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5年，歐洲列強在打敗拿破崙的基礎上，簽署了維也納和平條約，該條約規定：奧地利帝國將在德意志、義大利享有主導權，一時之間，奧地利帝國似乎成為了歐洲霸權。
在維也納會議上，奧地利國際地位的確立，實際上離不開奧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的努力和構建。他準確利用了英國與俄國的矛盾和德意志小邦與普魯士的矛盾，使得奧地利處於有利的外交位置，最終在攫取了巨大的地緣利益之後，還得到了列強的理解和認可，並在隨後數十年的歐洲外交中扮演了仲裁人的角色。
奧地利的缺陷
在梅特涅看來，奧地利帝國雖然看起來實力強大，但有兩個先天不足，導致了該國兩種難以迴避的巨大地緣缺陷：
一方面，奧地利帝國在中歐的統治地位，使得其與普魯士、法國之間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奧地利在義大利的統治地位，限制了法國進軍羅馬的野心；奧地利在德意志內部的影響力，則遏制了普魯士領導德語民族的雄心。這就使得奧地利與法、普兩國的矛盾是結構性的，帝國極易在中歐陷入眾矢之敵的孤立風險。
另一方面，奧地利帝國是一個種族極為分散的多民族國家，完全依賴於君主主義認同維繫國家統一，任何外部大國對民族主義的鼓吹，都將動搖甚至威脅奧地利的國家形態。這決定了奧地利必須鼓吹君主主義意識形態形式外交，放棄純粹的實利外交，以君主義務捆住其他君主大國的雙手。
梅特涅的對策
梅特涅清醒地意識到了奧地利的國家缺陷，故而因地制宜地採取了相應的政策。
一方面，奧地利帝國與法國、普魯士難以調和的矛盾，使得梅特涅致力於與英國、俄羅斯維繫友誼，強化其與法國、普魯士博弈時的外交地位；同時挑撥分化其他列強，增強奧地利仲裁者的話語權，如梅特涅暗中鼓勵法國向西班牙和比利時擴張，加劇英法分歧。
另一方面，梅特涅反覆高唱君主神聖的原則，標榜德意志小邦君主權利神聖不可侵犯，以此約束普魯士君主的擴張行為，將其志向限定在保守的路線上，同時以君主的原則，將強大的俄羅斯帝國與奧地利帝國捆在同一面道義的旗幟下，這不僅巧妙壓制了俄國內部的斯拉夫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奧地利境內斯拉夫人極多，斯拉夫民族主義威脅奧地利國家形態的完整，如同泛突厥意識形態般），更使俄國的實力成為奧地利帝國在與法、普博弈時的最大憑藉。
而俄奧關係的良好，實際上也是奧地利國家地位和國家穩定的關鍵。這一點，在1835年的義大利衝突、1848年的匈牙利革命和1850年的普奧對抗中，得到了證明。而俄國對奧地利的鼎力支持，實際上是奧地利勝利的關鍵，也是梅特涅外交的基軸。
巴爾幹困境與梅特涅牽制
然而，到了1820年，隨著奧斯曼帝國的不斷衰敗，巴爾幹東正教（與俄羅斯同一宗教）族群的叛亂，使得巴爾幹地區出現了巨大的政治真空。緊鄰的俄羅斯趁機以拯救東正教徒的名義不斷入侵巴爾幹，不斷擴大其在巴爾幹的影響力。
由於奧地利帝國同樣臨近巴爾幹，俄羅斯在巴爾幹的極速擴張，嚴重損害了奧地利的利益，使得至關重要的俄奧關係受到考驗。另外，俄國在奧斯曼巴爾幹的擴張，也威脅到了英國巨大的近東利益。是以，英國與俄國的矛盾開始變得尖銳，出於同樣的利益，英奧合作抵制俄羅斯，似乎成為一種可行且必須的外交選項。
在這種情況下，梅特涅採取了友英衡俄的牽制性政策。不過，梅特涅的政策具有兩個獨特的特點：
1、梅特涅友英的目標，不是為了與英國結盟，而是為了通過與俄國對手英國的接近，增加奧地利與俄羅斯談判的籌碼。
2、梅特涅衡俄的目標，不是為了與俄羅斯決裂，恰恰相反，僅僅只是通過借重於英俄矛盾，以仲裁人的姿態，巧妙抵制俄國對巴爾幹的野心。
在1820年、1825年、1830年、1841年，梅特涅即以此方式，多次成功遏制俄羅斯帝國的侵略野心，保存了奧地利的國家利益，同時維繫並強化了奧俄友誼。即對於梅特涅來說，英國的友誼只是他的外交工具，而不是外交目的。
不過，人類的天性熱衷於明確、穩定和堅決，那些複雜繁擾的技巧往往不受歡迎。梅特涅的牽制性外交政策，由於政策過於複雜，手腕過於微妙，使得其外交政策在奧地利公眾越來越被抵制——其命運就像俾斯麥的平衡外交、幣原喜重郎的親英外交和中國韜光養晦的外交在最大程度維繫各自國家利益的同時，卻被自己國家的輿論所抵制厭棄一樣。
奧地利外交官布爾公爵認為，奧地利帝國作為歐陸強國，必須奉行一種更加明確、堅決和果斷的政策來維繫其在巴爾幹的利益，以反擊俄國的擴張。布爾公爵是一個煽動輿論和鼓吹愛國的高手，他很快就通過美妙的言辭和激昂的口號獲得了公眾的支持，並成功爭取到涉世不深之年輕皇儲弗蘭茨·約瑟夫的認可。
奧地利帝國對俄亮劍
1848年，梅特涅在一場革命和宮廷政變中失去了權力，皇儲弗蘭茨·約瑟夫也登上皇位，成為了奧地利的主宰。不久，布爾公爵成為奧地利的外交大臣。1853年，俄羅斯再一次向奧斯曼帝國的巴爾幹發動了大規模入侵，英法則出兵幫助奧斯曼帝國抵抗俄羅斯的進攻。
這一次，英國和俄國同時要求奧地利在這場戰爭中支持自己。不同的是，英國要求奧地利基於巴爾幹的共同利益支持自己；而俄國則要求奧地利基於君主神聖的共同原則和俄國過去對奧地利的無數次幫助支持自己。
奧地利外交大臣布爾公爵堅決要求奧地利加入英法一方對俄國開戰，並稱「奧地利可以趁機撈取漁翁之利，同時在巴爾幹地區擴張，從而強化奧地利的霸權地位」。這種美妙前景深深吸引了年輕的奧地利皇帝和奧地利的愛國公眾，前者需要外交勝利夯實他的政治地位，後者則是出於愚昧的愛國心而將擴張與勝利等同——卻不知：神明之物，非凡人所可覬覦，邊界之外，擴張得不償失。
不過，當奧皇詢問已經退休的梅特涅對於此事的看法時，梅特涅卻勸誡道，「帝國已經與普魯士和法國在中歐爭鬥不已，若再占據巴爾幹、決裂俄羅斯，恐國家之未來將不可預知」。
年輕的奧皇對梅特涅的建議不屑一顧，他下定決心與俄羅斯決裂，展示奧地利的武力。1856年，在奧皇的堅決主張下，奧地利向深陷困境的俄羅斯發出了最後通牒，要求俄羅斯放棄在巴爾幹和黑海的主張，否則奧地利將向俄國開戰。
在奧地利強大的威脅之下，俄羅斯被迫屈服。
錯誤外交的長遠後果
奧地利的背信棄義深深刺激了俄國。俄皇尼古拉二世接到奧國的通牒後，氣病交加，絕望而死。新繼任的俄皇亞歷山大二世決心改變俄國的外交政策，即將奧地利帝國視為自己不共戴天的敵人，在實現俄國自身擴張的同時，不惜代價地報復這個國家。
從此，奧地利帝國在短暫的獲利之後，很快就陷入了災難性的外交困局。克里米亞戰爭結束不久，奧地利在德意志境內遭到了普魯士的挑戰，在義大利遭到了法國的挑戰，在巴爾幹和帝國東部遭到了俄羅斯的侵凌。
奧地利雖有強大的實力，卻無力應對來自三個方向、三個強國的全面挑戰。
克里米亞戰爭僅僅三年之後的1859年，法國在普魯士、俄國的鼓勵下，開始對奧地利在義大利的統治地位發動挑戰，奧法戰爭爆發。陷入孤立的奧地利很快戰敗，喪失了其在義大利的統治地位，奧地利的實力被大大削弱。
到了1866年，普魯士又在法國、俄羅斯的鼓勵下，對奧地利在德意志境內的領導地位發動挑戰，普奧戰爭爆發，陷入孤立的奧地利再次戰敗，喪失了其在德意志的領袖地位，奧地利的大國地位衰敗了。
到了1870年之後，俄羅斯不斷發動對巴爾幹的入侵，持續壓迫侵凌奧地利，奧地利也逐漸淪為了二流國家，被迫成為俾斯麥德國駕馭下的馴馬。
奧地利帝國國運史表明，在很多時候，外交政策的選擇對於大國的興衰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現代外交史上，那些迎合輿論、看似短期占便宜的外交政策，往往會種下巨大的風險，並長遠地扭轉一個國家的命運。
而犯下這種錯誤的國家，奧地利帝國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