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擔任「天壇獎」的評委主席了。
他值得！
從《紅高粱》到《滿江紅》，
從北電高樓學生到奧運會開幕式導演，
從1988年到2013年，
從38歲到73歲。
觀眾也從60後，走到00後的5代。
他，一個人，用了35年的時間，造出幾代人瘋狂的巨夢！一輩子只做一個的電影夢！
還記得——
過去幾年的輿論中，貶低張藝謀是部分人的共識，是90年後青年的成長的烙印。
早從1988年開始，攻擊張藝謀
就成了部分人的「政治正確」。
話要多難聽有多難聽。
幾十年前拍的《大紅燈籠高高掛》、《菊豆》、《秋菊打官司》，《紅高粱》——
到今天還在被一堆人指著鼻子罵：
張藝謀的意識形態還是符合西方的「東方主義」那一套，但凡是個純正中國人，都會發現他拍的那些玩意兒都有著深深的迎合西方的趣味，擱中國，他的那些潛意識裡的東西也都不正常。
張藝謀這種人誠然再優秀，也依然得不到西方大人的青睞。所以不客氣的說，他們那一代的名氣是建立在出賣中國的陰暗面來獲得的！
從1988年38歲的處女作《紅高粱》
2023年73歲拍的最新電影《滿江紅》，
時間一晃35年，
張藝謀一路也就被罵了35年。
不會講故事，
迎合西方藝術審美，
成了張藝謀最大的詬病。
可事實果真如此嗎？我想坐下來，跟各位讀者朋友們，好好聊一聊這個話題。
首先，我們要了解一個知識。
電影它是一個舶來品。
時至今日，世界電影的話語權仍然掌握在「法國」和「美國」兩地輻射的西方手裡，
他們對什麼是好的電影，好電影的標準的是什麼？有著最終的解釋權和決定權。
這項「電影文化霸權」不是西方人搶來的，
電影確在西方法國盧米埃爾兄弟發明後，西方舊派藝術，不承認「電影是藝術」。
那幫西方的先鋒的藝術家們，為了證明「電影就是藝術」，可是費勁心思啊，他們提出了不少電影理論，還搞出了美學的界定。
電影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地位，確實是那些西方電影的先驅們一槍一炮，給打出來的。
張藝謀是在1978年進入的北京電影學院，
彼時，中美已經建交，且隨著跟蘇俄關係的惡化，北京電影學院的教材和教學大綱也從過去的「蘇聯電影」換成了「西方電影」的大綱。
一場改革正在席捲大地。
我們開始向西方的先進文化學習。
28歲的張藝謀在北京電影學院，學的就是西方電影的那一整套完整的電影體系。
老謀子那時候接觸，正是世界上最新潮的電影運動：德國表現主義，義大利新現實主義，法國新浪潮運動，法國左岸派。
這些新潮電影運作，有個非常顯著的特點：反傳統體制，追究個性化「作者電影」。
什麼意思呢？
在那個年代，張藝謀所接觸的教育就不是「故事第一」，而是「表現第一」，你如何在電影裡去表達你的想法和價值觀。
西方電影理論，是張藝謀的啟蒙。
與此同時，咱們國家的社會環境和文學浪潮，也在那個時刻深深影響了張藝謀的創作。
張藝謀成長的那會兒，
我們中國剛走出來，邁向開放，擁抱世界。
隨之而來的呢，就是我們看到西方那邊兒後，咱們這兒就陷入了民族身份的危機，民族自信的迷茫。於是啊，在思想圈裡，就有了「尋根文化」，還有文學上的「傷痕文學」。
張藝謀那會30出頭，
他怎麼能脫離主流社會的影響呢？
他和陳凱歌這些第五代導演們的同學們，走的路不一樣，風格也不一樣，但他們的方向一樣：不要把電影再看作是蘇聯的那樣政治宣傳電影，我們在文化反思上取得成功。
從某種程度上說，張藝謀「講不好故事的」是因為，在他電影裡，故事不是第一位。
在那個年代的西方藝術思潮下，
張藝謀和第五代導演們，是想通過「電影美學」喚醒沉睡的大眾。在那會的他們看來——
「電影是看的藝術，不是說話的藝術」。
你的畫面就是你所表達的思想。
這也是為什麼，張藝謀喜歡用誇張、極具代表性的顏色，來烘托氛圍，展現人物情緒。
因為那是都是他的思想表達。
那為什麼張藝謀又要拍落後的農村呢？
這就是我前面說的——當時的社會思潮和藝術思潮，就是一股「傷痕文學」和「尋根文化」
在那個民族身份迷茫，自信黯淡的年代，
張藝謀選擇了農村。
不是因為農村落後，而是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都源於農村。
不管是歷史上再偉大的帝王，還是跩著到沒邊的龐大王朝，它們都離不開小農經濟。
農民是過去中國5000年歷史的根基，
人民是歷史的昨天和明天。
張藝謀回到農村，撿起了那被遺棄的文化。
在《紅膏里》裡，他又一次展示了那獨一無二的傳統手藝——釀造高粱酒。
在《我和我的父親母親》裡，他用織布的故事來傳播那古老的民間織布技藝。
在《菊豆》裡，他借著封建的黑暗，用「家族文化」來看中國本土思想的根基。
在那股歷史的大浪潮中，
張藝謀一直認為，自己並不是電影導演，而是中國鄉土文化的守護者和推廣者。
事實也的確證明，
在90年代的城市化的浪潮中，
張藝謀保衛了民族文化。
跟那些作家、手藝人、政治家不一樣，張藝謀是用電影回到中國農村，展示了中華民族的生存、生活方式，既是自我剖析反思，也是文化輸出。
張藝謀不光是個牛逼的攝影師、演員、導演，他還是個了不起的中國文化傳播者。
他親自把中國電影推上了國際舞台，讓更多人了解中國人、中國電影。給西方世界提供了新的解讀中國人的途徑和方式。
在反思中弘揚了民族文化，走向了世界。
但就像，新派跟西方舊派藝術鬥爭一樣，西方和東方的文化戰爭也沒從來停過。
一開始，張藝謀沒意識到這事兒，
剛一踏上國際舞台拿獎的時候，
他那興奮勁兒和開心勁兒可真不少。
名利雙收，文化傳播，全都攬在手裡。
那時候國內的電影市場太小了。又正好碰上國有電影廠改革，拍電影都得自掏腰包，
那時候也沒人願意投電影，電影院都沒幾家。
張藝謀去一趟國際電影節，能撈一大把，
畢竟除了獲獎的榮譽外，
更重要的是能做生意。
歐洲三大電影節本質上是「超級大市場」。
全球知名片商在電影節買下心頭好的電影海外發行版權，導演們也能拿到海外投資。
張藝謀早期能拿著高權力，不受任何人和各大電影廠控制，就是因為他有海外投資。
對這種小而美的文藝片投資，
國際影展可是最好的成名途徑。
可後來呢，張藝謀發現了——海外電影節其實沒那麼輕鬆簡單，沒那麼單純，
大家談的可不是純粹的電影。
1987年，陳凱歌的《孩子王》講的是「農村教育」，是那塵封的「十年亂」的反思與自省。
陳凱歌想探討的是「知青下鄉，教育失衡」，鞭策落後的教育。諷刺的是，陳凱歌人還沒去法國，坎城就頒了個最佳教育獎。
陳凱歌非常失望，他感覺自己被戲弄了。
三年後，張藝謀也嘗到了碰壁滋味。
那是坎城電影節評委會會議室，主席雅各布坐在會議桌前，其他評委們也在座。
雅各布神情很嚴肅：「各位，關於張藝謀的那部《一個都不能少》，我認為那個升國旗唱國歌的鏡頭有問題，建議刪減。」
其他評委附和點頭：「我們要怎麼做？」
雅各布：「讓他撤掉這部電影，換上另一部《我的父親母親》。我相信，只要他換了，我們就可以投票給他，他或許能拿到坎城大獎。」
張藝謀是在辦公室看到雅各布的建議，
神情嚴肅，思索片刻後開始寫回信，1999年4月20日公開發表在了《北京青年報》：
「令人不解的是閣下竟以「政治」理由對影片加以指責，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政治或文化的偏見。長期以來，我非常熱心和積極地參加坎城電影節……
但今天，我決定退出是因為我對貴節珍視藝術的宗旨產生了動搖。
一部電影的好與壞，每個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這是很正常的。但我不能接受的是，對於中國電影，西方長期以來似乎只有一種"政治化"的誤解方式：不列入"反政府"一類，就列入"替政府宣傳"一類。以這種簡單的概念去判斷一部電影，其幼稚和片面是顯而易見的。
我不知道對於美國、法國、義大利等國導演的作品您是否也持這種觀點。
我希望這種歧視中國電影的情況以後會慢慢改變，否則它不僅僅是對我，而且對於所有的中國導演，包括後繼的年輕導演們的作品都是不公平的。」
雅各布拿到張藝謀的回信，
神情有些錯愕。
那天以後，張藝謀逐漸遠離了西方。
張藝謀徹底開始明白——東方也好，西方也好，說到底，這些國家的電影不管哪兒的，總得翻個身，掉進那帶著標籤的「盒子」里。
不管你怎麼想的，人早就對你的電影貼上了「標籤」。就好比，西方一看香港電影一開始就被扣上了動作片和警匪片的帽子（到現在還有一大堆人這麼覺得）；
日本電影就是武士片或者小成本問題少年片；台灣電影等同於那種隱晦的反烏托邦片。
過去80年代，中國大陸電影跟著陳凱歌的《黃土地》和張藝謀的《紅高粱》鑽進了西方世界，那時候中國剛從三十多年的僵硬的路線走向開放。一大批影片都帶著精神創傷。
進入西方的都是第五代導演的作品。他們的電影就像其他國家的「新浪潮」電影一樣，挑戰了那時候國產電影的老套路。這些新電影一出來，官方也傻眼了，不知道該咋辦。
有些片子就碰上了審查的石頭。於是，第五代的作品在西方就被當成反對官僚壓迫的「抗議片」。西方電影節、發行商——甚至包括一些電影人自己——都喜歡鼓捧這種看法，
因為這可是宣傳的好手段，照著早年的蘇聯和東歐那套，只要在國內被禁的就是好的。
正如被誤解的賈樟柯和中國第六代導演一樣，
只要中國電影拍點迷茫的年輕人，再加點社會亂象，就能成了西方社會關注的焦點。
無論，你的表現如何，
在他們的認知裡面，
那就是一個極權國家的陰暗面。
那些好的電影，反映日常城市生活電影的電影，根本就無法通過電影節的預審，就好像張藝謀從未拿過的奧斯卡金像獎一樣。
每一個獎項的背後，都有著文化博弈。
他們根本就不在乎你肚子裡有幾碗粉，
他們要的是你的命。
從1988年的《紅高粱》到1999年的《一個都不能少》，張藝謀在走過10年後，意識到了這個西方的偏見，但是我相信，對於大多人來說——認識到文化博弈的大多是2017年。
老謀子離開的時候，
2尊威尼斯金獅獎，
1次柏林金熊獎，
1次坎城評委大獎，
老謀子也換了一個身份。
他從參賽選手，變成了評委會成員。
他成為了電影秩序的制定者。
在電影美學上，老謀子是最有發言權的，你不靠近黑暗，永遠不知道那個地方有多麼黑。你沒有站在高地，就沒有資格去指點江山。
就在當下，諸多年輕導演朝西方傳統三大電影節的殿堂衝刺，渴望榮耀時，張藝謀卻踏上商業電影之路。是為了錢嗎？是也不是。
拍電影要是不賺錢，那就沒人投資電影。
1999年以後，外界對他的批評聲音很大，
但是他一點都不在乎了。很多人說他為什麼不拍文藝片了，因為他知道文藝片他已經有了《紅高粱》，商業大片它也有了一部《英雄》。
無論是文藝片還是商業片，張藝謀都做到了極致。是啊，張藝謀的電影是變了，故事和畫面沒了農村沒了鄉土，那是因為我們進步了發展了，現代鄉土跟過去不一樣了。
人要往前走，不要回頭看。
未來再前面，不在後面。
如果非要批評，非要反思的話，我們應該是要批評我們自己，反思我們自己。
老謀子73歲了，一個安享天年的年紀，
卻活躍在中國電影的一線，仍然在做一個中國的文化傳播者，而我們呢？我們對一件熱愛的事情能否堅持這麼久呢？我們能否在他這個年紀，仍然保持著不凋零的創作力呢。
英雄會遲暮，國師也是一樣，
望著1988年，老謀子和莫言的那張合照，再看看現在的老謀子的接受採訪時的神態，
他的臉上少了過去的笑容，
多了一份憂愁，
他在憂愁什麼呢？大概是——
中國電影的黃金年代過去了，
等自己徹底老去，
誰又能扛起中國電影的大旗呢？
他還沒看見後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