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上野千鶴子和我們都不知道，幾個月後她和中國女性的一場對話將在中文網際網路引起軒然大波。我們依然談起了「女權主義為什麼不能讓我幸福」的話題。
即便是隔著國境，上野似乎也很懂這種困惑，「相比起我的時代，現在女性的選擇變多了，但也被要求滿足所有的社會規範，工作要成功、要結婚、要生小孩、要滿足社會對成功的定型印象，這是我們痛苦的根源。從前只有兒子才有守墓的責任，現在女兒也變成了被期待的對象，父母會說：『努力就能行，你為什麼不努力呢？』什麼都想要，女人也想贏，是新自由主義價值觀，不是女權主義。這種成功被認為是女權主義的目標，完全搞錯了。女權主義就是要你從社會規範中掙脫出來，變自由。女權主義者只是想從被強加的規範中解脫而已。」
文｜劉璐
編輯｜姚璐
圖｜受訪者提供
上野千鶴子和中國
和很多人經歷的一樣，上野千鶴子也準時出現在了我的電腦屏幕上。熟悉的紅色頭髮和黑色上衣，以及上野千鶴子式的輕快聲音。
這是2022年的年末。鏡頭之外看不到的地方，上野告訴我，她經歷了一場骨折，自己成功加入了高齡者的「壓迫性骨折跌倒組」，此刻她的腰間正圍著一個腰部保護器具。74歲，上野馬上就要步入日本社會的後期高齡者的階段，她將享受全新的介護保險制度（日本一項以社會保險的方式支持高齡者介護的公共保險制度），感受這個階段自我和社會的變化。
接受完《人物》的訪問之後，她又要馬不停蹄地加入下一場學術討論。那是一場關於女性士兵的討論，參與者從20多歲的女大學生到作為學術前輩的上野千鶴子，跨越近半個世紀的年齡差。她們討論的是一道有些複雜的議題，對上野來說也有些為難，女性和戰爭應該是什麼關係，女性如果能像男性一樣去戰場打仗，是不是就能實現「平等」？
具體的生命經驗和銳利的觀念討論交織在她的生活當中，並且一貫如此。
第一次接觸到上野千鶴子時，我正坐在北京五環外的一輛計程車上。我26歲，讀到她在東京大學開學典禮上的演講，迎頭而來的一句是「你們應該都是抱著努力就有回報的信念來到這裡的。可是，等待你們的是即使努力也得不到公平回報的社會」。那是2019年，俄烏戰爭還沒有發生，離新冠在全球爆發還有不到一年時間，我周圍的環境在激烈地、直線式地向前發展。雖然努力沒有回報的故事每天都在我的眼前上演，把這個殘酷現實用如此直白的話語在這樣的場合說出來，我還是第一次見，我在車上深深吸了一口氣。
上野的演講也受到了一些批判，有東大的學生對上野說：「在那樣發表祝辭的場合闡述自己的思想，我是有點反感的。」但這場演講的影響力我想還是掀起了深刻又長久的波紋，至少當在擠早高峰的某個瞬間，在內心受到挫折的某個瞬間，心裡會迴響起那句，「請你們不要逞強，勇敢承認自己的弱點，互相支撐著活下去」。
她在日本念出的句子，在今天精準回應了很多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女性的焦慮。在《父權制與資本主義》中，她引入了「無償勞動」的概念，揭穿關於家事勞動的一些女性神話；在《厭女》中，她選擇用「厭女」這個冒犯的詞，形容女性從古至今呼吸過的空氣；2022年，上野千鶴子與鈴木涼美的書信對話集《始於極限》被翻譯成中文，書中兩人袒露心扉，談及自我與男性的關係、與家庭的關係、與母親的關係，將那些仍糾葛不清甚至有些羞恥的自我展現給對方與讀者。
上野的書在中國成為了暢銷書，就像30多年前在日本一樣。在經歷了高速的經濟成長和社會變遷後，中國女性擁有越來越多的自由，但這自由也伴隨著代價。女性被看見，被讚美，但也被要求，被定義。兩套腳本並存在女性的生活之中，女人可以去向何處的疑問彌散在日常中。
也是基於此，近兩年上野接受了很多中國媒體的採訪，她也在這些採訪中感受著今天中國社會的空氣。她認為，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拜金主義，成功渴望，旁若無人的上升希望，不加掩飾的欲望，如影隨形，呼嘯而來，日本也有過這樣的時候。
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天真輕浮的幸福感漂浮在空中，每個人都在跳迪斯科，「男女都很開心，我也是跳著迪斯科來東京的」，上野對我說。在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年代，人們的現實里都充滿了向上走的「理想」，後來人們才知道向上走的理想會結束，遠方不再存在。
1985年，日本頒布《男女機會均等法》，也在同一年通過了《勞動者派遣事業法》，越來越多的女性離開家庭開始工作，女性有了收入，不用依靠別人就能滿足自己的欲望，洋洋灑灑走進消費社會。
她成長在一個高速向上發展的日本社會，人生就乘在發展的浪上。在《男女機會均等法》出台的3年前，她出版了她的第一本書《性感女孩大研究》，這一年她34歲。書的封面是一個穿著連體緊身衣的女孩在做倒立。這本書以一種通俗的口吻解析戈夫曼的「符號論」——消費世界裡充滿欲望的廣告、女人半張的嘴唇、誘惑的眼神、曲線的身體、社會要求女性表演出來的女性氣質，以及男性想要表演的男性氣質。男女身上的「社會性外衣」被上野千鶴子用筆剝掉。
她上電視節目，寫專欄，燙不同的髮型，穿時髦的衣服，也寫黃段子，被男性雜誌和男性知識分子頻繁邀請寫評論。那時候，女權主義與商業主義一起在日本被推廣開來，書上只要打上「女權主義」的標籤就約等於「暢銷」。後現代思想成為潮流，學術像時尚一樣被消費。
泡沫經濟破滅後，她說自己是泡沫經濟的共犯。「那是什麼意思？」我問，「那時候的消費文化，我順勢乘上去了。我把它作為研究對象，還覺得那很有趣，和它同床共枕。在時代中活著就是這麼一回事吧。」
1988年，上野千鶴子第一次到中國。當時日本的女權主義者正在爭取脫掉裙子，脫掉高跟鞋，擺脫女性氣質的規訓。而中國正處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上海街頭的女性脫掉了千篇一律的灰藍衣衫，想要穿上高跟鞋和迷你裙。日本的家庭主婦正想走出家庭，而中國正在興起「婦女回家」。「歷史真是一個諷刺的東西」，上野千鶴子當時想：「想穿高跟鞋的女性會認同我們嗎？」
歷史蜿蜒發展。後來中國經歷了高速發展的幾十年，日本經歷了泡沫經濟的破滅。《男女機會均等法》頒布時，女性被分割成了贊成與反對的對立兩端，十幾年後上野千鶴子等人一起回顧這部法律為日本帶來了什麼，才發現法律出台的1985年，可以被稱為「日本女性貧困元年」。上野還目睹了柏林圍牆倒塌，東德和西德在陣痛中融合變動，人們目瞪口呆地看著東西冷戰的結束和社會主義蘇聯的解體。
而到了2020年，年齡相差了近40歲的上野千鶴子和鈴木涼美開始對話，兩位女性面臨的不同時代和境遇，似乎共同存在於過去幾十年裡加速發展的中國社會。人們是如此渴望從她身上得到答案。
作為弱者有什麼不好？
我第一次見到上野千鶴子本人是在2022年深秋。在聽完東京大學演講的不久之後，我來到東京學習。東京近郊的日野市，有一場她的講座，主題是「可以一個人在家死嗎？」。
日野市在昭和年代被開發為東京的衛星城市，被稱為「睡城」。在日本的經濟高速成長期，上班族們白天到東京上班，晚上回到日野睡覺。這樣的生活方式持續多年，促成了一個華麗又不斷更新的東京。而當上班族成為高齡者之後，要如何在「睡城」繼續度過，是日野市的新課題。
生育率持續走低，老齡化程度升高，「孤獨死」成為泡沫經濟破滅後的一個註腳。這是日本正在面對的，可能也是中國將要面對的。
在經歷了上世紀80和90年代在日本發生的女性主義浪潮之後，2000年之後，上野的研究重點從女性主義轉移到了老年研究。「在家一個人死」是近十幾年上野千鶴子一直在研究的課題。
上野關心的話題領域廣泛，性、文學、家庭、國家，她也比同時代其他人更早關注「老去」這一議題。上野將「老去」捕捉為「變為弱者」，她問「作為弱者有什麼不好？」在她的前輩、社會學者樋口惠子看來，弱者是上野反對近代式進步主義的一把鑰匙，這把鑰匙通向女性，通向老去的人，通向不斷變化的權力天平中的下位者。我們處在一個沒有前例的高齡社會，無論我們是否同意，我們都會變老，成為弱者幾乎是每個人都將面臨的命運。
此時正值新冠病毒在日本的第八波感染，前來聽講座的1000多名觀眾里目測90%以上都是70歲以上的高齡者。上野千鶴子慢悠悠走上講台，她比想像中個子更小，骨折還沒完全康復，「早上好，我是獨自一人的上野千鶴子」。獨自一人，日語寫作「一人様」，語意里將「一個人」視為尊貴的存在。
上野千鶴子以社會學者的身份，把自己做的「在家一人死」的田野調查展現給台下的高齡者們看。有的觀眾問起獨自一人死需要多少存款，還有的觀眾表達了對當下社會制度的一些擔憂，問題大多集中在高齡者接下來的命運中。
而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作為女權主義者的上野千鶴子在演講的時候，經常會被問到的另一個問題是，「像你這樣的女權主義者，對你來說理想的家庭關係和男女關係是什麼樣的呢？」
我問上野怎麼回答這個問題，她說她通常回答「沒有」，「這個問題暗藏著目的論的歷史觀，和一種近代主義式的進步主義。這個問題無法對近代的成長神話形成質疑。」
近代化的發展為大多數人設立了一個相似的「理想」目的地，例如理想的家庭關係，理想的男女關係，安定的工作，向上的生活等等，然而現實里卻不存在「理想」這一事實，上野說每個人都可能有不同的「理想」，「我並不可能知道理想的社會是什麼」。
上野沒有那麼相信「進步」，雖然「近代」歷史裡充滿了「進步」和「解放」這樣的字眼，但對女性來說並非完全如此。被拉進家庭做家庭主婦的女性，被拋出家庭做不穩定勞動力的女性，「思秋的妻子」，崩潰的母親，都是上野書里的反近代的存在，人不總是追求合理性的。
很多人想從上野千鶴子這裡得到一些答案或指南，關於女性的存在方式，關於女性該如何活下去。女權主義也經常面臨多方面的審視，「你是真正的女權主義嗎？」「你是正確的女權主義嗎？」
當時，上野千鶴子和我們都不知道，幾個月後她和中國女性的一場對話將在中文網際網路引起軒然大波。我們依然談起了「女權主義為什麼不能讓我幸福」的話題。
即便是隔著國境，上野似乎也很懂這種困惑，「相比起我的時代，現在女性的選擇變多了，但也被要求滿足所有的社會規範，工作要成功、要結婚、要生小孩、要滿足社會對成功的定型印象，這是我們痛苦的根源。從前只有兒子才有守墓的責任，現在女兒也變成了被期待的對象，父母會說：『努力就能行，你為什麼不努力呢？』什麼都想要，女人也想贏，是新自由主義價值觀，不是女權主義。這種成功被認為是女權主義的目標，完全搞錯了。女權主義就是要你從社會規範中掙脫出來，變自由。女權主義者只是想從被強加的規範中解脫而已。」
我腦子裡響起當她在東京大學演講的那句：「女權主義絕不是讓女性像男性一樣行動，也不是讓弱者變身為強者的思想。女權主義追求的是一種身為弱者也能受到應有尊重的思想。」
「你要是男孩子的話」
2020年，鈴木涼美寫信告訴上野千鶴子，自己與母親有著複雜糾纏的愛恨，而這種愛恨伴隨著母親的去世，成了她人生的一個未完成課題。而上野告訴鈴木涼美，自己通過做主婦研究進入女權主義，最早的動機，其實是想為母親報仇。
「我自身雖然不是主婦，但我眼前的母親是一位主婦，我作為她的中產階級的女兒，如果沒有逃脫這一命運的話，我多半也會是一位主婦。正因為有母親，我最終才能不選擇像她一樣的命運。所以母親的人生對我來說是一個一直壓在我身上的巨大的謎題，為了解開這個謎，我花掉30多歲的這10年也沒關係。」在《挑戰上野千鶴子》裡，她這樣寫道。
1948年，上野千鶴子出生於日本北陸地區的富山縣。父親是醫生，上野千鶴子是在戰後日本誕生的中產階級小孩。她是一個敏感的孩子，看見魚在水裡游泳之後就不再吃魚了，看見肉店掛著新鮮的帶骨頭的肉就不敢吃肉了。炸豬排只吃外面那層面衣，母親為了讓她多吃點肉，把咖喱里的肉做成肉餡，她也把肉餡全都挑走，只吃雞蛋和海苔。
富山縣有深刻的佛教信仰傳統，而上野千鶴子的父親恰好是大正元年出生的男性。這一時期民主化在歐洲開花，也促進了民主在日本生根。面臨著浪漫的現代化的衝擊，上野的父親有些叛逆地選擇了信基督教。上野千鶴子的童年，一邊和爸爸一起跑基督教的教會，也一邊和祖母一起跑佛教寺廟。
父親是個自視清高的人，菸酒不進，年輕的時候是個理想主義青年，想成為研究醫生而不是臨床醫生。父親說他年輕時都是抱著盧梭的《愛彌兒》睡覺，上野千鶴子後來去讀了這本書，書的最後寫著「以上說的這些只適用於男性，女性的角色是支持男性」，惹得上野千鶴子大笑，「父親在行為上是一個完全的父權制男性，只是想裝得很現代罷了。」父親對女性有自己固執的想像。父母結婚前，父親甚至讓母親把名字從久子改成靜子，因為「靜」更符合他心中的女性形象。
在富山縣擁有一個大院子的家中，生活著出生於明治、大正、昭和三個時代的上野一家人，有佛教徒，基督教徒，而上野千鶴子在青春期退出了教會，決心「不再祈禱」。在這個家庭里，有一個追求進步但深陷父權制的父親，有一個長年辛勞後獲得了父權制報酬的權威祖母，有一個與祖母關係不好、在父權制結構中不敢作聲的母親。因為感受著強大的父權制的重壓，母親沒有太多精力去干涉上野。
上野在這樣一個家庭中被寵愛著長大，但這種寵愛中有一種對女孩子的區別對待。即便父親希望她學日本舞，告訴她「女兒就在溫室里長大就好了」，上野還是長成了一個活潑的女兒，小個子，性格淘氣得像男孩。她讀《居里夫人》，最喜歡的繪本是美國作家維吉尼亞•李•伯頓的作品《小房子》，書里有對現代化的擔憂，蓬勃的城市化發展帶來了環境污染和人與人之間的冷漠。上野的臉和父親一個模子，皮膚黑黑的。弟弟像母親，安靜，老實，白白的。經常被說兩兄妹要是調換一下就好了。蘋果成熟的季節，媽媽會給他們做烤蘋果，家裡飄蕩著肉桂和黃油的香味。聖誕節的時候，母親會給他們烤蛋糕。
中學時候的上野千鶴子沒有夢想，看著父親的職業，覺得「醫生真是一個無聊的買賣」，那時候她叛逆地想成為一個對世界沒有用處的人。雖然被別人說「生在這樣的家庭你有什麼不滿的」，上野卻覺得自己某種程度也被家庭里的糾葛深深傷害。女兒比兒子更容易因母親的困境受傷，看著母親的無力，想到等待自己的人生如果是和母親一樣的話，上野的心裡就充滿了絕望。
要考大學時，上野和父母一起去了幾所大學參觀旅行。她既不喜歡只有女生的神戶女子學院，也不喜歡建築物充滿了對稱美的關西學院，對滿是情侶手牽手散步的同志社大學更提不起興趣。最後他們到了京都大學，那裡的人都是獨自一人面朝下地走路，上野看著他們的樣子，心裡忍不住地想：「這就是我該來的地方啊！」
母親陪她去參加考試，在最不擅長的數學考試結束之後，上野對母親說：「媽媽，我肯定能考上。我拉了屎，有狗屎運。」
在考上京都大學之後，父母都很為上野高興，父親甚至說：「你要是男孩子的話，就不僅是京大了，我要讓你去東大。」
「你要是男孩子的話」，上野還是第一次聽見老爹這麼說。
1990年，上野千鶴子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父權制與資本主義》出版，拷問什麼是父權制？當代女性又是如何遭到父權制壓迫和剝削的？女性解放道路在何方？她為母親完成了復仇。
1991年，她的母親去世，曾經是基督教徒的母親在人生最後階段改信了佛教，以佛教徒的身份離開人世。「我想這是她對我父親的反抗。我父親知道他已經沒有辦法再統制母親了，擺出一副痛苦的臉，但他也無能為力只能看著」，在母親去世之後，上野的父親度過了失落的十年。在父親去世時，上野面對著躺在眼前的父親，輕聲嘟囔，基督教徒父親要上天堂，而佛教徒母親要進入極樂世界，兩個人再也不能相見了，上野從心底里感到後悔。
家庭，對上野千鶴子來說，從精神上或物理上，或許都不再是一種神話式存在了。
非常努力地重新養育自己
母親最後的日子裡，上野千鶴子一直陪在母親身邊。有一天情緒控制不住了，她對母親說：「媽媽，我離開家之後一直非常努力地重新養育自己。」
她離開家是在1967年，19歲的上野千鶴子進入了京都大學文學部哲學科。她住在學校附近的一對老夫婦家的二樓，老夫婦房東說她是一個安靜有教養的大小姐。
3000多公里外，越南正在發生戰爭。這場戰爭以一種宏大的形式影響了上野千鶴子的青春，她進入了她的學生運動時代。
「我和陳凱歌是同一代人，我們都對紅衛兵有同感。我們那時候也高喊『造反有理』，追求理想，失敗，然後受傷」，上野對我說。
學生運動里究竟發生了一些什麼？很多人都問過上野千鶴子這個問題。在《從零開始的女性主義》這本書中，上野與漫畫家田房進行對談，她說：「這個問題太難回答了。一開始，學生們眼前是『大學當局』這個明確的敵人，學生們提出的要求也很具體，比如『撤銷對學生的不正確處分』，『停止調高講課費』。後來漸漸加入了『自我否定』，『對生產性原理的批判』這些課題，使得運動漸漸抽象化，目標變得模糊不清。再到後來，就變成了『革命』。」
更讓人感到屈辱的是，在學生運動中，男性表現出的雙重標準，女性被男性分門別類地評價。在運動中高喊「天皇制解體」、「粉碎家族帝國主義」的男性同志們，回到家其實是和父權制的父輩一樣，「腦袋中是革命，但身體完全是父權制的大叔」。
1969年，當京都大學的隔離柵欄被拆除之後，學生運動結束。上野感到一種強烈的失敗感，「我在運動中學到的東西是『要成為獨自一人』。融入集體時的恐懼感，運動退潮時表現出的人類的卑劣，我都狠狠地品嘗到了。」她休學了一年。
就像死掉了一樣，「對我來說是漆黑的青春，我再也不願意回到那樣的日子裡。」
她討厭集體，女生聚集在一起尤其覺得麻煩。上世紀70年代，日本的女性解放運動開始時，上野千鶴子覺得：「這種時候你們還真敢組成集體啊。」死也不想找工作，沒有上進心，「看不到希望，對未來沒有任何的期待」。
為了延遲成為大人（社會人），上野千鶴子申請讀了碩士。25歲，她打開《京都新聞》的招聘板塊，80%都寫著「只招男性」，「男女皆可」的是招彈珠店的住店夫妻，「只招女性」的是酒店前台和會計，同時要求要有珠算3級。看著報紙，上野千鶴子沒有珠算3級，她知道原來自己只是一個無藝無能的人。
讀到博士後期，周圍的男性同學工作都漸漸決定了，「和我一樣沒能力的男的都有工作了，為什麼我沒有」。
在學生運動之後，上野千鶴子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失去了自己的語言。「理想」不可信，「革命」失去了它的內涵，一些事物只是變成了一個個「詞語」。
「生意場上總用男人的語言，國際會議一般用英語，寫論文時不用生活語言而要用學術語言。並不是因為它們更合適或者更易懂，而是為了維持男性/英語母語者/研究者的權威，然後排除這些人以外的人。」在《挑戰上野千鶴子》裡，她這麼寫道。
她告訴我，「我本來很喜歡寫東西，年輕的時候，自我意識很大，總想追求自己獨有的表達。但我後來慢慢什麼都寫不出來」。
「寫不出來的時候我就開始寫俳句。俳句只有17個字，像你想要控制但無論如何也無法控制的呼吸」，上野千鶴子告訴我，17個字不允許她在此進行自我沉溺，逼迫她向他人保持開放。
「我逐漸意識到語言不是我自己的東西，語言屬於他人，或者說屬於他人和我之間。我從自我陶醉的噩夢中解脫出來了」，眼前這個74歲的上野千鶴子在清晰地向我分享她20多歲時的頓悟，「我並沒有發明語言。我使用別人發明的語言，試圖從中找出一點自己的個性，那是不可能的。當我放棄這個自我時，腦子裡突然一下湧出來很多語言。我決定要寫能傳遞給別人的東西，再也不寫自命不凡的東西了。」
日語和英語，學術語言和生活語言，男人的語言和女人的語言，女權主義的語言和大叔社會的語言，普通話和關西腔。這些語言之間都存在著一種不平衡的權力關係，「而如果你想批判他者，那你最好要用它聽得懂的話」，語言開始被上野千鶴子作為武器，「用敵人的武器戰鬥。讓敵人的語言脫胎換骨，為了從內心深處刺向敵人」。
女權主義的語言，對日本的女性來說原本也是外語。這些語言未曾埋在她們的土壤里，是女人們新獲得的一種語言。通過這個語言，女性能夠逐漸再定義自己的經驗。這個語言中有gender，有性騷擾，有家暴，有無償勞動，有很多外來語。這個語言的目標不是要成為「第一的霸權語言」，它是從前沒有語言的女性，在苦戰中逐漸形成的語言。
在失去了「自我」的語言之後，上野獲得了更多的語言。
必然的命運
上野千鶴子現在也過著獨自一人的生活。睡眠不錯，每天有6-7個小時的睡眠。她參與演講、媒體採訪、學術研究、社會活動，有很多朋友。去高中和高中生交流的時候，學生們叫她「千鶴子」而不是上野老師，她很高興。作為有影響力的「上野老師」，上野身不由己地被認為掌握權力，這並不是她本意。自退休離開學校之後，上野認為自己已經不身在任何一種具有強制力的權力系統中，「如果有人覺得我是權威的話，可能是因為你自身就是權威主義者」。
她說自己不在意孤獨，因為她從沒有期待有一個人能100%理解她、接受她。
如果某一天，她自己成為被介護的當事者了，她的新的研究主題可能會被打開，「只要人是一種社會性存在，社會學的種子就不會被用完」，到時候她會成為又一個「弱者」。
「誰把我變成了弱者？」「被視為是弱者的一方如果不變成強者，就不能獲得尊重嗎？」上野站在弱者這邊，去拷問弱者和強者這一結構，「解放就是當事者只能自己定義自己」，就像「一個沒有母語的集體在後來獲得了自己的語言」。
30多歲時，上野讀到波伏娃的《老去》，後者說「老去是文明的醜聞」。在現代社會中，老去被認為是進步曲線的下滑，是負面的、消極的。波伏娃的書寫正來源於對不把老人當人的現代社會的憤怒，「如果我們不知道我們未來會變成什麼人的話，我們就無法知道我們現在是誰。老年人的不幸，將我們正處在其中的這個剝削體制暴露在太陽之下。」
波伏娃曾把愛人薩特老年時衰弱無力的姿態展示向世人，遭到薩特粉絲的批判，她說「這也是薩特」，之後她也把自己老去過程中的衰弱不堪展示給世人，這種現實主義背後是一個「so what式」的提問——那又如何。就如同上野問的「作為弱者那又如何？」
上野說，老去不是個人問題，不是通過預防老化、預防老年痴呆症就能解決完成的問題，它是一個文明史的問題。「so what」，是從主婦研究開始，上野千鶴子就不斷經歷並感受到的「此刻的、現在的、小小的解放」。
上野千鶴子也在不斷面對新的問題。她從前會穿高跟鞋，但高跟鞋讓她拇指外翻，走路變得痛苦，後來她扔掉了所有的高跟鞋。
2019年，日本女性在社交網絡上發起抵制高跟鞋的運動，上野千鶴子發帖稱高跟鞋是「野蠻的」鞋子，遭到了另一些女性的批判。
「為什麼我前後不一致了，因為我也在變。」「我為什麼必須絕對正確呢？」
有年輕人問她：「女權主義者之間也可以互相批判嗎？」
「那是當然。我們都是一路論爭著過來的。為什麼我必須要成為正確的標準呢？」
巨大的事物一次一次地在上野千鶴子面前崩壞過。從學生運動時期的理想和集體，到語言的失去和再奪回，母親去世後，她去了德國，她在那裡見證了蘇聯解體，這讓她感到國家也不是一種宿命式的存在。她在人生中對婚姻與家庭這一結構採取疏離的態度，又在看護自己的高齡親友的過程中，站在了「實踐理論的最中心處」。
上野千鶴子的鑰匙是，經驗會變成思想，思想會變成理論。以及，行動，不放棄發言與實踐的機會。
在NHK紀錄片《上野千鶴子最後的一課》中，她說，「我也已經是老人了，活了七十幾年，我明白的是，這個世界好像從未改變，但其實又在變化……女性不用再端茶送水是誰的功勞？我把這些傳達給你們的目的是讓你們知道，你們也有做出改變的能力。我們改變了世界，在我們之前的姐妹們也改變了世界。所以，你們也一定能改變一些什麼，我想現在正是傳達這一點的好時機。我年輕的時候想過，世界變成這樣是誰的問題呢……總有一天，年輕的後來人們也會對你們發問，世界變成這樣是誰的原因？到了那個時候，希望能夠把一個不用對她們說抱歉的社會交到她們手中。」
回到我們的對話現場，決心「只考慮當世問題」的唯物主義社會學者上野千鶴子告訴我，她想像中自己的死法，是在一個有介護保險制度的社會裡，她的護工每周上門看她兩次。某一天護工上門，和她打招呼：「上野，今天怎麼樣？」這時候，一打開臥室門，看到上野的身體已經冰涼了。她臉帶笑意地在屏幕那頭，語氣輕鬆地說道她想像中的人生最後場景，她不想去天堂也不想去極樂世界，不用再和父母見面。作為人，這輩子她已經足夠了。
（感謝孟令齊提供的幫助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