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卓言，我們一起終身學習，第638天。
每天一本書，今天我們來讀《岳飛新傳》（下）
今天我們說說為什麼功勳卓著的岳飛，會被南宋朝廷羅織罪名，最終慘遭下獄殺害。
其實，如果拋棄道德因素，從歷史宏觀角度來看，這齣悲劇的種子，在岳飛選擇步入軍旅生涯的時刻，就已經悄然種下。簡單來說就是，南宋的政治體系，如同一套逐漸發展嚴密的電腦程式，而功勳卓著的岳飛，他本身的存在，就和這套程序格格不入，如同一個內部誕生的Bug，如果不加以清除，整個程序就會陷入崩潰。
日本著名歷史學家，對宋史頗有研究的寺地遵曾經指出：岳飛的死，標誌著南宋之後150年的政治體系，「紹興十二年體制」完全確立。那麼「紹興十二年體制」的核心是什麼？為什麼這個體制完全容不下一代名將、精忠報國的岳飛？為了研究這個問題，我們就得把時針撥回到1127年，也就是建炎元年，宋高宗小朝廷剛剛在商丘成立的時候。
寺地遵在他寫的《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一書中說，在內外交困之間成立的南宋小朝廷，有兩件迫在眉睫解決的事情，第一，是要迅速和金朝確立和平關係，從外部保障自己能夠生存下來。第二，宋高宗要圍繞自己建立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權力體系，從內部保障自己能夠進行有效治理。
這兩個目標，無論要實現哪一個，對軍隊的重新編組和掌控，都是重中之重。因為面對咄咄逼人、大舉南侵的金朝，即使要講和，也必須以戰場上的勝利為籌碼，否則談無可談。而且，宋高宗即使想要偏安江南，也必須擁有自己的軍事力量。由於汴梁陷落，徽欽二帝被擄掠，北宋原有的軍事系統已被破壞大半：許多軍隊失去指揮官，潰散成為流寇盜匪，小朝廷能夠掌握的兵力微乎其微。
關於如何重建軍隊，高宗身邊的官員，從一開始就形成了兩派截然不同的意見。一派以宗澤、李綱等主戰派為核心，要求特事特辦，恢復唐代的節度使體制，迅速在黃河與淮河之間的兩河地帶，設立軍區，讓統兵大將分別出任長官，兼管軍事和行政，有自主權，同時自行解決財政問題，準備反攻。另一派，以主和派汪伯彥等人為首，他們主張，延續北宋重文抑武的傳統，建立一支皇帝直接掌握指揮的軍隊，退守江南，利用長江防線阻擋金兵，同時動員江南富庶的商業經濟資源來維持軍隊和行政開支。最終，汪伯彥一派的建議被高宗採納。
然而，在政治上，任何一種選擇，哪怕盡善盡美，都會有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出現。寺地遵指出，南宋小朝廷放棄北方故土，選擇偏安南方的後果就是，大大刺激了金朝擴張的野心，導致1129年金軍渡過長江，大舉入侵。在危難之際，宋高宗寄予厚望，直接指揮的侍衛親軍，竟然發動了叛亂，而此時，能來護駕平叛，同時還抵抗金軍的，恰恰是岳飛、劉光世、韓世忠、張俊這些獨立性比較強的統兵將領，他們對部隊的掌控性比較強，各級軍官都是統帥一手提拔的，所以相對比較有組織紀律性和戰鬥力。
此事過後，宋高宗不得不暫時妥協，授予這些將領節度使的頭銜，承認他們對部隊的絕對領導權，還給他們各自安排了防區，也就是私有地盤，允許他們掌握防區內的財政大權，自給自足。在此基礎上，岳飛等將領所指揮的駐屯大軍，成為南宋國防體系的中堅力量。
然而，1136年，金齊聯軍入侵淮西，張俊、劉光世兩路宋軍配合不力，無法擴大戰果，於是宋高宗想以此為藉口，拿掉劉光世的兵權，讓岳飛取而代之。結果呢，宋高宗又怕岳飛勢力過度膨脹，於是出爾反爾，導致岳飛一賭氣，以為母親守孝的名義擅離職守，上了廬山；淮西的宋軍也不滿朝廷安排，發動了兵變。這兩件事情加在一起，不僅在宋高宗和岳飛關係里，形成了一道重要裂痕，更讓宋高宗和朝廷里絕大部分文官都達成了共識：只有進行第二次「杯酒釋兵權」，南宋小朝廷的統治，才能真正長治久安。
反過來看金朝這邊，在幾次軍事行動之後，也放棄了徹底滅亡南宋的意圖，轉而開始尋求長期和平。在1138年，宋金兩國重新達成了和議。這使得宋高宗認為，局勢基本穩定，南宋政權也得到了江南地區士大夫地主的認可和支持，所以就應該求穩，安於現狀，任何破壞現有和平的大規模軍事行動，是不必要的。反過來說，岳飛、韓世忠、張俊幾位統兵大將，現在有了自己的地盤，兵力也日益擴張，還不斷在向朝廷伸手要錢要糧，漸漸有尾大不掉之勢。
說到這裡，就不得不提一下宋高宗殺害岳飛的重要幫凶，宰相秦檜。寺地遵曾說，秦檜不是一般的奸臣，他有自私自利、陷害忠良、心狠手辣的一面，但同時，他也是一個精明的政治家，是我們之前提到過的「紹興十二年體制」的奠基人。秦檜，出生於江寧，考科舉中過進士，一路官運亨通，在靖康之變中，曾經作為俘虜被金朝軍隊抓走，關了兩年多才放回南宋。所以當時就有傳言，這個秦檜，是金朝派回來的奸細。
寺地尊說，秦檜這個人，工於心計，最善於利用派系鬥爭排除異己。回到南宋朝廷之後，他不斷被宋高宗委以重任，做到了宰相和最高文職國防長官——樞密使。秦檜最大的政治資本就在於，他堅決和宋高宗站在一條戰壕里，主張南宋朝廷要想長治久安，對外就要維持和金朝的和平，對內就要維護朝廷的權威，所以必須加強宋高宗個人的權力，堅決解除各統軍大將的兵權。
宋高宗對秦檜的這種堅決站隊，是非常欣賞的。因為他之前曾經抱怨過，就是自從渡江以來，歷任宰相，都在和戰之間徘徊不定，沒個主意，導致既沒有給南宋帶來持久的和平，也沒有能通過北伐，解除金朝的威脅。所以秦檜這種堅決主和，所有政治舉措都圍繞這一個目的展開的作風，得到了宋高宗的讚許和支持。
於是，在1141年淮西之戰後，秦檜就在宋高宗的默許和支持下，於兩三個月內，干成了幾件大事，第一，拉攏張俊帶頭示範，表態把兵權還給朝廷。然後迅速給張俊、岳飛、韓世忠三員大將加封樞密使和樞密副使這樣的高級文官虛銜，把他們架空。最後，派朝廷使者直接進入他們的軍隊，籠絡各級將領，告訴他們：從此之後，要聽皇上的直接命令。
寺地遵總結說，岳飛和秦檜，一個是出生在北方，滿心都是恢復北宋原有領土的農家子弟武將。一個是出生在南方精英官僚家庭的士大夫，決定維護南宋朝廷的東南偏安局面，他們代表的，是南宋初期兩種不同的建國理念，勢必互不相容。更何況，秦檜是一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陰謀家。
於是，一張誣陷的暗網迅速張開，1141年8月，岳飛被免去了樞密副使的職位，10月初就被大理寺下獄，秦檜通過支使爪牙羅織罪名，收買岳家軍少數叛徒，也不過拼湊出了一些莫須有的罪名，包括詛咒皇帝、謀害友軍、救援淮西不力、唆使部將謀反等等。12月29日，岳飛在臨安大理寺監獄內，和長子岳雲、部將張憲一起，被倉促處死，死時年僅38歲。
岳飛的死，對於高宗來說，無疑是解決了一個心頭大患，他終於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建立一個穩固，又能貫徹自己權力意志的體制。這個體制，也就是我們提到的紹興十二年體制。它的主要構成因素是什麼呢？寺地遵總結出了那麼幾點，首先是皇帝個人的權力不受約束，按照宋高宗本人的話說，就是「人主之權，在乎獨斷」。宰相變成了傳達和執行皇帝意志的工具人，權力急劇膨脹，但同時，也是皇帝的替罪羊。所以說，南宋之所以相權膨脹，出了好幾任大權獨攬、專權擅斷的「奸相」，包括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問題的根子，就在這個「紹興十二年體制」。
紹興十二年體制的第二個要素，是承認宋金並立，南宋徹底放棄了收復北方故土的念頭，成了一個割據型政權。再次，是岳飛、韓世忠、張俊和吳階四大軍，轉化為朝廷直接控制指揮的駐屯軍，一直維持到南宋滅亡。另外，隨著岳飛等各大將上交指揮權，他們原本在轄區內的財政來源，包括貿易市場、當鋪、釀酒、田賦收入等等，也變成了皇帝的直接收入。同時，秦檜起用了一批善於理財的官員，在整個南宋境內丈量土地，提高稅收，對酒、食鹽等貨物實行政府專營壟斷制，以大大增加老百姓負擔為代價，讓南宋朝廷的財政狀況有所好轉：宋高宗繼位初年，南宋朝廷年收入不過1000萬貫，但到了宋高宗統治末期，這個數字已經翻了6倍不止。
看到這裡，我們也許會不由得發出一聲嘆息，英雄岳飛，依靠自己非凡的勇氣，開創了一個時代。沒有岳飛的悍勇戰力，南宋就沒有同金軍分庭抗禮，得以偏安一隅的談判籌碼。然而，這個時代的最終確立，卻必須以他自己的犧牲作為最後的代價。
總結一下，所謂時勢造英雄，靖康之變後，南宋小朝廷倉皇南遷，卻讓整個宋代重文輕武的政治制度，出現了難得的鬆動，給予了岳飛這樣出身草根的英雄以寶貴的用武之地。岳飛提出的「恢復中原，直搗黃龍」的口號，也成為危機時刻，鼓舞南宋軍民救亡圖存的共識。然而，岳飛的壯志，成為影響南宋統治的不安定因素，最終導致了岳飛悲劇的發生。
中國有句老話，公道自在人心。雖然宋高宗和秦檜，在自己掌握權力的時間內，抹殺了岳飛的功績，並對他進行持續的污衊，但民間對岳飛的懷念，卻是無法抑制和根除的。宋孝宗繼位後，岳飛就得以平反；而曾經一手遮天，把持朝政的秦檜死後，黨羽就開始逐漸被清算，宋寧宗將他的諡號，從原本褒義十足的「忠獻」改為「謬丑」。在《宋史》中，秦檜更是落得極為惡劣的評價，說他要挾皇帝，包藏禍心，提倡議和，實乃誤國。從明代成化年間開始，位於杭州西湖的岳飛廟前，立了秦檜夫婦的下跪鐵像，讓其繼續接受世代民眾的唾罵。反過來，岳飛的形象，則在人民代代的傳頌和藝術創作中，不斷升華，集忠臣、猛將、神明三種身份於一體，享有至高無上的身後哀榮。
岳飛的死，固然是高宗和秦檜的陰謀所致，他們是為了鞏固所謂「紹興十二年體制」；但究其根源，則是宋代國家大戰略的失調。北宋南宋，綿延300多年，卻始終沒有解決好國家大戰略中的一組矛盾：那就是，由於無法抵抗北方草原民族的軍事優勢，如果選擇了和平，固然能帶來安定，卻要承受某種程度上的屈辱；而開戰就意味著風險。從宋太宗試圖收復幽燕地區的失敗開始，整個宋朝的外交軍事策略，都在求和與開戰之間反覆震盪，經常是在長期和平之後，試圖通過一次冒險性軍事行動改變被動局面，但最終以慘敗告終。靖康之恥，就是這種戰略持續失調的總結性大爆發，直接導致了北宋的滅亡。而紹興十二年體制，則可以被看作是南宋朝廷，對於這種戰略失調的遲到糾正，然而糾錯成本之一，就是一代名將岳飛的冤死。
不過，正因冤屈致死，為岳飛本已輝煌的形象添上了濃墨重彩的最後一筆。作為歷史人物，岳飛已經堪稱完人，盡享生前名節，死後哀榮。他勇敢，勤儉，克己。在生死抉擇來臨之際，他依舊選擇忠於自己的信念與原則，從容赴死，這是一種殉道一樣的超人行為，從而讓岳飛超越了時代，變成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圖騰和共同記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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