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平中，歲入臘茶四十八萬九千餘斤，散茶二十五萬五千餘斤，茶戶租錢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五緡，又儲本錢四十七萬四千三百二十一緡，而內外總入茶稅錢四十九萬八千六百緡，推是可見茶法得失矣。
自天聖以來，茶法屢易，嘉祐始行通商，雖議者或以為不便，而更法之意則主於優民。
熙寧四年，神宗與大臣論昔茶法之弊，文彥博、吳充、王安石各論其故，然於茶法未有所變。及王韶建開湟之策，委以經略。七年，始遣三司幹當公事李巳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而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唯茶，乏茶與市。即詔趨趣巳據見茶計水陸運致，又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余錢，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穀，唯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蓋為錢三百，折輸綢絹皆一匹；若為錢十，則折輸綿一兩；為錢二，則折輸草一圍。役錢亦視其賦。民賣茶資衣食，與農夫業田無異，而稅額總三十萬。巳被命經度，又詔得調舉官屬，乃即屬諸州創設官場，歲增息為四十萬，而重禁榷之令。其輸受之際，往往厭其斤重，侵其價直，法既加急矣。八年，巳以疾去。
先是，巳等歲增十萬之息，既而運茶積滯，歲課不給，即建畫於彭、漢二州歲買布各十萬匹，以折腳費，實以布息助茶利，然茶亦未免積滯。都官郎中劉佐複議歲易解鹽十萬席，顧運回車船載入蜀，而禁商販，蓋恐布亦難敷也。詔既以佐代巳，未幾，鹽法復難行，遂罷佐。而宗閔乃議川峽路民茶息收什之三，盡賣於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沒緣身所有物，以待賞給。於是蜀茶盡榷，民始病焉。
十年，知彭州呂陶言：「川峽四路所出茶，比東南十不及一，諸路既許通商，兩川卻為禁地，虧損治體。如解州有鹽池，民間煎者乃是私鹽，晉州有礬山，民間煉者乃是私礬，今川蜀茶園，皆百姓己物，與解鹽、晉礬不同。又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然必以一年為率；今茶場司務重立法，盡榷民茶，隨買隨賣，取息十之三，或今日買十千之茶，明日即作十三千賣之，變轉不休，比至歲終，豈止三分？」因奏劉佐、李巳、蒲宗閔等苟希進用，必欲出息三分，致茶戶被害。始詔息止收十之一，佐坐措置乖方罷，以國子博士李稷代之，而陶亦得罪。稷依李巳例兼三司判官，仍委權不限員舉劾。
侍御史周尹論蜀中榷茶為民害，罷為提點湖北刑獄。利州路漕臣張宗諤、張升卿議廢茶場司，依舊通商，詔付稷，稷方以茶利要功，言宗諤等所陳皆疏謬，罪當無赦。雖會赦，猶皆坐貶秩二等。於是稷建議賣茶官非材，許對易，如闕員，於前資待闕官差；茶場司事，州郡毋得越職聽治。又以茶價增減或不一，裁立中價，定歲入課額，及設酬賞以待官吏，而三路三十六場大小使臣並不限員。重園戶采造黃花秋葉茶之禁，犯者沒官。蒲宗閔亦援稷比，許舉劾官吏，以重其權，二人皆務浚利刻急。茶場監官買茶精良及滿五千馱以及萬馱，第賞有差，而所買粗惡偽濫者，計虧坐贓論。凡茶場州軍知州、通判併兼提舉，經略使所在，即委通判。又禁南入熙河、秦鳳、涇原路，如私販臘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