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學校和科舉制度都是官員培養和選拔制度，學校側重在培養，科舉側重在選拔，它們在本質上都是為滿足國家和社會的需要。學校以官學為主體，有國子學（又稱太學）、府州具學以及零散的民間社學等。

科舉和教育

明太祖很重視學校教育，認為：「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太祖令品官子弟、民間俊才及通文義者人國子學。洪武二年十月，「令天下府州縣立學」。

國子監是國家最高教育機關，設有祭酒主管。監生有官生和民生兩種，官生由品官子弟、土司和外宜留學生組成，民生由各府州縣儒學推薦的優秀生員組成明初，國子監生直接人仕者甚多，學生眾多，太祖和成祖時近萬人。

科舉考試成為人仕正途後，國子監教育逐漸衰敗。府州縣儒學，通常每一府州縣，即有一處儒學，每處儒學設有教授或訓導主管教育。

通常，府學40人，州學30人，縣學20人。學生除有廩生外，還有增廣生、附學生等，附學生無定額。學校生員定期考試，以確定待遇、升黜等。

明代學校教育最大的目的在科舉考試，通過科舉進入仕途。洪武三年首開鄉試，並於次年舉行會試和殿試。由於考生年輕，缺乏行政閱歷，洪武六年，停止科舉，十五年重舉鄉試。

洪武十八年重舉會試，此後三年一次，稱「大比」，成定製。科舉分鄉試和會試（殿試）兩級，鄉試的參加者為國子監和府州縣學生員，即「秀才」，每逢子、午、卯、寅年的秋季八月在各省會舉行（南北二直隸分別在應天府和順天府舉行)，故又稱「秋闈」，考中者稱舉人，第一名稱「解元」。

第二年，即辰、戌、丑、未年的春季二月舉行會試，故稱「春闈」，會試在京師舉行，由皇上欽派主考官，禮部負責組織。會試考中稱貢士，第一名稱「會元」。所有貢士再參加由皇上主持的殿試，殿試主要策問時政，貢生作文應對，然後針對問答情況，由主考官和禮部官員商量確定一、二、三甲，甲僅三人，第一名狀元，第二名為榜眼，第三名為探花。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鄉試、會試、殿試均考第一名者稱「連中三元」。

進士為明代最高國家考試，一甲者授予翰林修撰、編修，二、三甲進士可考選庶吉士，選拔年輕、才華出眾者入翰林院以韋富其學習內容，增加行政經驗，彌補八股學習和科舉考試的不足。

明代學校學習內容主要由科舉考試決定，科舉則取決於統治者思想。各類學校的學習內容大致相同，均為傳統儒家經典，以南宋朱熹之「四書」「五經」集注為藍本。

永樂時，朱棣命儒臣編輯《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頒行於學校，各學校建有尊經閣。儒學生員往往專修一經，又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此亦為科舉考試的科目。

小鄉試和會試均連考三場，內容均以四書、五經中的文句作題，觀點以程朱理學的解釋為準，不許應試者講解自己的觀點。

應試文章要以「八股文」為格式，即作文應當用八個排比對偶組成，包括破題、承題、起講、人手、起股、中股、後股和束股等部分。

明代的科舉考試在內容和格式上都有嚴格規定，讀書人只讀科舉必備要籍，只去背誦程朱觀點，此外別無所聞，這樣的教育和考試既束縛了讀書人的視野，也僵化了讀書人的思想，它為君主專制統治培養了官員，但對中國傳統科學技術進步和思想文化的普及、提高則缺乏積極意義。

由於明朝重視科舉，到英宗天順後，選官「非進士不人翰林，非翰林不人內閣」。明朝選官本來三途並用，此時唯進士最重，貢舉、雜流無足稱道。

明代還有服務於特殊群體或職業的學校，如針對武官及子弟的武學，主要學習武和基本儒學知識；對皇室宗親開設的宗學，以及具有宗學性質的、建立於曲阜的三氏（四氏）學，是給孔、孟、顏（曾）等弟子開設的學校。

在一些沒有設府州縣官學的地區，還設有衛學，教授衛所里的衛籍弟子或附帶民籍的孩童。

針對一些特殊職業開設的學校，有為滿足對外交流的需要而開設的四夷館；有欽天監內的天文、歷算知識的教育，個別地方還有陰陽生等。此類學校是為最大限度保證教育的完整性，滿足不同地方、不同群體的需要。

書院作為一種教育形式，在元代已取得官學地位，成為國家傳播統治思想和文化的重要工。

洪武元年，朱元璋立洙泗、尼山書院，肯定了書院教育形式。受明初教育制度、經濟發展的影響，書院並不被重視。

明中後期，府州縣官學日見衰落，書院也在各級官員的主持下陸續恢復、重建或新建，書院教育的影響增大。書院在普及文化知識、開展學術交流等方面比官學更靈活，但此時的書院受統治階級的影響遠勝於前代，淪為宣教和科舉的工具。

思想和文化控制

明太祖大力強化禮、法之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所謂禮治，實際也是德治，強調道德仁義，以德服人，施行仁政，用道德教化，用爭取民心的方法來治理國家。

明太祖大力倡導儒家思想、程朱理學，他說：「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他頒布的《洪武禮制》《皇朝禮制》和《大明律》《御製大誥》四編等，都灌注了儒家理學的遵從與秩序。

明成祖也大力興教育、尊孔學、修經義、纂典籍，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他大力倡導儒學，修曲阜孔廟，永樂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賜衍聖公宅於京師，孔子的政治地位遠遠超過前代。

他下令編纂儒家經籍典章，並頒布天下。永樂七年，他頒布《聖學心法》，以規範臣民的日常倫理。

永樂十二年，他又命令翰林院學士撰修《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親自作序，頒行全國，以「使天下之人獲睹經書之全」，「修之於身，行之於家，用之於國，而達之天下，使家不異政，國不殊俗」。

幾乎傾全國學士之力，歷時五年編成的卷帙浩繁的《永樂大典》，更是著力宣揚儒家思想。明成祖在《御製重修孔廟碑文》中說，「孔子參天地，贊化育，明王道，正彝倫，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得以盡其分」，就是他大力崇儒的目的。

明初的禮樂制度完備，禮制對臣民使用的各種禮儀、飲食、服飾、房舍和器具都作出嚴格規定，樂制則包括祭祀、朝賀、宴饗之樂舞器服制度。禮用以辨異，分別貴賤等級；樂則用以求和，緩和上下的矛盾。

禮樂制度滲透到明代官紳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禮樂並行，相輔相成，起到穩定社會秩序、維護專制統治的作用。

明代基本制度，是由太祖和成祖確定的，雖然歷代都有調整和變革，但沒有突破原來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