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梁曉聲曾和幾位朋友熱烈地討論人生。
朋友們都覺得，人生需要不斷「增容」——不斷增長自己的技能和財富，才能與時俱進。
但梁曉聲回憶過往卻發現，如果只顧著給人生「增容」，常常越來越不堪重負，反而是「減法人生」，讓自己活得更加通透而灑脫。
他把這些感悟寫在了最新的散文集《人間清醒》中：
無論行業和機遇多到何種程度，我們每個人終其一生能做好的事情，永遠就只有那麼幾種，有時，僅一種而已。
所以，人生最好的活法，其實是懂得做減法——
將那些干擾我們心思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從人生『節目單』上減去，再減去。
短短一席話，確實堪稱「人間清醒」。
網上有個話題：「為什麼我們長大後，變得越來越不快樂了？」
一位網友的回答引無數點讚：「一個人之所以活得痛苦，往往是因為欲望大過了能力。」
是啊，人生的大多數煩惱，其實都源自於我們想要的東西太多，而能做好的事情卻又太少。
陶淵明說：「人為物累，心為形役。」
縱觀那些活得自在灑脫的人，常常都擅長「斷舍離」：
滿心怨懟，當斷；過度物慾，當舍；壓抑自卑，當離。
一個高質量的人生，往往從不斷「做減法」開始。
在《人間清醒》中，梁曉聲坦言自己從小學二年級起，就開始做幾乎一切的家務。
而哥哥卻只關心讀書，只有在星期天才會想起挑兩擔水。
每當梁曉聲用瘦小的肩膀踉踉蹌蹌地去挑水時，他就會對哥哥滿心怨懟：
這活本來應該他幹的！
後來，父親年歲漸長，工作漸感吃力，但工資卻一分沒漲。
他希望哥哥放棄讀書，找份工作，以減輕家庭負擔。
可是，哥哥的夢想，就是要靠上大學改變自己和家族命運。
所以他最終還是選擇了母親提議的一所鐵道學院。
梁曉聲看著父親佝僂的身軀和斑白的頭髮，對哥哥的怨恨又增加了一層。
他覺得哥哥太自私，為了讀書竟不顧家人死活。
哥哥上大學後，暴怒的父親斷了他的生活費。
無盡的窮困夾雜著父親的責罵和強烈的愧疚，哥哥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梁曉聲為了每月能多掙40元錢給哥哥治病，就響應「上山下鄉」號召，當了知青。
有一天，梁曉聲回家探親，發現母親的額頭被哥哥砸傷，留下一條很深很恐怖的疤痕。
那一刻，他對哥哥的恨意達到了頂峰：
「讓他永遠住在精神病院裡，住院費我來出！」
這一住，就是10多年，直到母親在去世時，滿心愧疚地拉著梁曉聲的手說：
「我真想你哥能和我一起走，這樣就不會拖累你了……」
短短一句話，擊中了埋藏在梁曉聲心底的無盡悲傷。
他和哥哥的一幕幕往事，突然如潮水般湧入腦海。
他想起自己小時候發燒數日不退，正值小升初的哥哥卻請假不上學，終日與母親長守床邊，用涼毛巾給他退燒，餵他吃藥。
他想起哥哥為了給自己買點心，冒著傾盆大雨被淋得像個落湯雞，還把膝蓋磕出了血。
他現在突然理解，哥哥當年是多麼想靠一己之力去改變整個家庭的命運啊！
可是一個「窮」字，卻害了哥哥一生。
此刻，梁曉聲終於放下對哥哥的怨恨，取而代之的，是對他深深的愧疚與憐惜。
辦完母親喪事後，梁曉聲就專門買了房子，將哥哥接到北京。
直到這一刻，他才如釋重負。
梁曉聲和哥哥的愛恨糾葛，是不是像極了無數個普通家庭的日常？
年少時，我們常常因為家人的各種錯誤與缺陷而耿耿於懷，以至於常常自怨自艾，為什麼自己就沒有出生在一個好的原生家庭？
直到歷經滄桑我們才猛然發現，原來，這世上從來都沒有所謂完美的原生家庭。
那些真正傷害我們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滿心的執念和怨恨，以及那顆不肯放下過往的心。
越計較，越被計較禁錮，越怨恨，越被怨恨折磨。
一念放下，天地皆寬。
唯有減去內心的怨懟與雜念，才會習得真正的平靜與安寧，才會獲得嶄新的動力和希望。
在《人間清醒》中，梁曉聲回憶過往，發現自己拒絕了3次「改命」的機會。
二十七歲時，他帶著檔案到文化部去報到，接待的人告訴他，他可以選擇留在文化部，但他最終選擇了去電影製片廠。
四十歲左右，梁曉聲結識的一位高幹子弟不止一次地對他說：
「你整天伏案寫作太辛苦了！當官吧！先從局級當起怎麼樣？正局！你認真考慮考慮。」
梁曉聲也很乾脆地拒絕了朋友的好意。
四十五歲那年，台灣一位企業家懇請梁曉聲和一位作家做他們大陸商業的全權代理人，投資什麼，投資多少，酬金方式，都由他們來定。
年薪股份、香車寶馬，令人心潮澎湃。
但梁曉聲知道，自己並不熟悉企業管理，唯一比較擅長的事情，除了文學，還是文學。
所以，他再次謝絕了企業家的邀約，並把自己的感悟寫在了《人間清醒》中：
其實上蒼賦予每個人的人生動力是極其有限的，故人生『節目單』的容量也必定有限。
只有不斷減去不擅長的細枝末節，才能真正凸顯自己擅長的主要任務。
正是這份善於「做減法」的智慧，讓梁曉聲專注於寫作領域，從而獲獎無數。
從全國短篇小說獎、中篇小說獎，到中國電視劇飛天獎、金鷹獎，最終憑藉小說《人世間》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到達寫作生涯的巔峰時刻。
梁曉聲前半生的故事，讓無數人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曾幾何時，我們都一直以為，追求越廣越快樂，得到越多越幸福。
但最後卻常常發現，物慾越盛，焦慮越深；貪戀越大，痛苦越滿。
而當我們減去過度的物慾與執著的貪戀，往往會真正挖掘出自己人生最擅長的方向。
學會給心靈鬆綁，方可達到專一精進；
懂得給生命減負，才能迎來海闊天空。
把人生調到極簡模式，是一個人愛自己最好的方式，也是一個人最聰慧的活法。
在《人間清醒》中，梁曉聲分享了一段終生難忘的經歷。
小學時的某一天，市里一個衛生團要來學校檢查衛生，而梁曉聲因為棉襖上的油污，被班主任擋在了校門外。
梁曉聲被班主任責令回家換衣服，但他家裡並沒有多餘衣服，所以拒絕了她。
班主任一聽，就生氣地亂扒著梁曉聲的頭髮說：
「瞧你這滿頭蟣子，真叫人噁心！回家去吧！檢查團走後再來上學！」
老師尖酸刻薄的當眾羞辱，把梁曉聲的尊嚴撕了個稀碎。
他帶著滿滿的羞恥與憤怒，一度陷入自卑的泥淖，不知如何自處。
就在他想要放棄上學時，語文老師拉住了他：
「窮困並不是你的錯，但要想同學們看得起你，老師喜歡你，那就更要努力學習啊！」
語文老師的循循善誘，讓梁曉聲驚喜地發現了自己擁有講故事的特長。
每一篇課文，他都能在提前熟讀之後，聲情並茂地講給同學們聽。
同學們羨慕的眼神，猶如一支支溫柔的拂塵，將梁曉聲內心的自卑一點點清除乾淨。
他的學習進步神速，四年級上學期，還發表了一篇作文在《中國少年報》上。
多年以後，梁曉聲回望這段經歷，心中只剩下對所有貧困孩子滿滿的憐惜：
「教育的社會使命之一，首先就是應在學校中掃除嫌貧諂富媚權的心態！」
如果說放下自卑，讓梁曉聲獲得了更廣闊的視野，那減去自負，則讓他真正開始心懷悲憫。
成名後，梁曉聲曾偶遇一個賣茶葉蛋的老奶奶，她身材瘦小，生意清淡。
梁曉聲忍不住去買下幾個茶葉蛋，然後故意裝作沒算清老奶奶應找自己2毛零錢，拉起兒子就走了。
他一邊走，一邊給兒子講同情心是一種怎樣的美德。
沒想到2小時後，父子倆從公園一出來，就碰見了在那裡等候多時的老奶奶，她迫不及待地用乾枯的手遞給了梁曉聲皺巴巴的2毛錢。
公園的守門人說：「老太太為了你這兩毛錢，站我旁邊等了半天……」
那一刻，梁曉聲突然為自己充滿優越的施捨感而感到羞愧萬分：
自己到底是有多自負，才會猥瑣地認為這老奶奶會為天降的2毛錢而沾沾自喜？
從此，梁曉聲對所有的底層人物越發的尊重和敬畏。
他寫路邊看自行車的中年女人，寫那個以撿垃圾為生的小女孩，寫遍世間百態、寫盡人間滄桑。
梁曉聲的歷程，是不是像極了無數人的人生。
年少時，我們都可能會因為自己的種種缺陷與不堪而心生自卑，直到後來才發現，原來大多數人的人生，都免不了一地雞毛。
富裕後，我們常常可能因為生活比別人優越而心生自負，直到後來才懂得，我們眼裡看到的那些慘澹的人生，也未必就永遠不能收穫幸福。
自卑，常常讓我們自怨自艾，看不清人生百態；
自負，往往讓我們自傲自大，不懂得人間疾苦。
唯有減去自卑與自負，才能心懷悲憫；
才能見到困苦之外更廣闊的困苦，才能發現逆境之下更蓬勃的生機。
心理學上有一個概念，叫「選擇悖論」，指的這樣一種現象：
幸福意味著擁有自由和選擇，但更多的自由和選擇卻並不能帶來更大的幸福，而恰恰是選擇越多，幸福越少。
因此，學會給人生做減法，才顯得如此重要：
減去內心的怨懟與雜念，才會獲得平靜安寧；
減去生活的物慾與貪戀，方可收穫專一精進；
減去心中的自卑與自負，才能真正心懷悲憫。
《自律力》一書中說：「給生活做減法，主動地斷舍離，才是對自己真正的寵愛。」
願你我都能及時斬斷負面情緒，捨棄過度物慾，脫離自我禁錮，義無反顧地減去前行路上的所有負累，去奔赴自己嶄新的、熱氣騰騰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