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是魏朝開國之君，卻短祚早終，年僅四十。從現存史料推斷，曹丕有很大概率死於「消渴症」，即糖尿病。

《文帝紀》對傳主的健康狀況並無特殊描述，不過《太平御覽》輯錄的史料卻提供了曹丕「嗜糖」的線索，從《魏文帝詔》的記載來看，曹丕對甜食的喜好已經趨於病態。

另按《魏略》，曹丕的表弟卞蘭死於「苦酒消渴」。卞蘭之父卞秉與曹丕之母卞氏為同父姊弟，若從遺傳學角度審視，曹丕很有可能也死於同一類型的疾病或併發症。

（卞）蘭苦酒消渴，時（明）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蘭不肯飲。--《魏略》

若將視角拓寬，會發現卞氏諸子中，除了早夭的曹熊之外，活到成年的三名子嗣，曹丕、曹彰、曹植均有「嗜糖」的喜好，且均短命早終，三人的平均壽命甚至不到四十。而曹操的其餘子嗣則無此現象，燕王曹宇、楚王曹彪等人均得高壽。

筆者設想，卞氏家族或攜帶糖尿病易發的基因，而曹丕兄弟不健康、不科學的飲食習慣，提早誘發了病症，最終短壽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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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對甜食的病態喜好

作為貴遊子弟的曹丕，物質生活是極端優渥的，可以輕易享受到大量的稀缺物資，其中尤以糖類為代表。

早在繼位之前，曹丕便喜好甜食。《魏略》引述的《與吳質書》中提到曹丕曾回憶過往，談到他與鄴下文人們「浮甘瓜於清泉，沈（沉）朱李於寒水」的歡樂時光。

馳騖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與朝歌令吳質書》

可以看到，少年時代的曹丕對「甘瓜」、「朱李」這類甘果便已有偏好。「浮瓜沉李」的典故也因此而來。

曹丕在《典論》中又曾追憶他與劉勛、鄧展等人宴飲，以「甘蔗」代「杖」，討論劍術之事。按劉勛在建安中後期遭到曹操誅殺，可知此事亦發生於曹丕嗣位之前。

余（指曹丕）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芉蔗，便以為杖。--《典論》

嗣位之後，曹丕的權勢得到極大強化，攝取糖分的來源，遂不再局限於甘果，而是發展到方方面面。

《魏文帝詔》記載，曹丕嗣位後，孫權向朝廷貢獻「大橘」，曹丕頗喜，下詔褒揚。

吳王饋魏文帝大橘，魏文帝詔群臣曰：「南方有橘，酢正裂人牙，時有甜耳。既遠方之果，寧有匹者乎？」--《太平御覽》引《吳歷》

另，同詔亦載「南方龍眼、荔枝，寧比西國蒲陶（葡萄）、石蜜乎」。可知孫權此次的貢物，不僅有大橘，還有龍眼、荔枝一類南國特產，而曹丕則將南國甘果與西域的「葡萄」、「石蜜」作對比。石蜜是一種粗製冰糖，為彼時西域特有（中國制煉飴糖，即麥芽糖）。可知在曹丕時代，宮廷甜食的來源日益廣泛。

曹丕不僅自己嗜糖，還喜好與群臣分享甘美之物，比如他曾賜給相國鍾繇「甘酪」、「櫻桃」。其中「甘酪」是舶來品，非中原物產。昔日西漢的細君公主赴烏孫和親，曾作歌雲「穹廬為室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可知「甘酪」一類的乳製品，是彼時西、北民族的特產。

魏文帝與鍾繇書，報曰：臣繇言：「賜甘酪及櫻桃，惠厚意綢，非言所申。」--《太平御覽》

而前文提到的葡萄，彼時亦為西域貢物，非王公貴胄不能得。曹丕對葡萄的評價甚高，釀之為酒，「流涎咽唾」；又雲此物「味長汁多，除煩解渴」。

魏文帝詔群臣曰：「……（葡萄）味長汁多，除煩解渴。又釀以為酒，甘於麴蘗，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涎咽唾，況親食之耶？」--《太平御覽》引《魏文帝詔》

另，《魏文帝詔》亦記載曹丕評價「真定御梨」，稱它「大若拳，甘若蜜，脆若陵（菱），可以解煩釋渴」。

此處可以看到，曹丕吃葡萄、吃御梨，目的竟是為了「解煩釋渴」，而口渴與煩悶，均是糖尿病的臨床表現。此類病症以口渴、多尿、代謝紊亂為顯著特點，所以糖尿病在古代被稱作「消渴症」。

《御覽》引《述異記》記載「魏文帝安陽殿前，天降朱李八枚。啖一，數日不食」。即曹丕曾服用過一枚從天而降的李子，之後數日都不再進食。此事表面上是在宣揚天降神物，有辟穀之效；但換個角度看，這很可能是因為曹丕已進入糖尿病晚期，在偶發性攝入大量糖分之後，身體出現了嚴重不適，最終「數日不（能）食」。

從上述記載基本可以確定，曹丕在繼位之後便已出現糖尿病的相關症狀。如果此時他能夠及時控制飲食，停止糖類的過多攝入，或許尚有一線生機。

但諷刺之處，恰恰在於曹丕是魏王、是皇帝，可以無限度搜求奇珍異果，天材地寶，最終陷入惡性循環：越是攝入糖分，便越是「苦酒消渴」，最終為了「解煩釋渴」，又反過來加大對甘果、蜜餞的攝入，一系列不科學的飲食習慣，迅速摧毀了他的健康，導致他年僅四十便草草離世，按今計算，僅有三十九歲。

曹丕在黃初年間的病態表現

從《文帝紀》的記載，可以明顯看到，曹丕在繼位之後，性格與行事作風存在一個變化趨勢，即日益暴躁。

在黃初七年（226）即曹丕人生的最後一年，他幾乎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爵賞由心，刑戮在口，無所顧憚，肆行殘暴，與登基之初判若兩人。

若從「消渴症」的線索入手，便會發現曹丕的異常行為，或與糖尿病的臨床表現有關。

此類病症的併發症多樣，除了生理方面的口渴、多尿、代謝紊亂之外，還會影響心理狀況。現代醫學表明，在胰島素不足、血糖濃度升高的情況下，有可能造成神經興奮而引發情緒異常。

這一猜想的佐證，便是曹丕對政敵的處理手段，經歷了一個明顯的變化過程。

黃初初年的曹丕，對待政敵相對溫和克制，但隨著時間發展，他對政敵的處理方式越發殘忍，到了黃初末年，連曾與曹丕有小小齟齬的曹洪，都被下獄論死，險些罹難。

曹丕繼位之初（220），表現得相對寬仁，僅處死了曹植的鐵桿黨羽丁儀兄弟，而曹植集團的其餘成員則被放過，楊俊（曹植心腹之一）等人甚至可以擔任南陽太守一類的要職。

（楊）俊雖並論文帝（曹丕）、臨菑（曹植）才分所長，不適有所據當，然稱臨菑猶美，文帝常以恨之。--《魏書 楊俊傳》

而到了黃初三年（222），曹丕突然殺心大作，在巡幸南陽時藉口「巿不豐樂」將楊俊下獄。楊俊的同鄉司馬懿作為「太子四友」，向曹丕「叩頭流血」而未獲應允，最終楊俊被迫自裁。

到了黃初七年（226），曹丕行事愈發暴虐，於正月將宗室曹洪下獄，理由僅僅是曹洪「家富而性吝嗇」，曹丕少年時代曾「假求不稱」（借錢不獲）。當時曹洪已經「自分必死」，在郭皇后、卞太后的輪番哭泣哀告之下，才倖免遇害。

按《晉書》，曹洪此番雖然苟全性命，但亦被「廢為庶民」，在明帝繼位後才得到重新啟用。

（黃初）七年正月，驃騎將軍曹洪免為庶人。--《晉書 天文志》

同年（226），曹丕又以「指鹿作馬」為藉口將重臣鮑勛下獄。廷尉三官（廷尉監、廷尉正、廷尉平）判決鮑勛「罰金二斤」，忤逆了曹丕旨意，又被一併收監。

（文帝）詔曰：「（鮑）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駮：「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奸，當令十鼠同穴！」--《魏書 鮑勛傳》

鮑勛案存在冤情（鮑勛早年曾與郭皇后之弟構釁，曹丕有公報私仇之嫌），因此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群、侍中辛毗、尚書衛臻、廷尉高柔一齊出面替鮑勛求情。面對洶湧的輿論，曹丕竟不顧帝王之尊，派遣密使赴大理寺將鮑勛「拷竟」（拷掠致死），以至滿朝「莫不為（鮑）勛嘆恨」。

（文）帝以宿嫌，欲枉法誅治書執法鮑勛，而（高）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遂召柔詣台；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考（拷）竟（鮑）勛，勛死，（帝）乃遣柔還寺。--《魏書 高柔傳》

所幸，由於疾病的折磨，曹丕的狂悖行徑未能延續，同年（226）五月便崩於嘉福殿。按《明帝紀》提供的線索來看，曹叡被立為儲君的同月，曹丕便驟然離世，其病情無疑已到無可挽回的地步。

七年夏五月，（文）帝病篤，乃立（曹叡）為皇太子。丁巳，即皇帝位。--《魏書 明帝紀》

按《文帝紀》，曹丕在黃初七年（226）正月巡幸許昌時，因為城門崩壞而「心惡之」，最終「遂不入（城）」，此時其病症應已發作。正月至五月，他先下獄曹洪、後誅殺鮑勛，且皆以小怨而致重刑，情緒顯然已經失控。

七年春正月，將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五月）丁巳，帝崩於嘉福殿，時年四十。--《魏書 文帝紀》

而前一年（225）的曹丕，還能夠遣兵平定利城叛亂，臨江親征孫權，還軍時又赴譙縣祭祀橋玄，表現得相當正常。按此推斷，曹丕「消渴症」的惡化及併發症的爆發，應始於黃初六年之末、七年之初。最終在缺乏胰島素及現代醫學技術的情況下，曹丕自發病至死亡，前後竟不足半年。

卞氏子侄的飲食習慣及健康狀況

卞夫人所生四子：丕、彰、植、熊。其中曹丕壽數四十，曹彰三十五，曹植四十一；曹熊壽命不祥，但被記載為「早薨」，很可能未成年。而成年的三名子嗣，平均壽命則不足四十。

以往觀點，多認為曹彰、曹植的早逝源自情緒壓抑及人身迫害，但若結合「消渴症」的線索，便可作出如下假設，即三人的短壽，或與基因問題存在關聯。

這番設想的佐證，便是曹丕、曹植、曹彰三人均有「嗜糖」的喜好。

曹植的詩歌中多涉及甘果，如「橙橘枇杷，甘蔗代出」、「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可知其日常生活中應慣於攝入甜食。

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美。用之必滅。--《矯志詩》

至於曹彰，有「啖棗」的習慣，《世說新語》稱曹丕在弈棋時，於棗中暗下鴆毒，將曹彰鴆殺。《世說》的記載過於驚悚，是否屬實暫且不論，但曹彰與其兄一樣嗜糖應無疑問，否則在南朝文人筆下，曹丕不會選擇甜棗作為下毒之物。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閣共圍棋，並啖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世說新語》

曹丕兄弟貴為王侯，養尊處優，在物質方面可以享受到當時最優渥的待遇，但卻一個賽一個短命，卞氏諸子中年紀最小的曹熊，甚至未能活到成年。結合卞氏諸子均有喜好甜食的記載，他們應該屬於糖尿病易發人群。

除曹丕兄弟外，卞太后的親侄子卞蘭，也被明確記載死於糖尿病。《魏略》記載卞蘭擔任散騎常侍期間，患上了「消渴症」，最終百藥無醫，連曹叡都束手無策，卞蘭遂「渴稍甚，以至於亡」，糖尿病嚴重到了這個程度，比起曹丕兄弟猶有過之。

（卞）太后弟（卞）秉以功封都鄉侯……秉薨，子蘭嗣。--《魏書 武宣皇后傳》

（卞）蘭苦酒消渴，時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而蘭終不服。後渴稍（指逐漸）甚，以至於亡。--《魏略》

值得注意的是，卞太后本人未曾受到糖尿病的困擾，她壽數七十，與她的短命子侄們大不相同。

這或許與卞太后的飲食習慣有關。王沈《魏書》記載卞氏的左右侍從「菜食粟飯，無魚肉」，據此雖不能確定卞氏本人是否也能夠節儉如此；不過按她「以國用不足，減損御食，諸金銀器物皆去之」的政治表態來看，她對待口腹之慾，也尚屬克制。

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設下廚，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其儉如此。--王沈《魏書》

另外，卞氏子侄中有「消渴症」發作跡象者，多見於男性而不見於女性，這或許與當時女性社會地位較低，物質條件受限有關。曹丕兄弟可以憑藉皇帝、王侯的身份大飽口腹之慾，無節制地攝入甜食；而同時代的女性，即使出身於王侯之家，也很難獲此待遇。

漢魏的製糖技術有限，甜食是非常稀有的物資，特為貴胄所喜愛。同時代的袁術，每餐必以乳漿、飴蜜拌飯；甚至直到死前，他仍在孜孜不倦地尋找「蜜漿」。這種對糖類的病態嗜好，現代社會的人可能難以理解，但在生產力不發達的兩漢魏晉，確屬常態。

袁公路年十八，常飯乳，食蜜飯。--《太平御覽》引《錄異傳》

（袁術）問廚下，尚有麥屑三十斛。時盛暑，欲得蜜漿，又無蜜。坐欞床上，嘆息良久。--韋曜《吳書》

此處需要特別說明一點，按現代醫學觀念，糖尿病並不屬於先天性遺傳病；但臨床研究同時表明，有糖尿病家族史的個體，其患病機率確實顯著高於普通人群。可知後天對飲食的控制會影響到發病的時間。

按此，卞氏及諸子侄應屬於「消渴症」的易發人群，卞氏飲食相對節制，長期未發病；而曹丕兄弟以及卞蘭等人，則倚權仗勢肆行饕餮，再加上諸人極端不健康的生活習慣（曹丕縱慾無度，見《文昭皇后傳》及《世說新語》；曹植修煉房中術，鼓吹「還精補腦」，見《飛龍篇》），過早誘發了基因中潛藏的隱疾，最終在一系列併發症的折磨下，倉促離世。

諷刺之處，在於曹丕「除煩解渴」的方式，進一步加速了他的死亡。其「消渴症」的臨床表現越是嚴重，他便越是加大對甘果、蜜餞的攝入，堅信「葡萄」、「御梨」有「解煩釋渴」的奇效。最終和他的表弟卞蘭殊途同歸，走上了「渴稍甚，以至於亡」的道路。

也正是因為曹丕的權勢地位，才讓他可以無限制地獲取彼時稀有的甜食；若是貧弱之家，則斷無此待遇，亦無此病症。從這一角度看，糖尿病既被稱作「消渴症」，也被稱作「富貴病」，確有其理。

我是胖咪，頭條號歷史原創作者。漫談歷史趣聞，專注三國史。從史海沉鉤中的蛛絲馬跡、吉光片羽，來剖析展開背後隱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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