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是故事，但總被寫成故事。因為史書就是以講故事的方式記錄歷史。
久而久之，故事思維也就成了我們的歷史思維。
故事中有好人，也有壞人。那歷史中也一定有好人、有壞人。
王朝興，因為好人；王朝衰，因為壞人。
為好人掬一把同情的淚，也為壞人唾一口污濁的痰。
但真實歷史中，你很難說誰是好人、誰是壞人。甚至，好人未必幹了好事、壞人也未必幹了壞事。
同時，史書講故事，也不是客觀地講故事，而是帶有某種立場地講故事。
故事僅是披了濾鏡，立場則是開了美顏。濾鏡模糊細節，美顏放大偏見。立場先行的美顏，讓我們距離複雜而豐富的歷史更遠一步。
對於東漢末年的宦官集團，幾乎一邊倒的唾棄。史書上，很難找不到什麼好話。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在當時，小人和賢臣很好區分。賢臣就是士族出身的官，小人就是宦官和依附宦官的官。諸葛丞相直接把宦官定性為東漢傾頹的罪魁禍首。
諸葛亮出自琅琊諸葛氏。所以，士族抹黑宦官當然不余遺力。
那宦官自己呢？
同樣不余遺力，而且身體力行。
最典型的就是曹操。在任洛陽北部尉時，曹操嚴格執法而且過度執法，直接杖斃大宦官蹇碩的叔叔。父親曹嵩，是宦官一黨；爺爺曹騰，是超級宦官。曹操就是根正苗紅的宦官之後。那宦官之後又何苦難為宦官？
因為曹操這個宦三代正積極向士族集團靠攏，所以必須納個投名狀。
你們士族集團對宦官「纖罪必誅」，但也就在地方上收拾宦官和宦官的家屬。看我曹操，直接敢在天子腳下收拾宦官，而且往死收拾。
所以，連自己人都厭惡宦官集團。
那麼，東漢的宦官集團到底幹了什麼壞事，幾乎遭到所有人的唾棄。
壞事當然數不勝數。
但這不是宦官集團招人嫌棄的主要原因。因為士族集團也沒少幹壞事，卻同樣美名不斷。十常侍在手刃大將軍何進的時候，痛斥說：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為誰？
你說我們這些宮禁中的宦官不乾淨，那朝堂公卿們又有誰是乾淨的？也沒有。士族集團的精英，也就是所謂的賢臣們，同樣找不出幾個堪為時代楷模的典型。
因為幹了壞事所以被人厭惡，甚至被自己人厭惡。這個邏輯就沒法成立。
東漢朝堂，總計有四大勢力，分別是皇帝、宦官、外戚和士人。
在這四大集團中，皇帝和外戚的關係非常微妙。這倆人，往往先是互相依賴，再是互相弄死。
東漢法統承認的皇帝是12個，第一個光武帝62歲、第二個漢明帝48歲，最後一個漢獻帝54歲，除了這三個，其餘皇帝的壽命，最長也不過30歲。所以，東漢一直是小皇帝登基、少皇帝臨朝、壯皇帝死掉。
小皇帝不能親自處理朝政。所以，只能太后臨朝，但太后也年輕，自然搞不定。於是，只能把權力交給太后的父親和哥哥，也就是外戚。
所以，皇帝和外戚就結成了相互依賴的關係，皇帝有名分、外戚有權力。
而小皇帝是會長大的，長大的皇帝就要自己處理朝政。但這時候，外戚們仍舊年富力強，而且拒不交權，甚至還想把皇帝當擺設。
於是，皇帝和外戚的關係就變成互相弄死。
皇帝自然要拿回屬於自己的權力，但靠誰拿回權力？
靠宦官。
所以，皇帝和宦官之間的關係就形成了相互依賴的關係。這組關係，不僅非常好，而且一直好。即便搞定外戚，皇帝還會重用宦官。
那皇帝為什麼不能依靠朝中的正直大臣，也就是士族集團的賢臣，來收回權力呢？
因為外戚把持朝政時，把該換掉的人全都換掉了。士族精英肯合作，那就廟堂之高；士族精英不肯合作，那就江湖之遠。同時，宮中宮外全被外戚把控，皇帝的一舉一動都在外戚的監視之下。所以，皇帝也不可能接觸到所謂正直的大臣。
外戚梁冀直接敢把皇帝弄死。這時候的正直大臣，也就是諸葛丞相所謂的賢臣們，有誰伸張正義了？不能說一個都沒有，但肯定沒一個頂用的。漢桓帝清除梁冀，只能躲在廁所里跟宦官密謀。
這是皇帝與外戚、皇帝與宦官的關係，那宦官與外戚呢？皇帝與外戚是什麼關係，那宦官與外戚就是什麼關係。所以，這對兒關係不用多說。
接下來，就是外戚與士族的關係。總體來說是鬥爭與合作，但主流是合作。因為東漢的政治傳統就是外戚掌權。
這個傳統，自西漢時就開始醞釀。
西漢末年，大外戚王莽不僅換皇帝，而且改朝換代當皇帝。所以，西漢的外戚已經特別囂張，甚至可以說登峰造極。
到了東漢，外戚掌權不僅沒有減弱，反而加強。
東漢皇帝普遍比較弱，東漢朝廷也普遍比較弱。因為地方豪族，也就是士族集團，已經崛起。所以，皇帝找媳婦，就要求帶資入股。簡單說就是皇后的娘家人必須給力，能支持皇帝坐穩皇位。
所以，外戚掌權就成了東漢的政治傳統。
一旦上升到傳統，那就自帶合法性。外戚掌權，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於是，士族集團投靠外戚、依附外戚，也就不用遮遮掩掩。
所以，士族與外戚之間的合作就要大於鬥爭。關鍵是人家外戚真有權，不合作就不是處江湖之遠的問題，而是腦袋搬家的問題。
最後說皇帝、宦官與士族的關係。為啥沒有分成皇帝與士族的關係、宦官與士族的關係？
因為皇帝和宦官在本質上是一回事。皇帝要搞外戚，那宦官大概率跟著皇帝一起搞；皇帝要搞士族，那宦官大概率也要跟皇帝一起搞。
說到這裡，基本上也就理解皇帝與宦官的關係本質了：宦官就是皇帝的工具。
皇帝要搞事情，手底下就得有人。但正常情況下，皇帝手底下就倆人，一個叫外戚、一個叫士族。外戚，都不是幫不幫皇帝的問題，而是搞不搞皇帝的問題。士族，也就是所謂的賢臣，他們的一貫作風是阻止皇帝搞事情，同時還挖國家的牆角。
官僚制的正常流程走不通，那就走官僚制以外的非正常流程。於是，皇帝放權給宦官，然後讓宦官替自己搞事情。
所以，皇帝與士族的關係，一直非常緊張。集中表現，就是兩次黨錮之禍。
漢桓帝延熹九年，朝廷準備大赦天下。有個叫張成的術士，提前從宦官那裡得到這個大赦的消息。為炫耀自己法力高強，張成放出消息說：最近五行克五行，大家殺人都沒事，可以隨便搞事情。但沒人信。所以，張成讓自己的兒子出去殺個人、打個樣兒，非要製造一波熱點。張成的兒子出去就殺人、殺完就入獄。但赦令隨即下發，張成的兒子自然啥事兒沒有。但這件事被司隸校尉李膺關注到了，很快查明真相。於是，李膺不顧赦令，直接殺了張成的兒子。
李膺這麼幹，相當於咣咣打了宦官的臉。所以，宦官集團立即反擊，向皇帝告狀說：李膺這些所謂名士不僅在京師太學豢養游士，而且勾結地方各郡學生，同時互相吹捧、結黨營私，甚至詆毀朝廷、敗壞主流價值。
漢桓帝「偏聽」宦官一面之詞，宣布李膺這些人為「黨人」，立即發動「整風運動」。
但是，士族集團太強大。下面執行層有李膺，上面決策層有陳蕃。太尉陳蕃直接把皇帝的詔書退了回去。按正常的建制流程，皇帝的詔書必須經過三公簽發才能生效，生效的詔書才能公布天下。所以，皇帝可以隨便寫詔書，但三公不給你發，那詔書就是廢紙一張。
這時候，士族集團不僅打了宦官的臉，而且直接打了皇帝的臉。
皇帝雖然被懟得很窩囊，但也不是一點兒沒辦法沒有。一個辦法是動用「黃門北寺獄」，這地方可以直接抓人、辦人；另一個是換三公，陳蕃不聽話，那就換一個聽話的。
這就是第一次黨錮之禍。抓了很多人、免了很多官。但是這一次僅是不讓黨人當官，沒到殺人的程度。
桓帝死後，外戚大將軍竇武掌權。竇武跟士族集團的關係非常好。所以，外戚加士族，就要對宦官集團來一個大清洗。
但大清洗沒搞成，反被宦官集團來了一大波反清洗。這就是第二次黨錮之禍。這一次，不僅持續時間長，而且真得大開殺戒。
宦官與士族之間，第一次黨錮之禍相當於結了梁子、第二次黨錮之禍相當於拉了仇恨。但源頭就是一起術士之子殺人事件。這麼一個小故事，就能掀起兩次大波浪嗎？
當然不可能。
延熹九年的那次大赦，宦官集團是有目的的。他們想利用這次大赦，解救自己人。很多宦官和依附宦官的人，都被士族集團給抓了。那怎麼才能救下這些人呢？搞一次大赦，最合適。
士族集團也不是傻子，自然看透了宦官的詭計。所以，根本不在乎皇帝大赦天下的詔令，該殺還得殺，必須按照正義原則行事。對宦官及其門人一定要「纖罪必誅」，不管罪大罪小、一律殺頭；「雖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無論官大官小、一律收監。
所以，像李膺殺張成之子的案子，就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現象。
宦官要救自己的人，那皇帝就要大赦天下嗎？
皇帝當然會。
因為宦官和宦官的黨羽都是自己搞事情的工具。工具被搞沒了，那皇帝還怎麼玩？所以，發赦令、救宦官，從根子上說，就是皇帝的意思。
因此，不是李膺不給宦官面子，也不是陳蕃不給皇帝面子，而是整個士族集團不給皇帝面子。所以，這個「整風運動」也就必須搞。搞不定士族集團，那漢桓帝這個皇帝直接退位算了。
所以，表面上看是宦官集團與士族集團的戰爭，實際上則是皇帝與士族集團的戰爭。
宦官僅是工具。
但是，壟斷意識形態制高點的士族集團，只能罵一聲桓帝和靈帝是昏君，卻不敢罵得太過分。那這口氣出不來怎麼辦？罵宦官。國家敗壞的這種程度，全是這幫小人的罪孽。
於是，宦官集團不僅當世遭人厭惡，而且後世遭人唾棄。但實際上，宦官只是皇帝的工具。他們自然不乾淨，卻也不比那些士大夫更骯髒。
比之宦官這群工具人，那些具有自我意志的賢臣「好人」，或許更該為東漢的傾頹負責。這也是漢桓帝和漢靈帝一定要搞黨錮的原因所在。那這個原因到底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