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採訪中，洪子誠講了下面這段話：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寫完《作家的姿態與自我意識》就病了，邵燕君老師抱著《天龍八部》到我家，說你生病正好可以讀金庸。過了一個月她來取，問我的讀後感，我說第一本都沒看完，她吃驚：你不看金庸，這一輩子要失去很多的樂趣的。
雖然被邵燕君正告了危險，但洪老師還是拒絕金庸。這個事情也讓我想起我們師門的一次挫敗。曾經，在羅崗和我的強力傳銷下，我們導師王曉明心一橫，說，那拿，拿一套金庸我來看看。當時我剛剛搞了一套三聯版的金庸全集，便選了《天龍八部》送到王老師手上。結果王老師和洪老師一樣，沒看完，而且，因為實在看不上吧，還給我的時候，還少了一本，這第五冊《天龍八部》，還是五年前薛羽幫我重新補齊的。
因為這個事情，我更加相信，世界上就分兩種人，一種喜歡金庸，一種不喜歡金庸。而每次我重溫金庸，被獨孤九劍葵花寶典大伏魔掌法弄得魂飛魄散時，總會嘆息，洪老師們怎麼會不喜歡金庸啊。如此，我閱讀了洪老師談閱讀的幾乎所有著作，希望找到蛛絲馬跡。
別爾嘉耶夫是洪老師特別喜歡的作家，他引過別爾嘉耶夫的一句話，「俄羅斯民族不是純粹的歐洲民族，也不是純粹的亞洲民族」（《相關性問題：當代文學與俄蘇文學》，《讀作品記》，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這句話，也可以用來理解洪老師。他是存在於當代文學研究中的一個「不是，也不是」。他不激進，也不消極，他對那些「平平常常的人生，不像故事的故事，不像鬥爭的鬥爭」，有深刻的同情，他不擁抱浪漫主義，也不醉心現代主義，他既減弱了我們在兩極搖擺的幅度，又溝通了潮流中的一些極端。看上去八字不合的東西，被洪子誠中介之後，用霍桑的話說，「變得息息相通」，而且彼此成了「對方的精神食糧」。
尼古拉·亞歷山大羅維奇·別爾嘉耶夫（俄語：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ердя́ев，1874年3月18日－1948年3月24日），俄國宗教和政治哲學家。
比如，洪老師看了很多蘇聯電影，從三四十年代的《夏伯陽》到五六十年代在中國受到批判的《第四十一》《士兵之歌》《伊凡的童年》，以及七十年代蘇聯和黑澤明合拍的《德爾蘇·烏扎拉》。它們在他看事情的方式，包括情感和審美方式上，留下很深的印痕。這些作品，在洪老師看來，有更多的道德、宗教的特點，更多精神追求的焦慮、痛苦。但是，他並不因此就對「豐富的痛苦」上癮。反而，在六十年代，因為生活、性格、閱讀的種種原因，「逐漸形成一種靠攏、推崇節制、簡潔，嫌厭濫情、誇張的美學觀。不願明確表達自己的感情，也拒絕使用抒情性的文字、句式」。
俄羅斯文學和蘇聯文學同時在他的血脈里，「普希金、萊蒙托夫的詩，果戈里、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契訶夫、高爾基的小說，也包括二十世紀的一些俄國作家、詩人」。當然洪子誠顯然更傾心俄國文學的那種憂鬱氣質。普希金讀了果戈里的《死魂靈》後發出感嘆：「上帝就像我們俄羅斯一樣憂鬱。」別爾嘉耶夫說，「這是整個十九世紀所有知識分子的嘆息」。這個嘆息也適用於洪子誠。
洪子誠嘆息，分貝高一點的時候，用茨維塔耶娃，低一點的時候，用契訶夫。他是契訶夫的中國形象，適度的溫和，適度的懷疑，消極的浪漫，消極的智慧，用洪老師自己的話說：那種將冷靜和內在的溫情包容在一起的敘述，對我來說有難以分析的奇妙；如果套用現在的話，那是在向我展現一種「新的感性」。
這種新的感性讓洪子誠在中國文學研究者中，獨樹一幟。
01 柳青，還是趙樹理
洪子誠說：從八十年代到現在，我最關心、讀的資料最多、上課時講的最多的，恰恰不是那些被稱為「自由主義」的作家和知識分子，比如沈從文、廢名、卞之琳、蕭乾、朱光潛那些人，甚至也不是汪曾祺等，而是那些革命、左翼的作家，如丁玲、胡風、周揚、邵荃麟、秦兆陽、趙樹理、郭小川、艾青、柳青……（李雲雷：《關於當代文學史的答問——文學史家洪子誠訪談》，《文藝報》2013年8月12日）
有一次，一群人一起旅行，在黃昏的車廂里，洪老師突然問我：毛尖你是真的喜歡柳青嗎？我被洪老師劈頭問得失去人生方向，哆嗦了一句，挺喜歡。但我自己心裡明白，我這個回答，在柳青和洪老師兩邊，都不夠真實。我自己的柳青閱讀按下不表，讓我一直好奇的是，洪老師對柳青的不斷追問。在李雲雷的訪談中，洪老師說：我覺得「自由主義作家」在當代的命運、他們遇到的矛盾和做出的反應，相對起來較為清楚，而不同的左翼作家的當代命運就複雜得多，那種各個層面的「悖論」情境，值得做更深入的探究，對他們的遭際、命運的了解，也更有現實意義。
柳青（1916年7月2日—1978年6月13日），原名劉蘊華，陝西省吳堡縣人，當代著名小說家。
或者，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洪老師在處理左翼作家時，對人物「遭際、命運」的體認，對他們人格養成、生活道路的探索，對「他們的無可奈何的退卻，他們推動時代的雄心」，會花更多的時間。這方面一個潛在的比較項，大概是俄羅斯作家。這些「自覺地背叛了自由主義，但主題始終是人」的作家，構成了洪老師的一個坐標。
在這個坐標里「觀照文學史中的柳青和趙樹理」，洪老師自然會更親近趙樹理（參見《洪子誠學術作品精選》，賀桂梅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洪老師認為，「趙樹理表達的是，新的政權和政治力量領導、推動的變革，要建立在『傳統鄉村秩序』（包括制度、倫理人情、習俗）的合理的、值得延伸的那些部分的基礎上」，這種不是「擺開陣勢打起仗來」的趙樹理作品，顯然要比柳青更契合洪老師的脾胃。洪老師雖然沒有明說，但柳青的「改造生活里原來的東西，消極的東西」的方法論，是讓洪老師有些狐疑的，他說，「對於柳青來說，他秉持的是成為人民的『大作家』的意識，他的目標是積聚全部生命能量完成具有『史詩』高度和規模的傑作」，這個目標準確地概括了柳青的抱負，但也因此，略略推開了洪子誠。
說到底，無論是對詩人洪子誠，還是對文學史家洪子誠而言，再激烈的變革，都需要向過去伸出援手。這些年，洪子誠高速高質推出了一系列著作，史論也好，文論也罷，洪子誠對不同歷史時段始終秉持一視同仁的評價態度，這是史家的主體性，也是他標誌性明顯的洪氏感性。洪子誠用這種方式縱向建構我們的當代文學史，更了不起的是，他還橫向勾勒了我們的世界文學地圖。而在他既容納「燕子」又接納「蝙蝠」的視野里，五六十年代的當代文學呈現出了磅礴的氣勢和別樣的詩意。
02 既是丈夫，又是情人
洪子誠在新著《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的序中說：五十年代開始的當代文學具有「國家設計」的性質，這種設計的重要方面，是如何在「世界文學」的視野中來想像、定義自身，以及在此基礎上，為世界文學提供何種普遍性的「中國經驗」。
五六十年代，「世界」的意味和今天完全不同。當時的中國經驗是，「世界」只有兩國，一國是蘇聯，另一是「其他國家」。重建五六十年代的世界文學，既需要史觀和對歷史勢能的把握，還需要五湖四海的通航能力。洪子誠的方法是：突破邊界，重開宴席。以前，他史家的工作連結的是《灰闌記》《紅燈記》和《肥土鎮灰闌記》，現在，他用茨維塔耶娃連結愛倫堡、多多、谷羽和張棗，用馬雅可夫斯基連結朱光潛、黃佐臨、田漢和孟京輝，他用《日瓦戈醫生》打開了六十年中國的閱讀史，用「瓦爾特同志」緬懷業已消失在歷史中的南斯拉夫和被「透明還是污濁」問題困擾的中國，最後，用莎士比亞連結世界文學裡的1964。
這是洪子誠無遠弗屆的連結能力，他把自己變成了文學史上的最強勁連詞，「驅使一千艘航船出海」，「尾隨西沉的太陽，長途跋涉」，去和他的女王，茨維塔耶娃，發生關聯。最後，他也終於可以用茨的嗓音唱出：就為了終於能夠跟你相見/我穿越了整整一百年。
這是洪子誠和文學的關係，彼此塑造，相依為命。茨維塔耶娃的態度是，「我愛自己生活中的一切事物，但是以永別，不是以相會，是以決裂，不是以結合而愛的」，洪子誠的方式是反過來。他結合了伯林意義上的「法國態度」和「俄國態度」，他既相信作家是一個「承辦者」，為讀者生產最好的、有藝術性的產品，同時，就像唯美的屠格涅夫，從五六十年代走過來的洪子誠也赤誠相信，社會和道德問題是人生和藝術的「中心要事」。所以，洪子誠愛茨維塔耶娃是本能，愛她「整個愛好與迷戀的歷史，是一張長長的決裂的清單」，但在行動上，他是聶魯達的姿態：在那裡，一枚針用淨水縫著時間（參見洪子誠：《文學的閱讀》，北京出版社，2017年）。
這是洪子誠。「一個平原的往事在他的手裡」，他很知道，「破碎的縫口已經毀壞」，但是他好整以暇，在荒蠻的夜晚，清點他們整理他們，重新把他們投放到當代史。他既是丈夫，又是情人。用桑塔格的定義，「可靠、講理、大方、正派」是丈夫的品格，而情人雖然「喜怒無常、自私、不可靠、殘忍」，卻能「換取刺激以及強烈情感的充盈」。在中國現當代研究大家庭里，大量是不講理的丈夫，像錢理群老師，和正派的情人，像謝冕老師。相形之下，洪子誠實在是忠誠丈夫和理想情人的合體，他「理智、適度、自如、和藹而不失冷靜的氣質，使他與其他人迥然有別」，同時，他又用沉默的激情喚起無數讀者的摯愛之情。他評價契訶夫的話，也適用於他本人：溫和，有點軟弱，敏銳纖細，而又比較「懂得相對的東西」，拒絕「黨派性」立場的熱衷，但又對激昂的思想有所迷戀。這樣的洪子誠，簡直就是為當代文學史而生，他不會將1950年代崛起的「美學原則」和1980年代崛起的「美學原則」，看作是對立、正相反對的東西。他對純潔性有默默的追求，甚至可能是他給自身挖掘的陷阱，但一旦拿起史家大筆，他還是自覺向歷史的風陵渡交出內心的吉祥物，雖然他也有他的狐疑。
在青春期為《家》和《鼠疫》流過眼淚之後，洪老師多少有點不動聲色了。他說理解加繆的關鍵詞是，「適度」，他自己也這麼要求自己。這讓他處理特定歷史情境時，對紛至沓來的「衝突，包括作家自身的內在衝突」，都能四兩撥千斤地化解到過去進行時態中去。他的宗旨很明確，「讓邊緣性的主張不被強大的統制性思想碾碎，讓文學探索葆有活力」，如此，從十七年文學、到「文革」文學到新時期文學，洪老師從來都不曾手起刀落直接亮劍。除了金庸。
五十年代大學時期的洪子誠
03 無邊的現實主義，或者，無邊的現代主義
洪子誠不喜歡讀金庸，李雲雷的解釋是，新文學的邊界是洪老師所能接受的多元化的限度，對於「超出新文學邊界的通俗小說與類型文學，他是難以接受的」。這話很有道理，不過，洪老師也曾罕見地斬釘截鐵地表達：張愛玲，看不下去。
洪老師看不下去張愛玲另有隱情。回到金庸問題，洪老師周圍，那麼多苦口婆心的弟子輪番進諫，洪門兩大護法，劉復生寫畢業致辭總是隨手拈金庸，賀桂梅的寫作計劃里也有金庸一本書，芸芸一群金迷竟然都不曾讓洪老師看完半本《笑傲江湖》，而且他還感情用事地宣布：不喜歡。我反覆想了，洪子誠王曉明們不喜歡金庸，因為金庸太爽。
金庸的小說基本沒有灰色地帶沒有曖昧不明，除了張無忌韋小寶這種的，他的大俠多是愛憎分明說一不二，這樣的童話人格在洪子誠眼裡，無論如何活不過一回，但是，金庸要護送郭靖段譽虛竹小龍女王語嫣這些天真爛漫到痴憨的主人公一路到終點，不僅叫他們有情人終成眷屬，還讓他們武功登峰造極。被契訶夫養育了胃口和眼光的洪子誠，對「平淡、優雅、有韻味」上癮的洪子誠，很容易在金庸的小說里看到他不喜歡的誇張和吵鬧，因此，就算阿朱對喬峰的愛讓我們失魂落魄，洪子誠也只在裡面看到幼稚。
而且，洪子誠對「動人」這件事很警惕，「閱讀中感動的東西並不見得是最重要的東西」，在五六十年代的氛圍里，趙樹理比柳青更讓洪子誠心有戚戚，就在於，常常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東西就是最先進的東西或者最有用的東西，同時也是最動人的東西。但是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某種程度上，金庸和柳青對動人的理解正好相似：最高級最動人，而金庸的小說，還外送了勸退洪子誠的一點點「甜膩」，加上像郭靖這樣的大俠，肯定還會讓洪老師想起拉拉的丈夫安季波夫，「只有原則性，而缺乏心靈的無原則性」，所以，金庸小說跑道上的人物和事件，對於洪子誠而言，基本屬於天外來客，他們來到這個世界上，不像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這些人，為人類的死亡做準備；也不像茨維塔耶娃、加繆、帕斯捷爾納克這些人，為人類臨終之愛做準備。柳青和金庸同時在五十年代寫下自己最重要的作品，他們是為我們向無邊的現實主義和無邊的現代主義兩邊衝刺準備的，兩邊的終點，坐著同一群裁判，他們已經爭吵了六十年，而因為洪子誠不喜歡金庸，他們還將繼續爭吵六十年。
至於我們，在青春期和金庸相遇，金庸小說讓我們與之如膠似漆的所有性狀，乾坤倒轉，生死相隨，金戈鐵馬，滄海桑田，龍吟虎嘯等等，當年都是我們生活中的日月神教，但對洪子誠來說，金庸太漫威太爽。他自己的天空大地，已經被茨維塔耶娃簽了名，那是百轉千回的一決雌雄，「我要從所有的大地，從所有的天國奪回你」，同時，被上世紀六十年代茨維塔耶娃進入中國時候的低氣壓籠罩，詩人和讀者，「都是偏愛死，而不是生」。如此，在文本的鏈條上，金庸的「文學性」「可闡釋性」和「未來性」，都被洪子誠減了星，甚至放到了金字塔的底端，「語言、技術、主題、方法與時代、歷史、社會生活、文化變遷之間的關係」，要啥沒啥，洪子誠打開金庸，必然是撲面的不滿足啊（參見《洪子誠、吳曉東：關於文學性與文學批評的對話》，《洪子誠研究資料》，羅雅琳編，雲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所以，洪子誠推開金庸，不喜歡。
不過，最後，允許我對洪老師獻上我所有的敬意和同情，一個從來沒有離開過文學和文學史的學者，是多麼幸福又多麼無奈，當他打開一本書的時候，他身後的隊伍，從莎士比亞司湯達愛倫堡卡夫卡黑澤明到布萊希特盧卡契本雅明加洛蒂竹內好，再到魯迅茅盾丁玲巴金王蒙北島韓少功，每個人都是他的意識和潛意識，每個人都在他身後哇哇叫：金庸不行。而我們，我們這些沒文化的，可以酣暢地進入金庸，為令狐沖不值，為郭襄流淚。
在留言區談一談你對洪子誠老師著作的閱讀體會
2位幸運讀者將獲贈主題圖書一本
-End-
文章來源：澎湃新聞·上海書評
轉載及合作請發郵件：scb01@pup.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