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開篇即寫了高俅，他非科舉出身的文官，也不是疆場拼殺的武將，不過一個市井流氓，卻一路爬至主管軍事的殿帥府太尉。
而宋江，從一名小吏到梁山大哥，力排眾議，歷經坎坷，盡力向朝廷靠攏，最後卻落得個雞飛蛋打的下場。
我們常說，不經一番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但宋江歷經風雨，為何依舊難容於朝堂？
其實一個字就可以解釋他尷尬的境遇，就是「道」。這話怎講？他都打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了，難道說他無道麼？
不是他無道，而是他的道用錯了地方，與現行之道難容。我們從下中上三個層面來看，《水滸傳》中所描述的是一個什麼的社會形態。
從底層來看，魯智深三拳打死鎮關西，是為了幫助弱勢群體金翠蓮父女。武松斗殺西門慶、潘金蓮，則是為了維護自身權益；楊志殺牛二，也算是為民除害；但原本懲處這樣的惡勢力不應由個體來承擔。
鎮關西強占民女；西門慶見色起意，草菅人命；牛二也是地方無賴，像這些社會惡霸，本應受到司法懲辦。但結果卻是恰恰相反，這些人在做惡之後，都還能活得挺瀟灑，原因就在於社會失了法度。
在沒有法度的社會裡，也自然會滋生犯上作亂者。晁蓋、吳用等人敢劫生辰綱，除了想發財，還有一條重要的理由，正如劉塘所言，此乃不義之財，取之何礙？
一個理由將搶劫罪美化成了一項滿足個人需求的正義事業，這實際也是極其可悲的。
同時，失了法度的社會也讓社會本身陷入無序競爭。金眼彪施恩能在快活林開酒店，本就是仗著其父的官方背景，欺行霸市。
張團練看著施恩發財，自己也眼紅，於是就讓蔣門神去搶奪快活林。而施恩也不示弱，看上了武松，讓他出馬醉打蔣門神後，再次將快活林奪回。之後武松被收監，快活林再次易手。
快活林在蔣門神和張團練之間被搶來搶去，這實際就是地方黑惡勢力互相鬥法，談不上什么正義與非正義。
再有孔明、孔亮也是如此，把一財主家人都殺盡了，聚起五七百人，占山為王，干起打家劫舍的勾當。
底層民眾如此，那麼中產階級又是一個什麼情況呢？
我們知道在梁山好漢當中，官軍集團成員占據了五分之一，這些成員不是被梁山俘獲，就是被宋江招降。如秦明、黃信、呼延灼、關勝、索超、董平、張清等人。
這些人作為朝廷軍官，為何也如市井小民一般，拿著朝廷的俸祿，對皇帝不忠不孝，對國家沒有責任感，都甘心情願做梁山賊寇？這是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
說到原因，王教頭、林沖的經歷就是最好的答案，工作雖好，但耐不住賊人算計。而這麼多武官的出走，也透露出宋朝文官地位之高，武官地位之卑下。
國政馳廢正是出自文官集團，如果說皇帝是權力意志的象徵，那麼官僚集團則是真正的國家機器。但作為上層建築的文官集團表現又如何呢？
作者開篇就寫了身居要位的高俅，從一個破落戶一躍而身居高位，不但心胸狹窄，為人刻薄，而且還假公濟私。那麼其他文官又如何呢？
先看開封府尹，林沖入獄後，開封府尹明知林沖冤枉，但為維護高俅利益，也只能陷林沖於不義，不能給他公平。
脊杖二十，刺配滄州牢城，就這樣的結果，也是林沖岳父上下使了錢才得到的。葉孔目雖然與人為善，能周全人，但也是要銀子買通的。
再看高唐州的知府高廉，他是東京高太尉的叔伯兄弟。那個強占柴皇城花園的人，就是高廉的妻舅殷天錫。
高衙內好色，殷天錫好財，他看上了柴皇城的花園，竟光天化日之下叫人家騰地方。柴進趕來說自己有丹書鐵券護身，那殷天錫也根本不放在眼裡。要不是李逵出現，柴進恐怕也得被殷天錫打死。
殷天錫的橫行霸道，當然是仗著高廉。可見官官相互下的官場黑暗。
再說董超、薛霸，不過是兩個小小的公差，幹些押解犯人的工作，但也膽大妄為，小說先後兩次寫到他們要謀財害命，一次是要暗殺林沖，另一次則是要結果盧俊義，而他們這麼做的目的，也很純粹，就是為了謀財。可見，這對超霸組合與文官集團一樣，都是無法無天的。
由此可見，大宋的文官集團也不過是一幫以權謀私的烏合之眾。
在小說中，我們還應就注意一種奇怪的現象，那就是一些莊園主，如祝家莊、扈家莊，他們都是有自己的武裝小分隊的。拿下一個祝家莊，宋江也是花費了不少功夫的，三次大動干戈，可見，這些莊園的武裝力量也不是吃素的。
那麼為何這些莊園要私設武裝力量呢？原因大致有兩個，第一是為了自保；第二就是為了確立自己的社會地位。
比如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封建莊園制經濟得到了充分發展，與之相對應就是門閥士族勢力的崛起。
大地主們通過不斷的土地兼併，擴張了自己的實力，但同時也造成大量的無業游民，這些遊民為了生存，也只能成為莊園主的勞動力，從而使莊園內部形成一個自給自足的小社會。
為了便於管理，莊園主也設置有許多防禦措施和具有一定規模的莊園武裝力量，以維護外來攻擊，或者內部人員逃跑。
祝家莊的私人武裝力量也是類似於此的，所以，他們的戰鬥力相當強。同時也證明，這樣的情況只地出現在亂世。
縱觀全文，不難看出，從底層民眾到中產階級，再到官僚集團，再到民間組織，基本上都不正常，儒道所主張的仁義禮智信，都已變了味兒。
由此我們也發現，《水滸傳》的敘事策略，就是把官僚集團與儒家的政治理想完全剝離開來，所以，我們在小說中所看到的社會形態，就是一幅自上而下的流氓化圖景，完全顛覆了古代封建社會儒家所構建的聖賢理想國。
簡言之，就是作者在小說中構建了一個「無道」社會，作者幾乎將這樣的思想貫穿於整部小說當中，正是基於這樣一個思想基礎，才使得梁山好漢有了存在的合理性。
所以，宋江提出「替天行道」的主張，主張本身沒有問題，但問題在於，當黑暗占據絕對優勢地位時，光明的力量就是微弱的，單靠梁山好漢們的單打獨鬥，很難扭轉乾坤。
如果按照適者生存的理論，黑暗的環境確實有利於高俅這樣的狡詐之徒，而像宋江這樣追求光明，以一己之力尋求改變世界的人，確實難以生存。
有人說宋江純屬是為了自己想當官，這個成分有，但並不全是。在他心中，一直把忠君反腐作為人生的理想之道。
對於他的悲劇，只能說，道不同，不相為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