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斷向前進步的第二帝國的政治與經濟
拿破崙三世的自由化改革是在極為艱難的處境中一步步向前推進的。讓他頗感悲涼的是，隨著改革力度的不斷加大，政界對他的責罵聲反而越來越大。1867年，一位議員就已公開說道：「我看帝國已經完蛋。」與此同時，共和派的勢力也在不斷增長，而且出現了一位以擅長演說而聞名的留著大鬍子、喜歡喝啤酒、僅有一隻眼的領袖人物萊昂·甘必大(Leon Gambetta ,1838—1882)。
1869年，剛剛當選為議員的甘必大在議會中發出著名的「共和預言」：「你們只是1848年共和國與未來共和國之間的一座橋樑，我們要越過這座橋樑。」面對反對派的夾擊，患有膀胱炎、身體已經相當虛弱的拿破崙三世開始逐漸顯得心灰意冷，他曾對奧利維埃明確表示：如果人們再給他製造更多的麻煩，他就不幹了。皇后歐仁妮也曾淚流滿面地說過：「只要皇太子滿18歲，我們就退位。」
第二帝國的政治舞台雖然嘰嘰喳喳，但從總體上看，這一時期仍可算是政局相對穩定階段，政府沒有大規模的鎮壓，民眾沒有大規模的反抗。
當時的法國人以及後世之人往往痛罵這種穩定是一種沒有政治自由或政治自由極為有限的「僵死的」穩定，但客觀而論，第二帝國的政治也是在不斷向前進步的，雨果等人筆下一抹到底的黑乎乎的第二帝國形象並不符合事實。
對於第二帝國政局相對穩定的評價可以見仁見智，但有一點應當是沒有多少疑義的，即：穩定的政局是經濟穩步發展的重要前提。關於政局對經濟的影響，從第二帝國時期一位官員的描述中可以得到某些說明：帝國建立以後，「城裡穿行的不再是一群群起義者，而是三三兩兩去上工的泥瓦工、木工和各類工人；倘若人們翻起鋪路石，這不是為堆砌街壘，而是為疏通地下的水和煤氣管道」。
正是在這種環境下，法國的經濟經歷了一段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長時期；也正是在這種環境下，此前數十年間一直步履蹣跚的工業革命得以基本完成。
拿破崙三世的經濟思想對法國社會的影響
當然，政局穩定並不意味著經濟必然能夠快速發展，問題的關鍵要看在這種穩定的政局下統治者採取什麼樣的經濟政策。因此，在這裡，關注一下拿破崙三世的經濟思想是很有必要的。拿破崙三世既不是經濟學家，也不是金融家，但是，青年時代顛沛流離、東躲西藏的生活經歷還是使他開了眼界並學到了在皇宮中永遠也不可能學到的東西。
在他的經濟思想中，有兩點值得重視。首先是對聖西門學派的經濟主張持肯定態度：在阿姆要塞蹲監獄時，他便對聖西門的經濟思想進行研究並發表了以濟民救世為宗旨的小冊子《消滅貧困》(L'extinction du pauperisme ,1844);而且，他對聖西門學派的注重實業和重視金融的主張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示認可。
在第二帝國時期，浪漫主義文學評論家聖勃夫(Sainte -Beuve ,1804—1869)就已明確將拿破崙三世稱作為「馬背上的聖西門主義者」。其次是對經濟自由主義情有獨鍾：他認為，國家沒有理由也沒有必要去做那些個人就可以做好甚至做得比國家更好的事情。
但是，拿破崙三世並不是極端的放任主義者，在鼓勵經濟自由的同時，他又能夠充分發揮國家的總體調節作用，例如：對煤、鐵、機器製造業等工業部門以及運輸業實行減稅政策以刺激其發展；為各省省長撥出專款用於舉行各種招待會和宴會，以鼓勵各地招商引資、活躍經濟；
舉辦萬國博覽會(1855年和1867年)，既向世界展示法國的經濟實力，同時又從各國吸收先進的經驗；與歐洲絕大多數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取消自第一帝國以來長期實行的高額關稅壁壘，這一政策雖然遭到某些工業部門的強烈反對，但從總體和長遠看，其積極意義卻是不容抹殺的。
第二帝國的經濟發展和物質進步的多方面體現
第二帝國的經濟發展和物質進步在許多方面都有體現，但是，能夠產生巨大帶動作用的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首先是金融業的全面發展：在第二帝國時期，政府對功能單調、數量有限、分布不均的舊有銀行體系進行了結構性調整，其結果使得法國的金融業面貌一新：一些大銀行為拓展業務而在全國各地紛紛設立分行，例如，法蘭西銀行的分行數目從帝國之初的30家發展至帝國末年的72家在城鄉各地包括偏僻的鄉村地區，中小規模的銀行也層出不窮。
1870年前後，全國的銀行機構已經超過2000家。在此時期，政府還特許成立一些新式銀行，如「土地信貸銀行」(Credit Foncier ，1852年)、「動產信貸銀行」(Credit Mobilier ，1852年)、「里昂信貸銀行」(Credit Lyonnais ，1863年）以及「興業銀行」(Sociétégenéral，1864年）等等。
金融機構的大量增加以及銀行體系的漸趨完善對於法國工業革命的進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宜低估的，它使得社會上的閒散資金得以匯集起來，農業技術革新、城市重建改造、交通網絡建設以及煤氣照明工程等等行業從此有了較為可靠的資金周轉渠道。
2：其次是交通運輸業的快速提升：便利快捷的交通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在七月王朝時期，政府就已提出通過鐵路將全國各地連接起來的「蜘蛛網計劃」(entoile d'arraignee ),但這一計劃因王朝末年的經濟和政治危機而未能變為現實。
拿破崙三世掌權以後，鐵路建設開始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向前推進，1851年時，全國鐵路總長約為3600公里，1869年時增至約1.7萬公里，以巴黎為樞紐並輻射全國的鐵路網初步形成。鐵路業的發展對於人員流動和貨物運輸的貢獻是非常顯著的，在1851—1869年間，火車運輸的旅客由約2000萬人次增加到大約1.14億人次，火車發送的貨物由大約460萬噸增加到大約4400萬噸。
除鐵路之外，在第二帝國時期，公路、運河與海洋運輸業也有明顯進步，國內的交通網已經四通八達，與境外的交通狀況亦大為改善。
3：再次是城市改造的大規模展開：第二帝國時期，法國一些大城市陸續開始了向現代化城市邁進的改造工程，其中以巴黎改造最為典型。在七月王朝時期，國王路易·菲力浦已計劃對擁擠不堪、雜亂無章的首都巴黎進行改造，但計劃剛剛開始實施，王朝便垮了台。
1853年，將巴黎改造視為「形象工程」的拿破崙三世將充滿活力、能寫會幹的奧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 ，1809—1891)從吉倫特省省長職位上調任塞納省省長，讓其負責巴黎的改造工作。在皇帝的支持下，奧斯曼對巴黎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造：擴大城區面積，使巴黎由原來的12個區增至20個區；拓寬街道，興建多條林蔭大道；
林蔭路兩側的建築必須是統一的高度、相似的風格；鋪設完善的下水道系統，並在橫穿巴黎市區的塞納河上修建多座橋樑；在巴黎東西兩側興建森林公園，同時還在市內修建時尚的跑道，供市民消遣鍛鍊使用；煤氣燈的使用更加普及，主要街道在夜晚均有照明設施。在此期間，巴黎共拆除舊建築約7.5萬座，工程總耗資約20億法郎。
對於奧斯曼的巴黎改造工程，當時曾出現各種各樣的謾罵和攻擊，例如：修建那些寬闊筆直的林蔭大道是別有用心的，它給巴黎工人設置街壘路障帶來了麻煩，卻給政府軍隊進行鎮壓活動提供了便利；林蔭大道及其兩側建築雖然富麗堂皇，但在這些建築的後面仍然存在許多破舊而擁擠的貧民窟；奧斯曼的建築品味不倫不類，既不是正宗的古典主義，又摻雜著變了形的巴羅克風格。
法國工業革命的一個重要的推動力量——歐斯曼的巴黎改造工程
更為激烈的批評是：雖然奧斯曼本人正直無私，但其集資渠道不合規範；而且，自他主持巴黎改造以來的17年間，巴黎人就一直沒有能夠「安安靜靜地休息過」，巴黎就一直是一個叮噹作響、灰塵滿天的超大型工地。
現代學者則多從「文化遺產保護」的角度對奧斯曼的巴黎改造工程提出批判，認為這一工程使得許許多多的歷史性建築被摧毀，巴黎人因此「失去了文化之根」，正是奧斯曼「毀了巴黎」；今天的巴黎之所以還顯得比較漂亮，就是因為還存留一些當年奧斯曼還沒有來得及摧毀的建築。據統計，在巴黎原有的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中，大約有1/3被奧斯曼拆掉了。
面對反對派的指責，拿破崙三世不得不於1870年1月初免去奧斯曼的職務。不過，這一龐大的工程終究有著不可忽視的現實和歷史價值。首先，作為一種長期的基礎工程，它有力地帶動了一系列行業的配套發展，從而成為法國工業革命的一個重要的推動力量。
其次，它使得巴黎真正成為具有現代意義的國際大都市，不論這個城市有多麼「俗氣」、多麼「浮華」，大多數巴黎人似乎還是喜歡這座「燈光城市」那種壯麗外表的，許多外國人也慕名而來並心甘情願地留著不走。
當然，巴黎改造工程也帶來了一個讓奧斯曼和拿破崙三世意想不到的社會結果：老城區逐漸成為富有者的天下，貧窮的工人則逐漸搬遷到了四周的新城區，生活困難的階級如同一條巨大的腰帶緊圍著富裕的階級，而這條腰帶就是讓後來的政府談之色變的「紅色底帶」（或稱「紅腰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