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丘
編輯|海藍寶
自荷蘭人到達台灣後，長官宋克最大的責任和目的是如何發展與中國的通商貿易，他曾經建議荷蘭東印度公司「遣派數家族前來，當有利於公司，但須限制其具有通商貿易之能力。
一、對中國通商貿易的方式和策略
如此則可增加公司資本,招徠其他地方之，中國人前來台灣，亦可從敵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手中，完全奪取中國通商貿易」。
宋克還通過將布匹等作為禮物送給中國商人，以此來搞好關係，以便吸引更多的商人來台通商貿易。
同時荷蘭駐台當局還積極吸取中國商人的意見。《巴達維亞城日記》1625年4月6日條記載有一位名叫Wang san的中國商人，建議荷蘭人通過提高商品的收購價格來吸引華商來台通商貿易，只要保證獲得25%至40%的利潤即可。
一旦華商來台通商貿易的局面被打開，每年可得到10000斤絲綢，而不用擔心貨源不足。
荷蘭人採納了他的建議，同時為了與西班牙人爭購中國貨物，荷蘭人不借出高價誘使中國商人載貨前往台灣與之交易。
雖然荷蘭人採取各種手段吸引華商與其進行通商貿易，但是仍有很多商人前往馬尼拉進行通商貿易，因為那裡的利潤比在台灣的利潤大得多。
為了打破這種局面，荷蘭人想方設法破壞中國與西班牙之間的通商貿易。
《荷蘭人在福爾摩沙》1628年11月2日條載:
「我們向大員下令...而且要試圖切斷福州的中國人與福島北端的雞籠、淡水的西班牙人之間的通商貿易來往。
特別是派船到南澳與大星山之間的水域巡選，攔截航行於長崎、馬尼拉和澳門之間的敵船」。
其中福島即指台灣，當時西班牙人盤踞在台灣北部，在那裡與中國商人也有通商貿易往來。
另外荷蘭東印度公司還打算攔截航行於長崎、馬尼拉和澳門之間的敵船，可知荷蘭人計劃全方位地打擊競爭對手的通商貿易。
1628年11月14日，荷蘭駐台灣行政長官納茨就派出了兩條大型帆船，各配16名荷蘭人和70名中國人，與其他三條某海盜的帆船，在福州與敵人的基地雞籠和淡水之間的航路上攔截船隻。
為了得到中國的商品，荷蘭人又選定合適的中國商人作為中介，採用預付資金的方式，由中國商人在東南沿海一帶採購中國商品，但這種方式並不是長久之計。
《巴達維亞城日記》1626年4月9日條載:有兩艘荷蘭船出現在廈門，目的是向Simsou(即許心素)索要已付定金之絹絲貨物，許心素因招致荷蘭人來到廈門,還被官府勒索數千勒阿爾。
可見，中國商人並未按時向荷蘭人交付貨物，與荷蘭人在中國沿海進行通商貿易也會承擔很大的風險。
另外,隨著明朝後期海禁政策的嚴厲，東南沿海一帶海寇盛行，許多商人不願冒險前往台灣。
所以中國商人帶到台灣的商品非常有限，中荷通商貿易並沒有像荷蘭人預期的那樣迅速發展起來。
《熱蘭遮城日誌》1629年11月1日條載:
「無事，從日本完全沒有船來，跟中國的交易在短期內也顯然非常微小，因為一官被李魁奇趕出廈門，(據說)已逃去福州投靠軍門。
現在李魁奇據守廈門，在那附近偷竊、搶劫、放火,就像一官以前所做那樣，因此那邊的商人商船都不敢來這裡跟我們交易」。
可知海盜的橫行極大地影響了荷蘭人通商貿易的開展。荷蘭人對這種通商貿易局面非常不滿，希望開拓對華直接通商貿易。
因此他們嘗試派船直接到福建沿海一帶尋找通商貿易機會，但是由於明朝法律禁止外國商人到中國經商，所以荷蘭人只能在漳州外海域從事走私通商貿易。
《熱蘭遮城日誌》1629年11月27日條載:
「決議，長官普特曼斯閣下要率領那些快艇Texel號、Slooten號及隨時會從中國回來的Domburch號，載....擔胡椒、50擔蘇木，....擔象牙及現款480勒阿爾前往中國，去用以交易中國貨物」。
1630年2月3日條載:「今天長官普特曼斯閣下搭快艇Slooten號，與兩艘戎克船，從圍頭灣來到此地，他們於上個月20日借快艇Armemuiden號及另外兩艘戎克船航離大員，來圍頭灣停泊，要在那裡出售該快艇帶去的商品」。
可知荷蘭人以台灣為據點，派遣船隻往來於福建和台灣之間，尋找貿易機會。以上決策獲得了一定的成效，荷蘭人購得了生絲、布匹等許多中國商品。
在此期間，荷蘭東印度公司還曾經計劃與海盜李魁奇合作,《熱蘭遮城日誌)1629年12月11日條載:
「帶一封.上述李魁奇的信件來歡迎長官閣下。主要內容說，一官與他之間的戰爭已經結束，他最近已被軍門封為官吏，因此許諾我們，將安排充分的貿易通商，
對長官閣下的駕臨漳州河已經期待很久等等」。
《熱蘭遮城日誌》1629年12月13日條載:「決議要贈送價值三百里爾的象牙、檀香木、胡椒和紅呢絨給李魁奇，為要使他在各方面更熱心幫助我們」。
可知，李魁奇告知前來福建沿海的荷蘭人其已經將鄭芝龍趕走，並獲得很大權力，還許諾荷蘭人開展通商貿易，為了能夠把握這種貿易機會，荷蘭決定與其合作。
但荷蘭人僅僅在李魁奇那裡得到了少量優質商品及許多劣質商品。
1630年2月他們之間的合作結束，李魁奇已經被鄭芝龍的部下所擊敗。與此同時，荷蘭人仍未放棄以武力打開與中國直接通商貿易的大門。
他們認為「如果我們想享受優惠和自由，對中國人要用暴力和武力制服，這對於減輕荷蘭東印度公司無法承受的沉重負擔，增加日本通商貿易，是極為必要的」。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荷蘭人仍舊採取武力威脅的手段，堅持對中國沿海地區的騷擾。
崇禎三年(1630),荷蘭人入侵廈門，「鄭芝龍募龍溪人郭任功率十餘人夜浮荷蘭船尾，潛人焚之，余悉遁去，不敢窺內地數年」。
當時的鄭芝龍已經被朝廷招安，任廈門海防游擊，他率人成功擊退了荷蘭人的進攻。
1633年，荷蘭人再次試圖以武力打開，但在金門料羅灣戰役中又一次被鄭成功擊敗。
「此役之後，荷蘭人被迫接受鄭芝龍的條件，退出福建沿海」。
可以看出，荷蘭人這一時期開展通商貿易的方式和策略主要有以下幾種，包括吸引商人前來台灣通商貿易，預付定金通過中國商人購買商品，打擊競爭對手的通商貿易；
採取海盜行為掠奪商船，前往中國沿岸尋找機會就地通商貿易，嘗試與海盜合作，試圖以武力迫使中國與之開展直接通商貿易。
但無論如何荷蘭人都無法直接打開中國的通商貿易大門。
倫納德·包樂史指出:「庫恩(荷蘭東印度公司總督)所奉行的武力政策:憑藉赫赫聲威與武力，而不是以友好的關係來獲得與中國通商貿易的機會，也因為缺乏力量而失敗了」。
荷蘭人只能通過中國代理人的方式來獲得中國商品，以及以海盜政策掠奪來往商船來獲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