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張福鎖帶著團隊的老師和學生們，走出校園，在河北曲周農村的一個院子裡，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把課堂、實驗室都搬到了田間地頭，零距離解決生產實踐中的問題，農民給他們的小院起了一個接地氣的名字，科技小院。
十五年來，科技小院的模式不斷成熟，輻射全國，從最初的一座小院，變成了遍布各地的一千多座小院，小院的功能也不斷升級，從教育、科研，到零距離、零時差、零門檻、零費用為農民提供科技服務，再到探索鄉村振興和農業綠色發展的新路徑。近日，新京報記者來到雲南大理古生村科技小院，採訪了張福鎖院士，他表示，從幫扶農戶開始，到助力脫貧攻堅、助推產業發展和鄉村振興，科技小院經歷了許多變化，科技小院的師生，也在不斷成長，「如今，我們正在嘗試全方位地改變鄉村，改變鄉村的生活、生產，乃至鄉村的人」。
張福鎖院士（中）在雲南大理的田間和學生以及當地老鄉交流。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攝
談初衷
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
新京報：你創建的科技小院，把老師和學生帶到鄉村和田間，最初這一想法是怎樣產生的？
張福鎖：我所在的中國農業大學，其實是有這樣的傳統的。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前後，中國農業大學老一輩的學者，如石元春、辛德惠院士等，就在河北曲周進行改土治鹼的黃淮海大會戰，他們常年在農業生產的一線，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創造了黃淮海大開發的奇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其實是繼承了前輩的事業、沿著前輩的路繼續前行。
新京報：是否有一個契機，讓你真正將這一做法付諸行動？
張福鎖：將這一做法付諸實踐的想法，在2008年的時候已經特別強烈了。當時，我的團隊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每年還可以發一百多篇英文文章，在國際上也有了一定的影響力。但我一直在想，我們發這麼多英文論文，農民能看懂嗎？能用上嗎？所以當時就想，我們應該到農村去，看看我們的技術和成果，是不是真的對農民有用。
新京報：當時有老師願意去嗎？
張福鎖：確實有很多老師不理解，有位老師，也是我學生，跟我說他好不容易考上大學，走出農村，為什麼還要回去種地？我跟他說，他現在回去，和以前是不一樣的，因為他是帶著知識和技術去的。2009年我們三位老師帶著兩位研究生去了，但那時候還沒有建科技小院，他們去了以後，早晨八點下地，發現地里沒有人，回來就問農民，你們不下地嗎？結果農民告訴他，他們天不亮就下地了，太陽出來的時候，都已經回來了。我們的老師，還按照學校或者城市的生活節奏走，但和農民完全對不上節奏。我就想，不要遷徙式下地，而是住在村里，像前輩們一樣，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
談歷史
從動員68戶農民開始嘗試
新京報：住在村里以後，情況是不是好轉了？
張福鎖：確實好轉了，我們在村里找了一個農民的小院，老師和學生就住在那裡，給農民推廣技術，農民有問題也來找我們。慢慢地，小院成了村裡的一個活動中心，農民也開始認可我們了。有一回，一個農民說，你們把科技帶到我們農家小院，不如就叫科技小院，科技小院這個名字就是這麼來的。
新京報：當時推廣技術的效果怎麼樣？
張福鎖：效果確實很好，但也比想像的艱難和漫長。曲周當地的農業生產以小農戶為主，土地被分得很零散，都是小地塊。當時我們想，在現代農業發展中，小農戶必然逐漸走向規模化，但實際上，這個過程非常緩慢。小農戶分散，且能力千差萬別，小麥玉米生產技術到位率只有18%，我們跟他們一起幹了四年，才達到50%。但我們在建三江大農場建立科技小院時，一年後的技術到位率即可達到80%以上。這個差別是非常大的。
新京報：是農民不願意接受嗎？
張福鎖：並非如此，而是小農戶本身數量非常大，很難一個個去教，我們就以示範帶動更多的農戶。第一個示範方有163畝地，屬於68戶人家，分成73塊小地塊歸每家每戶管理。我們給他們分了七個小分隊，動員他們種玉米。我們的老師和學生，在地里幫助他們種，跟他們一起分析和解決種植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玉米種下後，長勢很好，可是遇到了一場大風，全都倒了，農民們很著急，就想去扶正，但如果真的扶起來，玉米就折了。我們把所有的學生和老師派出去，在地頭攔住了農民，不讓他們扶，後來那些倒伏的玉米自己拐了個彎兒，又長直了，產量還挺好。就這樣，從68戶農民開始，四年時間，全縣九萬多戶農民，技術到位率超過50%。但即便如此，也為全縣增收三億多元，更重要的是，這些增加的收入，都在農民手裡。2011年，曲周被評為全國糧食生產先進縣，要知道，曲周有大片的鹽鹼地，糧食生產基礎並不好。
談發展
十五年建了一千多個科技小院
新京報：從最初走出小院，走進鄉村和田間，到現在，將近十五年過去了，如今科技小院的情況如何？
張福鎖：曲周的實踐，使我們對科技小院的模式有了很大的信心，而且科技小院的故事，也逐漸被人們知道，越來越多的地方，希望我們去他們那裡建立科技小院。科技小院本身也在不斷發展。最開始，我們幫助小農戶提升農業生產的科技水平，設立了零距離、零時差、零門檻、零費用為農民提供科技服務原則。後來我們發現，通過科技示範戶和大農場的示範作用，去帶動更多的小農戶，效率更高，我們又開始在農民合作社和大農場建立科技小院。再後來，脫貧攻堅的過程中，小院又有了助力脫貧攻堅的功能。脫貧攻堅收官後，我們發現，已經有小院在自發地做鄉村振興工作了。所以我們把科技小院的發展路徑，分成了三個階段，1.0版，主要是小農戶幫扶；2.0版，增加了助力脫貧攻堅的工作，助推產業興農；3.0版，為鄉村振興貢獻力量。現在是3.0+，我們希望通過團隊老師和學生的工作，去全面改變鄉村，不僅改變鄉村的生產，也改變鄉村的生活，改變鄉村的人。
新京報：十五年中，科技小院都做了哪些事？
張福鎖：根據不完全統計，過去十多年中，科技小院師生先後引進創新了250多項農業綠色生產技術，研發了34個綠色農資、農產品，申請了37項國家專利，引進和集成了59種產業體系的209項農業綠色技術和73套技術規程。過去十年中，推廣應用技術的面積累計5.66億畝，增加糧食3300多萬噸，減少氮肥用量120萬噸，增收節支，加起來能達700多億元。科技小院本身，也從一個小院，發展到覆蓋全國的一千多個小院。
談科研
在生產一線培養老師和學生
新京報：很多老師和學生常年駐紮在鄉村，對他們的科研和學習，是否會有影響？
張福鎖：在過去，我們的老師擅長在書本中找項目，在實驗室中做科研，但他們的成果，對農民是不是有用？科技小院本質上是把課堂和實驗室搬進了鄉村和田間，我們的原則是從生產中來，到生產中去。圍繞農業生產一線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和農戶一同展開研究、創新、集成本地化的綠色生產模式。這本身就有大量的課題可以做，會產生大量的研究項目和研究成果，而且這些課題和項目，還是農業生產真正需要的，它們往往也是最前沿的。從數據上看，過去十多年中，我們的師生已經撰寫了技術專著十多部，發表了期刊論文四百多篇，兩篇登上了《自然》雜誌。
新京報：入駐科技小院的都是碩士研究生以上的學生，他們自身也有科研的需求，是怎麼滿足的？
張福鎖：和老師一樣，學生的科研和課題，也是在實踐中尋找並完成的。許多學生剛剛考上研究生，就要開始漫長的駐村、下田。曾有剛入學的學生擔心，過多地幫助農民勞動，是否會耽誤自身的研究，會不會沒有時間寫論文，寫不了論文又該如何畢業？但後來，這位學生把科技小院的模式、研究成果、服務故事寫成文章，發表在了《自然》雜誌上。還有學生，碩士期間發表了10篇論文，寫了一本書。我們統計的數據顯示，2009年-2021年，科技小院累計培養研究生680餘人，670人次獲得國家、地方、企業和學校頒發的獎勵、榮譽，其中20人次獲國家獎學金、2人獲國際獎勵、7人獲「北京市優秀畢業生」稱號、5人獲學校「五四青年標兵」稱號。這些成績，說明我們的教育模式，是可以培養出優秀的學生的，也不會耽誤學生的科研。
談教育
讓學生在實踐中更好的鍛鍊
新京報：很多學生在考上研究生之前，從沒有下地的經歷，他們會願意駐村下地嗎？
張福鎖：確實有不少這樣的情況。一些學生聽到要下地、駐村，第一反應是想逃，但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就不這麼想了。比如最開始的兩個學生，剛開始對進村有些牴觸，但是兩個月後我發現，他們的眼睛發光了，特有神。那時候，我就明白，這樣的教育方式培養效果很好。學生在村里，在田間，要逐漸學會自立，學會打理自己的生活，學會怎麼和人打交道。最重要的是，學會了吃苦，學會了怎麼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我們的教育，總是想著把最好的給學生，老師恨不得把知識掰開了揉碎了餵給他們，但效果往往並不好。到了村里，所有的問題，都得自己想辦法解決，他們的能力，很快就會鍛鍊出來。再加上農民的肯定和鼓勵，他們越干越有勁兒。我們的經驗中，優秀的學生，兩三個月就會成為專家，慢一點的，也就半年左右，所有學生都會發生改變。
新京報：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改變？
張福鎖：他們一直都在實踐，會碰到各種各樣的問題。鄉村不像城裡和跟社會有距離的大學校園，他們遇到的，不止是學業上的問題，而是一切有可能出現的問題。舉例來說，農民往往覺得，大學生、研究生，應該啥都會，電視壞了，找學生來修，家裡有矛盾，找學生調解，甚至有什麼活動，也讓學生們來主持。所以，他們不但要在書本上學習知識，要在實踐中學習知識，還要和農民學。比如有的學生甚至沒吃過芒果，但到了村里，卻要指導農民種芒果。這怎麼辦呢？他向村里所有種芒果的農民學，然後把學到的經驗，再綜合自己在書本上學的知識。很快的時間內，他可能就比農民更高一招。我們的許多學生，都是先和農民學怎麼種地，然後又自己種地，和農民打擂台，往往都是後入門的學生贏了。
新京報：讓學生吃苦、自己學習成長，固然是很好的做法，但把缺乏經驗和閱歷的學生，放在陌生的環境中，是否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問題？
張福鎖：不少人都問過我，讓那些二十多歲的小姑娘下地幹活，是不是太狠了。我們想了很久，觀察總結了很多經驗，最後還是決定一視同仁。因為一方面過去的都很成功，沒有出現過任何問題，另一方面，一旦有特例，可能就有更多的問題出現，達不到我們教育的初衷了。當然，我們也有相應的措施，比如傷害身體的活兒，絕對不允許學生干。舉例來說，在東北玉米地，空氣流通性很差，我們不允許學生進地里幹活，哪怕耽擱了學習和實驗。在北大荒建三江，澆地的時候，水溫只有4℃，在這種溫度下，我們要求學生絕對不能下水。再如，我們絕不允許把一個女生單獨放在一個小院中，要求格外嚴格。
談理想
為鄉村振興培養更多人才
新京報：對於未來，你有什麼樣的規劃或理想？
張福鎖：長遠的理想，也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一點點地推動我們的教育、科研、農技推廣等方面的改革與完善。以科研而言，實驗室里的研究當然需要，但如果完全和生產脫節，研究的是農民不需要、不懂的東西，又有什麼用呢？所以我們主張科研要從實踐中找項目、找課題。以農技推廣而言，我國有龐大而完善的農技推廣體系。但很多地方，往往是農技人員下鄉講兩個小時課，又回到縣城去了，農民能夠學到的，可能只有10%。所以我們希望科技小院的模式，能夠帶動更多農技推廣人員入駐鄉村，在田間和農民一起實踐，更快地提升農民的現代化水平。以教育而言，學校的教育，往往讓學生越來越陷入象牙塔中，和社會脫節。其實我們科技小院的培養模式，開始也有很多人不認同，但真正了解之後，就會發現，這種模式很有效。
我們的學生，在自己專業的領域內得到了充分的訓練，在綜合素質方面獲得了特別大的進步，成為了學農愛農的綜合性人才。因為他們不僅要做好研究，而且在學習和鍛鍊之後，還要去培訓和指導農民。很多學生，最初遇到農民提問題會撓頭，認真思考半天，未必能夠解答。慢慢地，就會知道農民究竟問的是啥。再到後來，逐漸變得自信，會和農民說，「你聽我的，這麼幹准沒錯」。完成這樣的轉變，一般一年就可以。
有的小姑娘，給農民講課，開始準備了二百張PPT，結果二十分鐘就講完了，下來腿都軟了，也不知道自己講了些啥。到後來，她只準備了二十張PPT，卻可以站在台上講兩個小時。學生變得能說能講了，就是因為他們自己幹過，經歷過，也知道怎麼和農民交流。
新京報：你提到長遠的理想，那麼近期的理想是什麼？
張福鎖：短期的夢想，是通過科技小院，帶動更多領域的人一起參與，為鄉村振興培養更多人才。同時推動科技創新，為鄉村振興積累更多的技術模式，助力農業綠色高質量發展，讓農民真正得到幫助。鄉村振興的主體是人，是農民，不論我們做了多少事情，如果農民沒有得到好處，那我們就是失敗的。
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編輯 張樹婧 校對 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