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穿什麼樣的服裝才是整條街最靚的仔？
答案是旗袍。
上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旗袍這種服飾成為當時中國女性最普遍穿著的服飾，這可不就是當時的「國潮」。
一生喜歡華美旗袍的張愛玲曾說：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波伏娃也曾說：女性可藉助裙子，向社會傳遞她的態度。
百年來，中國社會經歷了巨大變遷，服飾也跟隨著時代發生著變化。旗袍從誕生起，就帶有著女性自我意識覺醒的意味。
在旗袍的發展過程中，既保留中國傳統服飾的細節設計，同時大膽吸收、借鑑西方時尚，不僅是中國社會從禁錮走向開放的象徵，也是它直至今日依然歷久彌新、煥發著獨特之美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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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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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紀末期以來，西方服飾完成了從傳統到現代的革新過程。無論男裝還是女裝，都逐漸擺脫了裝飾過於繁複、人體過於誇張的舊時代特點，從而開始了輕鬆、舒適、簡潔的現代化歷程。由於順應了工業革命以來的人類日常生活狀態之變化，這種從繁複誇張到輕鬆自然的變遷，得到了廣泛的接受。另一方面，由於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等在全球範圍內的強勢化和主流化，其生活方式也得到了全球範圍內的大力推廣和認可（主動和被動並存）。
西方服飾不再僅僅是西方人的日常裝扮，而成了世界性的主流服飾，西方的裝扮審美標準也成了全球範圍內的主流標準。
今天，無論在非洲的肯亞、亞洲的中國上海還是南美洲的阿根廷，絕大多數男性白領的日常服飾是西服套裝，絕大多數女性的日常裙裝是各種西式連衣裙。
可以說，19世紀以來的西方服飾由一種區域性服飾逐漸成為全球化的、國際化的服飾。而19世紀以來的其他區域服飾或民族服飾，穿著應用的區域性越來越小，穿著的人群越來越少，其沒落之勢幾乎無法抵擋。就亞洲的各種民族服飾而言，無論日本女性的和服（Kimono）、印度女性的紗麗（Sari）、越南女性的奧黛（Ao Dai）等等均逐漸退出日常服飾之舞台，一般僅在節慶或特殊場合偶爾穿用。
在西方服飾和西方審美文化占主流的當代背景下，這些民族服飾的生存空間在當代更加被擠占、被邊緣化。今時今日，非西方服飾的「主流化」議題更加緊迫，「民族化」和「主流化」日益成為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傳統和現代的平衡關係，已然成為了民族服飾生存的最大難題。
然而在紛繁多樣的亞洲民族服飾群體中，有一種服飾的產生和發展軌跡卻獨辟畦徑，在其民族化、傳統化的過程中，一直緊跟西方時尚之潮流，這種亞洲民族服飾就是民國時期的中國女性旗袍。民國旗袍指1920年代到1940年代間中國女性所穿著的袍服，也是此二三十年間中國女性最廣泛穿著的服飾品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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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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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學界研究現狀來看，「旗袍」一詞存在多種釋義。這些觀點大致可劃分為兩類。
第一類以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袁傑英的觀點為代表，認為旗袍為滿族人的旗裝，其形式世代相傳，從西周時期的麻布窄形筒裝延傳其後，同時也受元代蒙族婦女長裝的影響，且以簡約的直身為基本樣式。
第二類以東華大學包銘新的觀點為代表，認為旗袍雖然由清代旗人之袍裝演變而成，但「旗袍」僅用於指稱民國時期的實物，流行於近代。
以上兩種觀點雖然均有各自依據，但是從目前大眾對「旗袍」的認知來看，普遍接受第二種觀點，也即將流行於近代、產生於上海的民國實物視為「旗袍」。因此，本文中所指「旗袍」為民國期間（1920年代到1940年代）中國女性普遍穿著的一種日常袍服。
關於旗袍的早期出現，目前較為公認的說法為：1920年代初期，上海的女學生率先穿起這種新奇的時裝。
張愛玲在《張愛玲全集·更衣記》中寫道：「1921年，女人穿上了長袍……」。
1921年上海出版的第11期《解放畫報》中《旗袍的來歷和時髦》一文也提到「近日某某公司減價期間，來來往往的婦女，都穿著五光十色的旗袍」，也就是說1920年代初期，上海就已經出現旗袍。
這種剛剛出現於上海街頭的袍服，其款式寬大、厚重，長度及腳踝。今天看來，其款式不免保守，也完全沒有展示女性的優美身形曲線，但就是這樣的一身袍服，卻是中國女性服飾的革新之物。因為這種上下連屬的服飾形式，完全顛覆了傳統女性（漢族女性）的上衣下裳的基本穿衣模式。
1926年《北洋畫報》第32期上的名媛眉雲女士照片，為1920年代中國都市「新女性」的典型裝扮：寬大的不顯現身形曲線的旗袍，面料幾乎沒有使用任何鑲嵌滾繡等傳統手工工藝裝飾，並配以尖頭系帶皮鞋
自漢代以後，中國女性（漢族）的典型服飾裝扮形式是：上衣下裳，即上衣下裙（或褲）。上衣下裳是中國最早的服裝形制之一，且為女性的典型服飾形制。上下連屬的袍服，則是與「上衣下裳」完全不同的服飾形制，為男性專屬，女性不得穿用。
在旗袍產生的20世紀初期，漢族女性的服飾形制也為上衣下裳的分體形式。一般上身為寬大的大褂，下面配以流行的馬面裙。上下連屬的旗袍，完全顛覆了大褂與馬面裙的傳統組合搭配。其異軍突起之現象，在當時不可謂不奇異、不先鋒、不震撼。可以說，當時的旗袍是傳統女性服飾的革新之舉，是女性服飾外觀形象的大改變。
這種巨大的服飾形式變革，其產生的原因如何？而關於旗袍式樣的來源，則說法不一，目前主要有兩種。
其一，民國旗袍是清代旗裝袍服的延續，即漢人借鑑了滿人女裝袍服的形制，而發明了旗袍。19世紀後期的中國滿族女性袍服，其款式特點是上下連屬、平直寬大，並採用大量繁複的裝飾。在17—20世紀初期的近三百年間，滿人統治了整個中國，他們的傳統服飾為漢人熟悉認知，並對漢人服飾有一定的影響。
第二種說法是：民國旗袍是女性打破傳統服飾禁忌、大膽向男性穿著方式靠攏的舉動。數千年來，漢人的日常服飾傳統模式為：男性穿著上下連屬的袍服，女性穿著上下分體形式的褂子和裙子（或者褲子），男女之別即在於此。20世紀初期的中國男性袍服，為上下連屬式，平直寬大，立領右衽，男性袍服一般沒有裝飾細節，風格樸素。依據服飾傳統，上下連屬的袍服是男性的專屬服飾，而女性是不可以穿著的。
20世紀初期，旗袍的出現使得男女在服飾外觀上不再涇渭分明，是女性大膽挑戰男尊女卑之社會傳統的舉動。從民國女性旗袍、滿族女性袍服、漢人男性袍服這三類服飾的款式外觀和細節來看，確實有很多的相似之處，可以說產生於1920年代初期的女性旗袍是受到了清代滿族女性袍服以及漢人男性袍服的影響。那麼，除此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的影響因素呢？這裡，有必要回顧梳理一下民國旗袍產生的背景狀況。
旗袍的產生城市是上海。因為遠離中國的政治中心北京，上海是一個受傳統觀念束縛較小的城市。同時作為中國最早的開放口岸之一，上海又是最早接受西方思想文化和物質的地方。
據記載，早在19世紀下半葉，全國僅有的三個介紹西學的官方機構中，有兩個在上海。且上海早在19世紀末，便先後出現了十多種西文報紙。到民國時期，上海的西學之風更是盛行，西方人的審美情趣、倫理道德、價值觀念等也悄然而至。
從服飾品來看，早在19世紀末期，上海就出現了西方服飾。在辛亥革命前後，上海出現大量的西式男裝。到了1920年代初期，隨著永安、先施等百貨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相繼成立，各式各樣的服飾舶來品大量進入上海，思想洋派、有經濟實力的上海女性開始嘗試西式女洋裝。張愛玲在《張愛玲全集·更衣記》中寫道：「民國初年的時裝，大部分的靈感是得自西方的。」由此可見，在旗袍產生的1920年代初期，上海人對西方服飾已經非常熟悉，並且開始穿著。
1934年12月1日，第99期良友畫報封面（阮玲玉）
關於旗袍最初的穿著者，民國時期有大量原始記載和研究結論表明為「上海的女學生群體」。主要原始記載可見佚名的《南京緞子談》（上海：《申報》本埠增刊，1925年6月22日），屠詩聘的《上海市大觀》（上海：中國圖書雜誌公司，1948年）。
在大多數中國老百姓尚不識字的年代，女學生即是有學識、有思想的知識分子。女性讀書本就是打破「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先鋒行為，這些留洋的或是在中國本土洋教會學校中的女學生，被稱為「新女性」。她們較少受到舊式法制的束縛，心理上容易接受新事物、新觀念，認同西方文化的價值取向，喜歡西方的生活方式。這樣的女學生群體，對西方服飾是非常熟悉和認同的，並且開始在日常生活中摒棄傳統而繁複的「上衣下裙」裝扮，大膽嘗試時髦而簡潔的西式裙裝。女學生成了最新時尚的代言人，整個社會也出現了以女學生為榜樣的新裝扮。
如果說，民國女性大膽嘗試上下連屬的旗袍，是因為受到了滿族女性的袍服和漢人男性的袍服影響，那麼，她們也很有可能受到了西方女性袍服的影響，因為上下連屬的袍服也是西方女性的典型服飾。對新潮便捷的西方服飾的認同，也是民國旗袍產生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
綜上所述，1920年代初期上海的女學生開始穿著旗袍，其可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對西方女性裙裝的借鑑則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也就是說，旗袍最初的產生，受到了西化的思想和西化的式樣的重要影響。而在旗袍日後的演變發展中，對西方主流女裝的吸收和借鑑也從未停止。
1928年《良友》畫報第３１期上的上海著名畫家葉淺予所繪製的「冬季婦女新裝圖」，圖中所繪新式服裝在傳統袍服基礎上，加入燈籠袖、排褶下擺等西式細節。兩款外套大衣則均採用西方流行的毛皮邊飾等。其中西合璧之風格十分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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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自1920年代初期產生後，在數年的時間內，從一種新穎獨特的、僅為少數都市知識女性所穿著的先鋒派女裝，發展成為民國時期中國女性的第一日常服飾；從上海女學生的新奇袍裝，發展成為全中國女性最廣泛穿著的服飾品類。無論從時間上還是空間上來看，旗袍在民國時期的發展都是驚人的。在中國服飾歷史上，幾乎沒有一種女性服飾單品，可以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達到如此高的流行頂峰。
1934年1月25日上海發行的《申報》所刊插畫，詳細描繪記載了1924年到1934年十年間的女性日常服飾裝扮變化。從上衣下裙（或上衣下褲）的傳統模式，逐漸轉變為上下連屬的袍服模式。同時也可看出旗袍的款式逐漸從寬大到緊小，與西方女性的主流潮流一致性越來越強
究其原因，乃是其在繼承中國傳統服飾（滿族女性袍服以及漢人女性大褂）的同時，大膽地吸收和借鑑西方服飾的優勢特點，緊緊跟隨同時代的西方主流時尚之腳步，從而順應了時代的需求。正是這種與西方主流時尚同步的選擇性西化，使得旗袍在二十多年的發展歷程中，一直處於時尚的最前端，迎合了民國都市女性的時尚需求，從而保持了其民國中國女性第一時裝的地位。
在旗袍產生和流行的20世紀前半葉，也是中國社會最為衝突、變革和動盪的時期。在各種潮流和思想的影響和混雜下，在新舊觀念的衝突和融合之下，民國旗袍一方面保持「新中裝」之「中裝」身份，對源於中國傳統服飾的諸多設計細節始終保持不變，如立領、斜襟、盤扣、滾邊裝飾，等等；另一方面堅持「新中裝」之「新」變革，在款式細節、工藝結構、面料圖案等方面，不斷創新，始終保持對西方主流女裝潮流的敏感性。同時在服飾形象的整體塑造方面，更是大膽借鑑西方時尚，使得旗袍的整體形象在傳統之中突顯時髦新潮，從而吸引更多更廣的穿著者。這種傳統與現代、經典與時尚的平衡策略，使得這種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服飾能夠在新的社會環境下長期生存。
《易經》有名言：「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周易·繫辭下》）即強調事物處於窮盡局面須變革，變革後才會通達，通達就能長久。古人已知事物要長久，必須變革。也因此，「變則通，通則久」。民國旗袍從1920年代到1940年代，近三十年的發展歷程中，正是這種不斷求新求變的時尚化，使其始終處於潮流的前列，並得到了長久的發展。因此，民國旗袍的西化是明智的選擇性西化，其根本是為了繼承，是其在當時社會環境下的長久生存之道，也是順應時代發展的文化繼承之路。
本文選自《亞洲服飾與語言文化》一書
今日薦讀
《亞洲服飾與語言文化》
張厚泉 主編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23年2月出版
內容簡介
本書由「亞洲服飾」與「語言與文化」兩部分組成，是在"一帶一路」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視域下，對亞洲服飾與語言文化，特別是隱性文化進行探索與研究的成果，書未附有各篇論文的英文要旨。
主編簡介
張厚泉，上海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畢業於日本杏林大學，學術博士。曾任東華大學教授、東京大學訪問研究員、明治大學客座教授、東京農工大學客座教授、上海財經大學特聘教授。先後主持國家級特色專業(日語)、國家級一流專業(日語)申報及建設工作，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結項鑑定專家，著有《新版中日交流標準日本語電視講座(初級)》( 2006年)、《新日本語教程(全六冊)》(2009年)，譯著《全景世界史(全五卷)》( 2018年)等。
目
錄
Ⅰ亞洲服飾
亞洲民族服飾的主流化生存 ——以中國旗袍為例 劉瑜
身體政治：國家權力與民國中山裝的流行 陳蘊茜
中國元素：日本的服飾變遷與身份認同 張厚泉
這是西方的一部分嗎？
——20世紀30年代日本和伊朗當地女性吸收的西式時尚 後藤繪美
從形象服飾觀察唐代鎮墓俑的宗教來源 李星明
《紅樓夢》人物服飾描寫及其英譯研究 沈煒艷
藏族服飾文化 陳堅
中國化學纖維的發展和思考 王依民
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品牌服裝穿越時空 楊以雄
漫談民族服裝插畫 竹永繪里
Ⅱ語言文化
日本文學翻譯芻議 譚晶華
「Religion」東漸與「宗教」概念變遷 聶長順
《百學連環》的譯詞與近代抽象概念的形成 張厚泉
中日品牌命名特點比較研究——以語言為中心 王蕾
中國古詩在亞洲的傳播及影響 張曦
文化交流為何重要？——以端午習俗為例 蔡敦達
「東亞文化圈」是一個幻想嗎？徐靜波
東亞地區文學與文化之交流——以20世紀80年代前中期中國新時期小說在日本的譯介為中心 孫若聖
Contents
Abstract and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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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編輯 | 宋文濤
本期編輯 | 李映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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