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3月25日文章，原題：日本依然沒有「小費暴政」
有人在新冠疫情中期提出，日本或許也應該推行「小費文化」，但這個計劃如今似乎已經失敗了。亞洲人普遍生活在一種珍貴的自由中，既沒有美國式的「小費暴政」，也沒有讓人產生負罪感的壓力。並不是說日本經濟沒有承擔這種隱性成本的能力，而是因為其一直堅定捍衛這份「小費自由」。你可以說這是源於吝嗇，也可以說是理智和堅韌的勝利。有趣的是，美國曾經和日本的消費觀趨同。
19世紀末，著名經濟學家和工會主義者喬治·根頓認為，全民給小費的做法不符合美國人的精神，因為它違背了為工資而工作而不是為阿諛奉承而工作的自豪精神。在活動家的努力之下，美國一些州在20世紀初通過了禁止給小費的法律。這種風潮後來甚至蔓延至整個國家，認為給小費的舉動太過「美國」。一個多世紀後的今天，美國的小費文化已成為一個「難以馴服的怪物」。以色列學者阿扎爾稱，僅在食品和飲料行業，小費文化就會產生數百億美元的收入，而這個數字往往會影響該行業大部分員工的薪酬，並隨著通貨膨脹發展。
隨著行動支付在美國的銷售領域逐漸占據主導地位，給小費已經滲透到以前沒有受到影響的行業（花店、雜貨商等）。顧客在結帳時會面臨兩個按鈕，一個自動加收10%至20%的小費，另一個則是讓人產生負罪感的「不給小費」。
阿扎爾認為，給小費一事很難純粹地從消費者的利己角度來解釋。大多數情況下，消費者的動機並非來自期望未來獲得更好的服務，而是心理和社會的壓力。除非給特定類型的員工小費成為一種社會規範，或者他們的確以小費為主要收入，否則不給小費並不會讓人有負罪感或感到尷尬。
關於這些心理和社會壓力是如何創造出小費文化的，有很多解釋，但一家日本連鎖餐廳的老闆把它視為對資本主義不同程度信仰的一個指標。他說，儘管美國人膚淺地相信資本主義的力量，但他們之所以給小費，是因為他們非常清楚，如果沒有其他補充，他們的資本主義模式無法為各行各業的服務人員提供公平收入。雖然日本相信自己是可以達到公平的，但日本幾十年來工資停滯不前，且目前正在經歷的通貨膨脹顯而易見。儘管大企業員工今年成功實現了歷史性加薪，但這種勝利不太可能在小企業中複製，因此這可能會進一步擴大薪酬差距。
有關小費的討論仍在日本社會中繼續，根頓可能沒有贏得「給小費不是美國風格」的爭論，但日本人確實發現，給小費不是日本的風格。（作者利奧·劉易斯，任重譯）
來源： 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