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近日，由於美國國內政治和金融體系震盪，美國內政的外溢效應及其內政、外交的相互影響再次成為各方密切關注的要點。美國的國內政治將迎來怎樣的調整？這些調整又將怎樣影響美國的對外政策？當下流行的解釋框架似乎很難對美國當下的政治現狀進行一個較好的整體性梳理和解釋，使得將不同事件放在一起觀察時，會產生一定矛盾感。本文提出了一個「權力、政治、結構」三維框架，並對美國的歷史和現狀進行了解讀。
這一框架認為：美國的大戰略周期以其國際權力為「一體」，其國內政治博弈和國際體系結構為「兩翼」，權力下行階段，美國國內政治需要整合，國際體系結構呈現收縮和現實主義形態。
以此框架回看美國歷史，1865年以前，美國處於弱勢權利期，國內政治努力整合，國際事務上秉持孤立主義立場；之後，美國國際權力逐漸上升並達到巔峰，出現了一個自由主義巔峰時期。在巔峰時期，美國國內一致達成了擴張的共識，而這一周期的大戰略，是建立在其之前周期內，共和黨主導的國內政治整合基礎之上的。到川普政府時期，美國國際權力開始出現領導力不足的現象，國內政治也發生了較大的分歧，美國政治進入收縮周期，國內需要進行政治整合、制度化，國際層面則必須轉向更為現實主義的方向。
因此，即使民主黨和拜登提出了與川普截然不同的「中產階級外交」等理念，其具體行動上也無法徹底擺脫大戰略周期的影響，與川普進行徹底的分割。
這一分析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總體觀察美國內政外交的視角，即美國未來一段時間的大戰略，可能將被塑造為現實制度主義，而這是美國在總體周期之下的一種折中選擇。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特編發此文，供讀者參考。本文原刊於《國際關係研究》，僅代表作者觀點。
權力、政治、結構：
重釋美國大戰略的演化邏輯與歷史邏輯標題
文｜王浩
來源｜《國際關係研究》
2021年7月，美國建築行業組織在華盛頓遊行支持川普。圖源：網際網路
1 問題的提出：美國大戰略正經歷何種轉型？
「美國回來了，外交回來了……我們將修復與盟友的關係，重新參與世界事務……美國將再次處於領導地位。」2021年2月4日，宣誓就任兩周的美國總統拜登在美國國務院發表首次外交政策演講時，提出了上述充滿自由主義色彩的戰略目標。實際上早在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階段，作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拜登便於美國《外交事務》雜誌發表題為《為什麼美國必須再次領導：拯救川普之後的美國外交》的文章，批評川普政府的對外政策——包括削弱與盟友夥伴的關係、推行保護主義貿易政策、破壞美國民主價值觀以及推卸國際責任等——背離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歷屆政府形成的自由主義傳統，損害了美國國際信譽，致使美國全球領導地位顯著下降。在拜登看來，要想重振美國霸權，就必須修復美國領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其中盟友體系、多邊主義和民主價值觀是重要支柱。
上述演講和文章反映出拜登政府對外戰略的基本構想，即徹底修正川普政府時期美國外交有悖於傳統的「反常」做法，將美國大戰略拉回到自由主義的「正軌」，維護美國核心利益和霸權地位。然而，通過觀察拜登政府執政以來的外交實踐可以發現，美國重振自由主義的努力並未取得滿意成效。例如，在處理與盟友關係問題上，拜登政府不僅沒能減少川普政府時期遺留的「信任赤字」，反而在不少領域製造了更多麻煩。其中，2021年8月美國從阿富汗單方面撤軍的行為使之同英國和法國產生嫌隙，而美澳潛艇協議的簽訂更是給美法關係蒙上陰影。在重振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問題上，從阿富汗撤軍到烏克蘭危機、從羅馬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到格拉斯哥氣候變化大會，美國的國際領導力無論在戰略安全還是全球治理層面都未能得到徹底恢復，其一系列承諾的執行力和可信度備受國際社會質疑。在強化美國價值觀影響力方面，由於國內政治極化、社會矛盾尖銳和國際領導力下降，拜登政府力推的所謂全球民主峰會、價值觀聯盟戰略及「重建更好世界」倡議，在實踐中都收效甚微、面臨重重阻力。
自由主義經歷的這些挑戰引發了近年來美國學界對其悲觀預期的形成。早在川普政府時期，現實主義者便強化了對這一戰略的批判立場，約翰·米爾斯海默甚至用「大幻想」形容該戰略的「失敗」。拜登政府執政以來自由主義重振乏力的事實，則導致部分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也對其前景信心不再。例如，弗朗西斯·福山在《經濟學人》雜誌的撰文就指出，阿富汗撤軍標誌著美國霸權的終結和自由主義的衰落。約瑟夫·奈在拜登當選總統後也提出，當前美國面臨的一個「棘手問題」是關於世界秩序的，即在川普成為1945年以來首位質疑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美國總統後，拜登究竟應嘗試恢復這種秩序，還是將其作為一種遺蹟存諸歷史？
綜上所述，如果川普政府對外政策是對美國自由主義大戰略傳統的短期背離，那麼為何其政策遺產影響如此之深？作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維護者，為何拜登重振自由主義的理想與現實之間出現了顯著鴻溝？更進一步講，究竟是川普政府背離了美國大戰略的傳統，還是美國國內外環境的重大變遷導致川普式的外交理念應運而生？在川普政府業已離任的當下，學界更需對此進行探討，也更能運用歷史後視鏡，通過對拜登政府執政以來美國大戰略走向的觀察，客觀評估「川普衝擊」給美國外交帶來的影響。畢竟，這一評估關乎對「當前美國大戰略轉型的性質」這一重要理論與現實問題的判斷，即該轉型究竟是對富蘭克林·羅斯福以來美國自由主義大戰略傳統的終結，抑或僅僅是自由主義大戰略周期內的一次小幅調整與波動？筆者認為，準確的判斷需要建立在對美國大戰略的演化邏輯進行再剖析與再梳理的基礎上。為此，本文將反思既有相關研究，結合美國大戰略的變遷歷程，構建一個新的分析框架以重新解釋其演化邏輯與歷史周期。
2 既有相關研究概述
美國大戰略的演化遵循著怎樣的邏輯、表現出怎樣的特徵？長期以來，國際關係學界對這一重要問題的探索形成了分別基於宏觀、中觀和微觀邏輯層次的三種研究範式：國際體系中心範式、新古典現實主義範式以及國內政治中心範式。
（一）宏觀的國際體系中心範式
以國際體系為中心的宏觀研究是大戰略研究的主導範式，其原因在於國際體系蘊含著對任何國家的對外政策都無法迴避的影響。該範式的基本特徵是忽略了國內政治的作用，僅以國家間互動建立理論假設。它認為，任何一國對外戰略演變的根本動力都是存在於國際體系的結構性壓力。基於此，該範式從對主要國家行為目標與偏好——追求權力還是尋求安全——的不同理解出發形成了兩大代表性理論，即基於權力假設的進攻性現實主義和基於安全假設的防禦性現實主義，最終得出了大國戰略行為模式的兩種結論：權力最大化和安全最大化，並為此展開了長期的學術爭論。這就表明，以國際體系為中心的研究範式對於體系性宏觀因素的突顯，導致其未能在國際體系與特定國家的對外戰略間建立嚴格的因果機制。同時，這也揭示出該範式蘊含的一項悖論：一方面，國際體系結構性壓力與國家對外政策間需要納入更為微觀的變量才能發展出分析國家戰略行為的理論框架；另一方面，這種努力又必然會使國際體系中心範式應有的理論簡約性及其普適性被破壞。這一悖論反映到美國大戰略演化邏輯的研究上，便表現為分析外沿過於寬泛、以至於不同流派的研究結果伸縮性太大。
（二）中觀的新古典現實主義範式
為解決國際體系中心範式的上述問題，冷戰後興起的新古典現實主義嘗試把國際體系和國內政治雙層變量結合起來，成為中觀研究範式的代表。該範式對美國大戰略演化的探討集中體現在科林·迪克的《不情願的十字軍戰士：權力、文化與美國大戰略的演化》中。迪克認為，美國大戰略演化的驅動力除國際體系壓力外，還有美國政治文化。因此，在考察宏觀的體系因素外，還需分析微觀的政治文化，才能理解美國大戰略的演化。在實踐中，有兩類政治文化左右著美國大戰略的走向，即「自由主義」和「有限責任」。作為美國政治文化的根本思想源流，自由主義在外交上表現為：相信各國能通過推廣民主政體、自由貿易及多邊合作實現世界和平。有限責任則強調美國應避免過多外交承諾和過高戰略成本，這一認知的形成則是由美國獨特的歷史經驗與所處的地緣環境決定的。基於此，國內政治對美國大戰略的影響即體現為自由主義與有限責任間的相互制衡：一方面，自由主義要求美國將大量戰略資源投射海外；另一方面，有限責任又抑制著美國改造世界的衝動。正是兩者間的持續互動塑造著不同時期美國大戰略的形態。
新古典現實主義對美國大戰略演化的探討突破了國際體系中心範式的一些制約，引入美國政治文化要素，從而增加了理論的變量和解釋力。然而，該範式仍未能就美國大戰略的演化邏輯給出令人滿意的闡釋。例如，新古典現實主義將政治文化作為國內政治因素的結果是錯誤地將現象視為原因，把政治博弈簡單等同於觀念較量，因而是典型的「非政治的政治觀」。又如，新古典現實主義也未能從根本上跳出國際體系中心範式的框架，依然認為體系因素是美國大戰略的首要變量，這就導致其在解釋美國大戰略演化方面欠缺具體和針對性。
（三）微觀的國內政治中心範式
與上述兩類範式相反，國內政治中心範式認為主要大國的對外戰略都是各自國內政治的產物。因此，該範式將宏觀的國際體系因素視為干預變量，將微觀層面的國內政治博弈視作核心變量，從而弱化了體系因素的作用，更為精確地把握了美國大戰略的變遷。此外，與中觀的新古典現實主義相比，該範式將理論假設建立在國內政治制度基礎上，避免了觀念因素不可證偽的缺陷，增強了理論分析力度。
然而，國內政治中心範式在理論構建和經驗解釋上的缺陷也很明顯。無論是傑克·斯奈德的國內政體類型與對外擴張理論還是彼得·特魯波維茲的國內區域間鬥爭與美國外交政策變遷理論，都受到美國政治制度的約束，認為權力制衡的制度安排必然引發國內圍繞大戰略制定的鬥爭。這種假設的問題在於將制度設計等同於政治實踐，忽略了後者的能動性。儘管美國存在權力制衡的制度設計，但多元化政治力量在尋求共同利益的基礎上仍能構建關於大戰略的穩定共識、抑制大戰略形成中的政治衝突。例如，自由主義在二戰後之所以成為美國大戰略的長期主導思想，便得益於國內形成了堅實的跨黨派戰略共識。此外，國際體系在很多情況下也會制約美國國內圍繞大戰略制定的政治鬥爭。例如，在美國建國初期，儘管聯邦黨和反聯邦黨在內政、外交領域存在一系列紛爭，但雙方在奉行孤立主義大戰略上卻有迫於外部壓力的跨黨派共識。上述事實是用權力制衡的國內政治制度無從解釋的。因此，我們從國內政治中心範式得到的啟示是：一方面，對美國國內因素的分析要超越政治制度，挖掘其背後更深層和能動的利益因素；另一方面，不能機械地看待國際體系與國內政治在美國大戰略演化中所扮演的角色。
3 權力—政治—結構：重構美國大戰略演化邏輯的分析框架
國際體系中心範式、新古典現實主義與國內政治中心範式三種既有的代表性研究路徑，分別從宏觀（國際體系壓力）、中觀（國家政治文化）和微觀（國內政治制度）三個層次探討了美國大戰略的演化邏輯，構成了一個相互補充、層層遞進的研究體系。然而如前文所述，這些研究範式在變量選取、理論假定及經驗解釋上又都有著各自的問題，這就導致它們對美國大戰略演化邏輯的理解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為此，本文致力於在上述研究基礎上構建一個新的框架，以實現重釋美國大戰略演化邏輯的學理目標。
首先，針對國際體系中心範式自變量選取過於宏觀，使之與美國大戰略的演化之間難以構建直接和明確的因果解釋框架的問題，筆者在借鑑新古典現實主義和國內政治中心範式的做法、把美國國內政治變量納入研究的基礎上，對國際體系變量本身做進一步拆分，從中剝離出「權力」與「結構」兩個更為具體的自變量，形成一個新的「權力—政治—結構」三位一體的分析框架。經過拆分後，權力變量指的是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實力地位和影響力，其變化根本上決定了美國大戰略的演化方向：當權力變遷處於崛起或強勢階段時，美國大戰略底色是擴張；當權力變遷處於衰落或弱勢階段時，美國大戰略底色則是收縮。結構變量是指國際體系中主要大國的力量對比格局——單極、兩極或多極，其變化會在權力要素決定了美國大戰略總體趨勢的基礎上對其具體選擇產生重要影響。可以說，與國際體系相關的上述兩個變量既彼此獨立又緊密關聯，這就使國際體系變遷與美國大戰略演化間的邏輯關係鏈條更為精確，由此校正了國際體系中心範式中體系變量與美國大戰略的演化不同步的邏輯偏差。例如，冷戰的結束與兩極結構的瓦解並未引發美國自由主義大戰略的重大調整，其根源就在於美國權力的變遷趨勢自二戰起一直處於強勢階段，結構要素變化帶來的影響只能從屬於美國自身的權力要素。此外，將權力要素與結構要素分開處理還可跳出對國際體系性質緊張（還是溫和）進行先驗假定的局限，實現研究價值中立。例如，美國大戰略的底色——收縮與擴張——僅僅取決於其權力變遷趨勢，而與進攻性現實主義或防禦性現實主義所預設的國際體系性質無關。
其次，新古典現實主義和國內政治中心範式在理論假定方面存在一個共同的邏輯缺陷，即在處理國際體系與國內政治對美國大戰略演化的影響上，表現出一種非此即彼的單向化思維。在新古典現實主義看來，國際體系在任何情形下都比國內政治更重要，國內政治中心範式則相反。與兩者相比，「權力—政治—結構」框架將不再把理論假定建立在國際體系或國內政治對美國大戰略演化的影響孰輕孰重的爭論上，而是把對各個自變量影響力的評估置於特定的權力變遷趨勢前提下，這就實現了研究變量選取和定位的科學化。具體而言，在權力崛起/強勢期，由於美國大戰略底色是擴張，其形態主要由國內政治變量塑造，國際體系結構——無論多極、兩極還是單極——居於從屬地位。這一假定背後的邏輯為，權力變遷所處的崛起/強勢階段賦予美國大戰略廣闊的空間，國際體系結構隨之難以對其戰略選擇形成強有力的外部制約。因此，國內政治變量的作用就會突顯出來，往往會發揮美國大戰略形態塑造者的角色，導致美國的大戰略選擇成為國內政治複雜博弈的產物。例如，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權力崛起階段，美國基於現實主義原則的海外擴張主要是由國內共和黨政治精英及其代表的政治聯盟的利益決定的，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化無法對此產生根本影響。這也就解釋了為何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體系結構的深刻調整以及時任總統、民主黨人伍德羅·威爾遜對於戰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設想和追求，都未能逆轉美國大戰略的現實主義取向。
另一方面，在權力衰落/弱勢期，美國大戰略的底色則轉為收縮，國際體系結構將取代國內政治博弈成為塑造其戰略形態的首要動力。這一假定背後的邏輯為，權力變遷所處的衰落/弱勢階段顯著制約了美國大戰略施展的空間，使美國對國際環境的變化更為敏感，體系結構進而得以抑制國內政治成為美國大戰略形態的塑造者。例如，川普政府執政後，美國國內政治精英的對華戰略共識之所以能超越日益分裂和極化的政治結構制約，就在於美國權力的衰落趨勢（尤其是相對於中國）日益顯著，其大戰略選擇的空間不斷受限，只能在推進全球戰略收縮的同時儘可能集中精力應對中國崛起帶來的結構性壓力。
最後，針對國內政治中心範式將美國的政治制度設計、尤其是權力制衡下的政治鬥爭視為其大戰略演化決定性因素蘊含的邏輯缺陷，「權力—政治—結構」框架除在理論假定方面進行優化外，還致力於深化對國內政治變量本身的理解。正如前文指出的，政治制度只是提供了一個圍繞美國大戰略制定的國內博弈平台，這種博弈既有可能是合作導向的正和博弈，也有可能是競爭導向的零和博弈。如果按照國內政治中心範式的理論假定，美國的政治制度設計必然導致國內圍繞大戰略的制定產生零和競爭，那麼無論是二戰後跨越黨派分歧的「冷戰共識」、還是當前同樣獲得兩黨支持的對華戰略競爭共識的出現，便都無法用該範式分析。本質上，國內政治中心範式將政治力量相互制衡視為美國大戰略演化首要變量的做法，與新古典現實主義將政治文化視為干預變量的做法相同，是「非政治的政治觀」，其對美國政治要素的理解過於機械，忽略了政治過程的能動性，沒有意識到政治博弈背後的根源——多元化社會利益的實用主義本質。因此「權力—政治—結構」框架將超越美國國內政治要素分析的制度維度，將其對美國大戰略演化的影響視為國內代表多元化社會利益的不同政治聯盟間進行正和/零和博弈的結果。
按照這一邏輯，在美國大戰略演化的過程中，國內政治的影響源於多元化社會利益在對外政策偏好上的共識與衝突，而它們又植根於美國在自身崛起和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以國內不同區域、階層和產業為代表的社會力量發展的差異性。在這一過程中，多元化社會力量在大戰略選擇方面既可能形成相近的利益，也可能出現彼此衝突的訴求。因此，為了使美國大戰略符合自身利益訴求，國內社會力量往往致力於構建以共同利益和偏好為基礎的政治聯盟。由於美國奉行代議制民主，總統和國會議員從競選連任等理性選擇視角下的個體利益出發，不得不在對外政策制定中將其代表的政治聯盟利益納入考量範疇，這就導致這些聯盟具有了影響政治精英立場的渠道。最終，以國內政治制度為平台，美國大戰略成為在決策過程中占據優勢地位的多數聯盟意志的體現。這一邏輯在「權力—政治—結構」框架內最明顯地體現在國內政治變量影響最大的權力崛起/強勢階段。例如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權力的崛起階段，共和黨及其代表的政治聯盟便主導了美國大戰略的走向。無獨有偶，二戰後美國自由主義大戰略的迅速生成和持續推進，同樣根本上得益於國內支持這一戰略的主導性政治聯盟的出現，而非國際體系結構的變遷，否則我們很難解釋為何這一大戰略能夠延續至後冷戰時代。
總之，以權力、政治和結構三個核心變量彼此作用搭建的「權力—政治—結構」框架梳理出一條美國大戰略演化邏輯的新線索，形成了一個「一體兩翼」的解釋架構，其中權力變遷為「一體」，是美國大戰略演化的關鍵基礎性因素，根本上決定了不同歷史階段美國以收縮和擴張為特徵的大戰略底色。在此基礎上，國內政治博弈與國際體系結構則為「兩翼」，在實踐中交互驅動著美國大戰略的演化、塑造了不同階段的具體形態。正是以權力變遷這一基礎性核心變量為指引、以國內政治博弈和國際體系結構兩大具體核心變量的交互主導為動力，美國大戰略才形成了立國兩百餘年來的周期性變化軌跡，為我們理解當前美國大戰略轉型的性質提供學理依據。
4 三個「75年」：重釋美國大戰略演化的歷史周期
在重構美國大戰略演化邏輯分析框架的基礎上，本文還致力於運用「權力—政治—結構」框架重釋美國大戰略的變遷進程，從而一方面對該分析框架進行檢驗，另一方面為理解當下美國大戰略轉型的性質奠定基礎。概言之，按照這一框架，美國大戰略的演化將被重劃為三個歷史長周期，其中每個周期存續的時間恰好大約為75年，這就表明任何一項美國大戰略都有著跨度相似的生命周期，這一規律的得出得益於對這一框架內權力、政治和結構三個核心變量互動邏輯的闡釋，而其中最根本的是美國權力的變遷從弱勢到崛起再到強勢的生命周期歷程（權力弱勢期約75年、崛起及強勢期合計約150年，這就解釋了為何美國大戰略在迄今為止的三分之二歷史時期內呈現出擴張型的戰略底色）。基於此，本文所重釋的美國大戰略演化歷史周期分別為：（1）權力弱勢—收縮底色下由國際體系多極結構塑造的孤立主義大戰略周期（1789～1864）；（2）權力崛起—擴張底色下由國內政治零和博弈塑造的現實主義大戰略周期（1865～1940）；（3）權力強勢—擴張底色下由國內政治正和博弈塑造的自由主義大戰略周期（1941～2016）。
（一）孤立主義大戰略周期（1789～1864）
1789年，隨著美國絕大多數州先後通過了1787年憲法並於當年4月支持喬治·華盛頓出任第一任總統，聯邦政府正式成立，其內政外交政策也隨之逐步形成。就當時美國的大戰略選擇而言，華盛頓從一開始就確立了孤立主義原則。該原則意味著美國要避免捲入與其他國家的聯盟，尤其要避免陷入歐洲大國紛爭。在這一大戰略取向看來，任何聯盟都會將美國拖進不必要的戰爭，從而導致龐大的戰爭開支並極大損害這個新生國家的財力，甚至危及國家的生存。孤立主義的大戰略思想最集中地體現在華盛頓的《告別演說》中：「我們處理外國事務的最重要原則，就是在與它們發展商務關係時儘量避免同它們產生政治聯繫……歐洲經常發生爭執……與它們的政治興衰人為地聯繫在一起是不明智的……我國獨處一方、遠離他國，這種地理位置允許並促使我們奉行一條超然的路線……依照自己的利益做出獨立的選擇。」
在華盛頓確立的這一大戰略指引下，立國初期的美國始終將主要精力放在國內發展和大陸擴張上，謀求國家整合與民族認同。結果是，孤立主義原則在美國外交實踐中的主導地位一直持續到南北戰爭結束。儘管在此期間美國國內黨派政治逐漸興起，不同派別的政治精英在一系列內政外交政策上意見紛紜，但這個年輕的合眾國嚴格遵守著孤立主義大戰略原則，極力避免由於聯邦黨人親英或反聯邦黨人親法等，而使美國走入與這些大國的同盟，最終捲入歐洲的地緣政治鬥爭。
上述史實表明，美國在其立國之初的權力弱勢期內，處於以歐洲為中心的國際體系邊緣的事實對其大戰略選擇造成了三方面重要影響：首先，權力要素的制約使美國大戰略形成了收縮底色，其首要任務是國內發展和大陸擴張；其次，美國大戰略的選擇空間有限，只能在孤立主義與依附式地同歐洲大國結盟間進行權衡；第三，權力的弱勢使國內政治因素對美國大戰略選擇的影響從屬於國際體系壓力，這成為國內不同政治派別能夠就外交問題達成原則共識的根本原因。在國際體系結構塑造這一時期美國大戰略形態的背景下，孤立主義而非與大國結盟之所以能成為美國的大戰略選擇，主要原因在於當時的世界正處於以歐洲為中心的多極格局之下，英國、法國、普魯士、奧地利和俄羅斯等大國競相角逐體系的主導權，這就賦予美國置身事外的有利條件，孤立主義因此成為其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選擇。基於此，這一階段美國大戰略演化的邏輯可以總結為：在權力弱勢—收縮底色下由國際體系多極結構塑造出了孤立主義的大戰略形態。
當然，為進一步釐清這一時期美國孤立主義大戰略的邏輯，「權力—政治—結構」框架還需要回應兩個重要問題。首先，歷史學家在探討該階段美國外交的孤立主義取向時，往往會強調獨特的地緣政治環境、殖民地的歷史經歷以及在獨立過程中形成的擺脫宗主國統治的獨立精神，連同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對於聯盟的批判態度等給美國帶來的深刻影響。毫無疑問，這些因素在孤立主義大戰略生成的過程中都發揮了作用。然而歸根到底，這些因素得以產生影響的前提依然是「權力—政治—結構」框架強調的美國自身權力變遷所處的階段以及相應的國際體系結構。在這兩個核心變量決定了美國大戰略底色並塑造了其形態後，上述因素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如果顛倒了這種邏輯關係，就犯了本末倒置的錯誤。
其次，1823年「門羅主義」的提出是否違背孤立主義原則19世紀20年代初，由俄羅斯、奧地利和普魯士組成的「神聖同盟」企圖干涉拉丁美洲獨立運動，英國也趁機向拉美擴張。1823年12月2日，時任美國總統詹姆斯·門羅在致國會咨文中提出「門羅主義」，即美國不干涉歐洲事務和歐洲在美洲的殖民地，歐洲也不能干涉美洲事務和在美洲進行新的殖民擴張，由此形成「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理念。然而「門羅主義」自提出後的近半個世紀裡，在外交上幾乎沒有產生任何影響，美國也沒有力量對此進行實踐。在歐洲看來，「門羅主義」的內容「觸怒了主要大國的國務家們……歐洲各國拒不承認其合法性。」在國內，門羅主義並未成為美國外交的指導原則。無論是英國在1833年奪取福蘭克群島並開始在中美洲殖民地進行擴張，還是法國於1838年炮擊墨西哥港口的做法，都沒有招致美國的反制。「直到19世紀60年代以後，美國的政治家才開始借門羅主義排斥歐洲強權對美洲的干涉。」
（二）現實主義大戰略周期（1865～1940）
以1865年南北戰爭結束、1867年阿拉斯加購買後完成大陸擴張，以及在資本主義世界迅猛爆發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中扮演領頭羊角色等為標誌，美國不僅實現了真正的國家統一、成為橫跨兩洋的洲級大國，還駛入了工業化的快車道。這些事實表明，美國已走出權力弱勢階段，進入權力迅速崛起時期。基於此，「權力—政治—結構」框架認為美國大戰略的底色自19世紀60年代中期起已轉變為權力崛起背景下的擴張。在此期間，美國於1866～1868年建立起了自己通往亞洲的「公路」，即在加勒比海地區獲得了海軍基地，並於1869年拿下了巴拿馬運河的建築權。在太平洋，美國於1867年占領中途島，1875年占領夏威夷以西的布魯克斯島，1889年獲得阿留申群島和薩摩亞島。按照「權力—政治—結構」框架，在權力崛起這一基礎性變量決定美國大戰略的擴張底色後，其在實踐中的形態主要由國內政治博弈塑造。因此，對於該階段美國國內政治演變的分析是理解其大戰略演化邏輯的核心。
19世紀後期，與美國崛起為世界大國並開始海外擴張同步，美國國內以內戰結束為標誌，正式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民主、共和兩黨制政治模式。在貧富差距日益增大和階級、種族矛盾快速積累的新背景下，美國社會的分裂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分裂社會的現實反映到政治和外交層面，便出現東北部與西部聯合對抗南方的政治聯盟格局，形成了美國共和黨「一黨獨大」和民主、共和兩黨「非對等極化」的零和博弈政治結構。其中，代表東北部工商業、金融和西部出口農業利益的共和黨始終占據政治主導地位，而代表南方種植業利益的民主黨則處於少數地位。在從1865年美國內戰結束到1932年羅斯福當選總統的半個多世紀裡，只有三位民主黨人問鼎白宮寶座，並且威爾遜的勝利還得益於共和黨出現短暫內鬥這一偶然因素。
國內政治聯盟連同政黨力量對比形成上述格局的結果是，面對19世紀後期開始的與歐洲列強圍繞安全、殖民地和經貿等展開的大國戰略競爭，美國的現實主義「舊式外交」——包括大規模擴建海軍、積極進行海外擴張並推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反映的是共和黨及其代表的東北部—西部政治聯盟的利益。就東北部而言，製造業巨頭及金融和商業集團都致力於進一步打開拉美的廣闊市場以出口工業產品、拓展經濟活動。就西部而言，以農業和畜牧業為核心的產業出於擴大自身具有優勢的農產品的海外出口這一考慮，以及太平洋沿岸所擁有的天然造艦優勢，使得這一地區同樣支持現實主義擴張戰略。與上述政治聯盟的利益訴求相反，美國南方以種植業為主的社會力量及其代言人民主黨極力反對同歐洲大國的戰略競爭，因為其引發的美國軍費開支迅速增加，會使南方成為國內「轉移支付」的受害者。在貿易政策上，由於東北部的新興製造業和西部落後的農業產業都面臨來自歐洲主要大國的激烈競爭，因而代表這些地區利益的國會議員普遍主張採取保護主義，甚至不惜發起對歐關稅戰以保護國內產業。就南方而言，由於該地區生產的棉花等經濟作物主要面向的是歐洲市場，與歐洲大國的貿易互補性很強，因而代表南方利益的民主黨政客紛紛傾向於自由貿易。
在東北部—西部政治聯盟及其代言人共和黨主導美國對外政策制定的背景下，美國的現實主義大戰略成為這部分國內利益的反映，並且其建立在犧牲南方利益的基礎上，是民主、共和兩黨及其背後兩個政治聯盟零和博弈的產物。例如在1898年吞併夏威夷的軍事行動中，東北部—西部政治聯盟主要基於如下戰略考慮：打造一支深藍海軍可以保護美國在海外不斷擴展的經濟利益，而夏威夷作為太平洋中部的小型群島不僅可以作為本土以外最重要的海軍基地，還可以發揮美國向海外投送力量過程中不可替代的補給站和裝煤港等戰略作用。又如，在貿易政策上，東北部—西部政治聯盟力主對歐洲推行保護主義政策的結果是，從19世紀末一直到1929～1933年大蕭條期間，美國的工業製成品平均關稅稅率達到44%，遠遠高於歐洲主要大國的關稅水平（如英國的0、德國的13%和法國的20%）。面對這一不利於自身的關稅政策，來自南方的國會議員曾多次嘗試聯合西部各州使政策朝著自由貿易的方向調整，但利益的差異使這種努力無一例外以失敗告終。此外，這一時期儘管曾有異常熱衷於自由主義、多邊合作及國際制度的民主黨總統威爾遜在美國於一戰後已經走進世界權力中心的情況下做出運用美國的價值理念改造國際體系的努力——如推動建立國際聯盟、提出集體安全理念和國際法原則，但正是由於美國國內政治的結構性制約，才使威爾遜的自由主義理想始終停留在思想和理念層面，並未轉化為美國實際的大戰略選擇。
綜上所述，在從1865年內戰結束到決定性地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一大約75年的歷史區間裡，美國大戰略從孤立主義轉型為現實主義的演化邏輯為：權力的迅速崛起賦予美國幾乎免於受到國際體系結構制約的空間，國內政治博弈的影響隨之外溢到外交政策領域，使美國大戰略成為其內政的延續。在此過程中，由於美國國內形成共和黨一黨獨大和兩黨「非對等極化」格局，美國以大規模海外擴張、大舉擴建海軍、同歐洲進行戰略競爭並推行貿易保護主義等充滿現實主義和權力政治色彩的大戰略選擇，成為共和黨及其代表的東北部—西部主導性政治聯盟對外戰略利益的體現，並且這一戰略選擇是以犧牲民主黨及其代表的南方政治聯盟的利益為代價的，是國內政治零和博弈的結果。因此，理解這一時期美國國內政治博弈的過程及其本質是釐清其大戰略演化邏輯的核心線索。
（三）自由主義大戰略周期（1941～2016）
當美國於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後義無反顧地投入和領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並於戰後成為全球首屈一指的超級大國時，其權力的變遷隨之從崛起階段邁入強勢階段。在這一新的歷史時期，不僅國際體系結構賦予美國大戰略更為廣闊的空間，戰後國際秩序的構建也離不開其發揮領導作用。因此，與其說這一時期美國大戰略的選擇受到國際體系結構的制約，不如說國際體系如何變遷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美國大戰略的演化。基於此，按照本文的「權力—政治—結構」框架，美國在成為超級大國後的這一新的權力強勢階段，其大戰略選擇同樣將取決於國內政治格局的演變及其博弈性質。
二戰期間，隨著國內軍事開支的成倍增長、國際貿易的飛速發展和工業化的持續推進，美國國內政治經歷了一輪史無前例的深刻重組。其中，東北部作為美國的工業和經濟中心，已發展為全球經濟技術最為先進和發達的區域。因此，從新英格蘭地區到中大西洋地區再到五大湖區的廣袤區域，紛紛轉型成為對外經濟擴張的主要受益者。在東北部的工商業和金融利益集團看來，確保維護自身迅速擴張的海外經貿和投資利益的最佳戰略，就是推動政府持續擴大軍費、加深與美國盟友的協調以及開展多邊國際合作，保護海外市場免於蘇聯及其社會主義陣營的安全和意識形態威脅。同時，美國還需要有效發揮在國際制度中的主導力和價值觀影響力，增強霸權的制度與合法性基礎，有效遏制蘇聯。就南方而言，除貿易利益外，由於在二戰時期該區域已轉型為新興軍工產業基地和羅斯福所稱的「民主國家兵工廠」，因而其已不再是國內軍費開支「轉移支付」的受害者，反而是最大獲益方。在新的利益驅使下，南方自然而然地開始支持美國軍費的大幅增長、加速海外擴張並扮演全球霸權角色。
由是觀之，20世紀30年代的政治重組深刻影響了美國國內的博弈結構，進而決定性地塑造了其大戰略的新形態。在這一輪由大蕭條推動的重組中，民主黨勢力範圍從南方迅速擴展到東北部，徹底改變了此前的共和黨「一黨獨大」的模式，形成了兩黨「分庭抗禮」新局面。以此為基礎，美國形成了一種新的以跨黨派的東北部—南方聯盟為主導的政治格局，政黨政治博弈隨之轉變為以「對等合作」為特徵的正和博弈模式。基於此，兩黨圍繞美國大戰略的制定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共識，其中最重要的包括以下四點：（1）確保美國的軍費開支持續增長、軍事技術保持領先、軍事力量日益強大；（2）推行自由化的貿易政策與國際化的金融政策；（3）以全球盟友體系為依託，兌現日益廣泛的海外承諾，並通過強有力的對外干涉保護美國的海外利益；（4）以國際制度與多邊合作為積極抓手，構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上述四點共識構成了美國肇始於羅斯福時代的自由主義大戰略的核心，因為其符合民主、共和兩黨及其背後主要政治聯盟的利益訴求：在二戰期間及其後的美國全球戰略利益擴展和與霸權地位穩固過程中，東北部工商業和金融集團從國際貿易、海外投資和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主要支柱的世界貨幣和金融體系中獲益巨大，而南方種植園經濟和軍工產業則通過貿易擴張和軍費開支的大幅增長同樣獲取了巨大利益。因此，美國的自由主義大戰略與國內主導性政治聯盟的利益關切實現了一種高度契合的內外聯動，推動了這一戰略的持續有效運轉。也正是美國國內變化了的政治博弈結構使其大戰略徹底告別了共和黨主導時期基於兩黨零和博弈的現實主義取向，根據新的國內主導性政治聯盟的核心利益過渡到了基於兩黨正和博弈的自由主義階段。因此在「權力—政治—結構」框架看來，只要美國經濟和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進而權力地位處於強勢和持續領先的地位，國內的自由主義大戰略政治聯盟及其正和博弈態勢就會穩固地處於政治主導地位，以對這一戰略形成強有力的支撐，使之不會因為國際體系結構的深刻調整——從兩極格局到「單極時刻」再到「一超多強」——出現重大變化。
綜上所述，「權力—政治—結構」框架清晰地揭示出為何美國的自由主義大戰略能夠從冷戰時代延續和穿越至後冷戰時代，也表明無論是冷戰時期對蘇聯的遏制戰略，還是後冷戰時代柯林頓政府的「參與—擴展」戰略、布希政府的全球反恐怖主義戰略以及歐巴馬政府的全球再平衡戰略，本質上均為美國自由主義大戰略的具體表現。它們的目標都是維護美國領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背後的邏輯也無一例外地植根於美國權力處於強勢周期、大戰略底色為擴張的前提下，國內政治中的跨黨派主導性聯盟所進行的符合其共同對外戰略利益的正和博弈之中。
5 自由主義的退潮與美國大戰略新周期的開啟
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川普以「反建制」個人標籤與競選理念成功入主白宮，並在執政後將這些理念應用於美國的內政外交政策。在外交上，「反建制主義」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提出「美國優先」原則，將增進美國短期的、現實的和具體的利益——而非二戰結束以來以強化全球盟友體系、維繫國際領導力及保持國際秩序穩定為代表的長期的、抽象的和宏觀的利益——作為對外政策出發點。二是堅持本土主義和保護主義等在自由主義看來十分狹隘甚至偏激的政策理念，對經濟、移民等領域的全球化進程及自由貿易持批判立場。三是排斥二戰後建立並成為美國霸權支柱的國際制度和多邊主義，認為聯合國代表的國際組織、多邊制度安排及全球治理增加了美國的外交成本、有損其國家利益。上述政策理念及實踐已被學界公認為是對美國自羅斯福以來形成的自由主義大戰略傳統的背離，以及向普遍意義的民族國家行為的靠攏。問題在於，這一轉變究竟是一種短期的異常波動，還是代表中長期意義上美國大戰略周期性拐點的到來？
（一）自由主義大戰略退潮的內外根源
在「權力—政治—結構」框架看來，肇始於川普政府時期的美國外交政策轉型，意味著自由主義的退潮和美國大戰略新周期的開啟。這一判斷建立在以下三大趨勢性拐點出現的事實基礎上。首先，支撐過去約四分之三個世紀內自由主義大戰略成功運行的美國國內政治基礎已大幅削弱。自由主義大戰略的興起根本上得益於20世紀30年代美國政黨政治力量重組後形成的東北部—南方聯盟基於跨黨派利益的推動。然而，隨著美國國內不同區域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變化出現新趨勢，以及冷戰後日益加速的全球化帶來的差異化影響，東北部—南方政治聯盟走向了瓦解，其標誌就是2016年美國大選出現的「川普衝擊」及其背後以反全球化和反自由主義為推力的新一輪國內政黨政治力量的重組。在這輪重組中，美國傳統核心地帶東北部因產業結構分化、製造業競爭力下降走向分裂，其中以白人藍領為主體、以日趨衰落的傳統製造業為主導的五大湖區「鐵鏽地帶」成為自由主義大戰略的堅定反對者。在這部分政治—社會力量看來，全球化和自由貿易帶來了美國產業結構空心化、社會貧富分化以及藍領就業崗位的大量流失，一系列基於多邊主義原則的全球治理過程和頻繁的海外干涉則消耗了本應投向國內的戰略資源，有損於美國國家利益。正如歷史上東北部因產業競爭力的增強而從保護主義的支持者轉變為自由主義的受益者、進而與南方結成自由主義大戰略的政治聯盟反映出的邏輯一樣，近年來這一區域產業競爭力的下降使其利益訴求再次逆轉，最終瓦解了自由主義大戰略的國內政治基礎。拜登政府執政以來，為爭奪作為關鍵選區的上述地帶、重建對民主黨政治前景至關重要的「藍牆」，美國在貿易政策上不僅繼承了川普政府時期的做法，而且其保護主義底色更加明顯。這就表明，自由主義大戰略的最重要支柱——基於自由主義取向的貿易政策——不復存在，這也成為當前和未來相當長時間內這一戰略難以真正得以重振的根源。
其次，經歷了後冷戰時代的長期高位盤整後，美國權力變遷的趨勢迎來一個明顯的下行拐點，其表現有三方面。第一，美國國內政治生態顯著惡化、社會矛盾更趨尖銳，民主制度和國家治理出現一定程度的失能和失效，權力基礎由此被大幅削弱。隨著民主、共和兩黨極化和鬥爭的愈演愈烈，美國社會的分裂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從而侵蝕了兩黨精英的政治領導力及其改革能力。無論是新冠疫情暴發後出現的「應對赤字」還是2020年大選後的「占領國會山」事件，都是美國制度失能和治理失效的反映。第二，在內政領域矛盾持續深化、對外政策現實主義轉向不斷加速等雙重影響下，美國的國際領導力、戰略信譽和國家形象紛紛下滑至二戰結束以來的最低點。第三，美國綜合國力尤其是經濟的相對衰落成為其權力由盛轉衰的最直觀體現。就綜合國力而言，按照中國學者閻學通的計算公式，綜合國力=（軍事實力+經濟實力+文化實力）×政治領導力，那麼由於前述兩方面原因，美國的綜合國力隨著政治領導力的下降而出現衰落。就經濟而言，儘管美國的經濟總量所占全球比重較為穩定地維持在24%左右，但其近年來的年度增量連續被中國超越，表明其相對衰落趨勢難以逆轉。中美經濟總量差距不斷縮小的結果是，中國以匯率計算的經濟規模已超過美國的75%，創下了二戰後崛起國和霸權國比值的紀錄。最終，權力的由盛轉衰使得美國大戰略的底色迅速從擴張轉變為收縮，這一戰略調整符合「權力—政治—結構」框架對其演化邏輯的分析。在實踐中，無論從川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政策，還是從拜登政府的「中產階級外交」，都可以看出美國大戰略十分顯著的內向型和收縮性特徵。
第三，在自身權力變遷的趨勢迎來二戰後、甚至過去150年來重要拐點的決定性影響下，美國大戰略的演化受國際體系結構的影響日益明顯，其戰略重心隨之從此前追求由國內政治博弈所界定的自由主義目標轉為由當前國際體系結構所界定的應對大國競爭、尤其是中國崛起帶來的中美中長期戰略競爭。在經歷了長達數年的對華戰略大辯論後，以2017年川普政府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為標誌，美國國內兩黨政治精英正式形成了跨越黨派的兩方面基本共識：一是美國大戰略必須告別過去十餘年以全球反恐怖主義為重心的布局模式，根據戰略環境的變化轉到應對大國（主要是中俄兩國）的戰略競爭上；二是將中國視為美國的首要戰略競爭者，並且認為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將是長期的和全面的。拜登政府執政以來，美國延續了川普政府時期將中國定位為首要戰略競爭者的認知。從白宮2021年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臨時指南》到國防部2022年發布的《印太戰略報告》，美國大戰略對於國際體系結構變遷——其中主要是中美戰略競爭態勢日趨顯著——的回應力度逐步增強。這就說明，在權力由盛轉衰、大戰略底色從擴張轉向收縮的大背景下，國際體系結構正在取代國內政治博弈成為塑造美國大戰略形態的首要動力，從而解釋了為何對華戰略競爭能夠成為超越當下美國國內政治紛爭與極化的為數不多的跨黨派共識。
（二）現實制度主義與美國大戰略的新周期
如同美國大戰略在歷史演化過程中表現出的周期特徵一樣，自由主義大戰略在成功運行了四分之三個世紀後也迎來了退潮的拐點。同時，自由主義與其他大戰略相比又有一個顯著的區別，那就是由於它運行在美國權力最為強勢、對國際體系結構的塑造也最為有力的周期內，因此其在全球範圍內特有的深遠影響將對步入新周期的美國大戰略產生重要的干預作用，其背後的邏輯依然存在於「權力—政治—結構」框架之中：一方面，隨著美國權力由盛轉衰、大戰略底色從擴張轉為收縮，當前以中美戰略競爭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結構將取代國內政治博弈成為美國大戰略演化的首要動力；另一方面，二戰後國際體系的變遷又是由美國的自由主義大戰略推動的，因而當前的國際體系中不可避免地留有自由主義大戰略的深刻印跡。
從上述兩方面邏輯出發，筆者認為，新周期內美國大戰略的形態將不可避免地表現出更為複雜的兩面性。首先，美國權力的由盛轉衰和大戰略底色從擴張轉為收縮背景下的大國競爭，將會使美國大戰略中的現實主義成分顯著增加。冷戰時期，由於美蘇競爭恰好處於美國權力強勢和擴張型大戰略階段，因此自由主義框架下的遏制具備其戰略運行所需的全方位、高強度的資源投入條件，意識形態較量、核軍備競賽、代理人戰爭甚至局部熱戰成為這種資源投入的鮮明體現。然而在中美競爭階段，美國大戰略在自身權力衰落和收縮底色下的資源投入必然受限，因此無力推行冷戰時期自由主義式的遏制，只能更為審慎地從現實主義視角出發應對中國的崛起，以控制戰略競爭的成本。另一方面，中國的綜合國力尤其是經濟體量及其在世界經濟包括全球供應鏈中的影響力遠超當時的蘇聯，這就進一步增加了美國對華遏制的成本，使得任何基於自由主義的對華競爭戰略難以長期推行下去。此外同樣重要的是，在國際體系結構成為美國大戰略演化首要動力以及國內形成了對華戰略競爭共識的背景下，現實主義的核心假設具備了理論上的應用場景，即美國可以被視為國際體系中的一個單元，其大戰略的制定將主要建立在地緣政治而非國內政治現實的基礎上。
其次，與美蘇冷戰的歷史背景不同，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迅速崛起是在二戰後美國主導的既有國際體系內的崛起，這一發展趨勢在冷戰後進一步加速，使中國不僅成為現存國際體系的受益者，更成為這一體系的積極建設者和堅定維護者。因此，中美關係本質上是一種「體系內兩強」的特殊關係，這就導致兩國之間的戰略競爭既非冷戰對峙，也非衝突敵對，而是一種相互依賴狀態下合作與競爭共存的新形態。一方面，中美互為重要的合作夥伴，兩國的戰略合作無論對雙邊關係、地區穩定還是全球治理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正面作用；另一方面，中美又存在廣泛而深刻的戰略競爭，並且這種競爭並非軍備競賽、結盟對抗和意識形態比拼，而是在現有國際體系內圍繞二戰後伴隨美國自由主義大戰略興起而創設的一系列國際制度的改革、根據國際體系環境變化而新生的國際制度的塑造，以及在新舊制度框架內發揮有效領導力以解決一系列地區性和全球性挑戰等展開的國際制度競爭。對美國來說，儘管權力和大戰略底色的變遷使之無力再度擔負起自由主義時期在國際體系和國際制度中強有力領導者的角色，但體系結構變遷帶來的大國競爭使之仍然不願讓渡其領導權給中國，仍然希望國際制度能夠成為其霸權的有效支撐。這就使得新周期內的美國大戰略依舊無法完全剝離自由主義中的制度主義成分。
基於此，新周期內美國以應對大國競爭為重點的大戰略將兼具現實主義與制度主義兩面性特徵，因此「權力—政治—結構」框架稱之為現實制度主義大戰略。這一戰略選擇是在美國權力由盛轉衰、大戰略底色從擴張轉向收縮的大背景下產生的，也是美國在相對衰落過程中力求維繫其霸權地位和國際體系影響力，同時追求控制戰略成本的一種折中選擇。
6 結論
美國大戰略正在經歷何種轉型？近年來美國外交背後的一系列政策邏輯變化該如何理解？其對美國與外部世界關係的影響究竟是短期的、淺層的還是長期的、深層的？為了回答這些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本文嘗試在美國大戰略演化邏輯的既有研究範式——國際體系中心範式、新古典現實主義和國內政治中心範式——基礎上，構建一個新的以權力、政治和結構為核心變量的分析框架，用以重新闡釋美國大戰略的演化邏輯與歷史周期，最終為洞察當下美國大戰略轉型的性質提供有效線索。
在筆者搭建的這一「權力—政治—結構」框架中，權力要素決定了美國大戰略的底色，國內政治博弈與國際體系結構則交互驅動著美國大戰略的演化。在權力崛起/強勢期，美國大戰略的底色是擴張，其形態主要由國內政治博弈塑造，國際體系結構——多極、兩極抑或是單極——居於從屬地位。在權力衰落/弱勢期，美國大戰略的底色則是收縮，國際體系結構隨之成為塑造其形態的首要動力。按照這一架構，美國大戰略的歷史演化將被有規律地重新劃分為以75年為單位的三個重要周期：孤立主義（1789～1864）、現實主義（1865～1940）和自由主義（1941～2016）。2017年以來，美國大戰略的收縮底色再次突顯，這反映出權力的由盛轉衰使得國際體系結構已取代國內政治博弈，成為塑造當下美國大戰略形態的首要動力，而中美戰略競爭則成為這一新的國際體系結構的核心組成部分。
上述學理分析和案例研究表明，美國大戰略正在經歷中長期意義上的重大轉型，其全球影響將是深遠的。同時，它們也闡釋了為何對華戰略競爭能夠成為超越當前美國國內政治極化與紛爭的跨黨派共識。基於此，美國大戰略在這一新周期內的形態將可能被塑造為現實制度主義，這是在美國權力由盛轉衰、大戰略底色從擴張轉向收縮的大背景下形成的，也是美國在相對衰落過程中力求維繫其霸權地位和國際體系影響力，同時追求控制戰略成本的一種折中選擇。
*文章原載《國際關係研究》2023年第1期。
王浩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為美國政治、美國對外政策、中美關係。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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