒法跟郡守比。比如《三國演義》裡，公孫瓚他們家、陸遜他們家。
官僚制的基層，出現了「世仕州郡」「世為郡吏」，這些人不足以威脅王朝統治，但也全是地頭蛇，而且自己的位置是普通人努力一輩子也達不到的位置。比如《三國演義》裡，劉備他們家、孫堅他們家。
如果東漢皇帝面臨的是這麼一個局面，那你說他還怎麼辦？整個社會已經僵化到令人窒息的地步。如果皇帝再不有所動作，那乾脆虛君共和算了。虛君共和，也不是什麼壞事。但是，東漢帝國的國家利益怎麼辦？不管是上層公卿、中層兩千石，還是基層郡吏，他們眼中只有家族利益，而無國家利益。
其次，這就引出第二個問題，那就是士族集團只顧家族利益不顧國家利益，直接導致帝國財政緊張。
相比西漢，東漢的邊地麻煩更棘手。
漢武帝之前，跟匈奴和平相處，這種狀況最省錢。國家的錢，主要用來養皇帝、養宗室、養官員，以及養一些常備軍。這就夠了。漢武帝之後，開始費錢，因為得打仗，而且一打就是上百年。但總之還能找到個目標、有個期限。把匈奴打服，這就行了。等他們不服了，咱們再打。
到了東漢，麻煩是羌人。北邊的匈奴，基本不再鬧騰，換了一波鮮卑人，但也能控制得住。但是，羌人與匈奴完全是兩種性質的問題。打匈奴，是正規戰，打得過就打，打不過還能和。但打羌人，就是反恐戰，而且沒完沒了。因為羌人裡面根本找不到一個頭，一般都是小團伙叛亂，偶爾搞一個大規模聯合。結果就是不停地花錢。
這時候，東漢的財政真得吃不消了。
相比西漢，東漢的經濟要更好，土地大量開發、人口大量增長、技術大幅進步。但東漢的財政比西漢差太多。沒有漢武帝那種流氓且會精算的皇帝，是一方面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士族集團隱匿了大量的田產和人口。國家的稅基變小、變薄，那東漢也就只能一直缺錢。
西晉大臣劉毅批評晉武帝司馬炎說：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漢桓帝、漢靈帝這兩個亡國之君賣官撈錢，撈到的錢還都放進國庫；陛下您也賣官撈錢，撈到的錢卻都揣自己兜里，所以你司馬炎還不如漢桓帝、漢靈帝。
這說明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東漢財政真得不行，皇帝只能靠賣官撈錢，才能平衡國家開支；另一個問題是西晉財政更不行，正常收入上來的錢，連養活皇帝都費勁。
但是，我們同時能知道：漢桓帝、漢靈帝賣官鬻爵，不全是為了個人腐敗。
士族集團只管自家利益，他們不管草原問題、更不管羌人問題。那這些問題，誰來管？只能皇帝來管。皇帝來管，就要找錢。但士族集團壟斷地方郡縣，錢收不上來。所以，逼不得已只能賣官鬻爵。
所以，從皇帝的立場出發，士族集團就是一邊享受國家安寧，一邊蠶食國家的稅基，還一邊痛罵自己賣官鬻爵。對於這夥人，皇帝能不恨嗎？
第三，士族集團不僅不顧國家利益，而且還沒有大局觀，對於西北邊防事務完全不上心。
「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葡萄入漢家」。漢武帝打匈奴、開西域，最後就是人命換葡萄的結果。所以，東漢以來，中國逐漸轉向內在，對外部世界不關心、不好奇、不負責。
這完全是被地理經濟限死了。
往北，出了長城，就是低於400毫米等降水量線的草原地區。這地方除了放牧就是放牧，遠不及種地的收益高。去草原折騰半天，也就搶點兒牛羊。往東、往南，都是大海。即便穿越東海、登陸日本，穿越南海、登陸馬來，然後還能幹點兒啥？只能荒野求生。往西南，是青藏高原和喜馬拉雅山，折騰到印度，還能弄兩頭大象嗎？一直往西，是西域，大片沙漠零星點綴著的綠洲，能引進點兒新物種就不錯了。
最後，大家發現，就咱們家最富裕。那得出的最理性決策，自然是別出去折騰了，就在家呆著吧，出去冒險的成本收益比太低。
帶頭轉向內在的，就是士族集團。因為這夥人的主要利益不在西部，而在東部。所以，班超經營西域，雖然很偉大，但東漢朝廷的態度非常複雜。一有風吹草動，就勸班超趕緊回家，在那邊搞外交、搞戰爭太費錢。
甚至，他們不僅不關注西域，而且也不在乎西北，也就是與羌人交戰的甘肅、陝西地區。但是，如果連這些地方都不要了，那關中還能安全嗎？那裡可是埋著漢朝歷代皇帝。而如果連關中都不要了，那洛陽也就沒法安全。
但是，士族集團只在乎自家莊園，以及自己在本鄉本土的名望，一點兒也不在乎西北，更不在乎前線賣命的將士。對於邊地武將和西北軍事，士族集團完全是一種無所謂、不在乎的態度，認為這些人純屬在做無用功。
竇武、陳蕃等人被宦官集團反清洗的關鍵因素，是護匈奴中郎將張奐站了宦官。
雖然張奐自己說被騙了，但不管他怎麼說，他當時就是站了宦官。張奐的選擇非常糾結。自己前線打仗，就需要後勤支援，但士族集團肯定指望不上。這些人不僅不會給自己提供支持，而且還會抹殺自己的功績。
那怎麼選？宦官也不怎麼樣，但比士族集團還要靠譜一些。所以，武將集團，特別是邊地武將，寧願選擇站隊宦官，也不選擇站隊士族。
因此，何進、袁紹發動宦官清洗運動之前，一定要製造聲勢，讓邊地武將提前表態。因為這夥人很可能跟張奐一樣糾結後，站了宦官。
因為關係長遠統治、因為關係國家財政、因為關係國家安全，所以東漢皇帝一定要跟士族集團過不去。跟外戚的仇，僅是爭位子，爭誰說了算的問題；跟士族的仇，則是爭國家，也就是國家要不要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