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方濟各會修士，基爾肯尼(Kilkenny)的約翰(John Clynn)記錄到「在死人中等待死亡的到來」「這次瘟疫的傳染性是如此之強，那些接觸過死者或病患的人會即刻被感染並死亡，以致於懺悔者和自白者一起被帶進墳墓，因為恐懼和害怕，人們幾乎不讓自己去那些病患家中」。
無助的等待增加了這些恐懼和強烈的反感。
可以確定的是，很多堂區教士和懺悔牧師在管理聖禮以及聆聽懺悔的過程中受到感染並死去，同樣的悲劇也發生在那些去病人家中拜訪的堂區教士。
與感染瘟疫死去的人有著直接接觸的教士也難逃悲慘的命運。
約克郡的一名編年史作家托馬斯·柏頓(Thomas Burton)回憶起1349年:「在大多數地方，上帝的天意保證懺悔牧師完好無損的活著直至瘟疫結束，因為他們要為死去的人主持葬禮，但是俗人的葬禮過後，大量的懺悔牧師也被死亡吞沒，就像之前死去的那些人一樣」。
雖然堂區教士是瘟疫感染高發的人群，但死亡並不僅僅是這種位階較低的教士的專屬，高級教士中也有一定的死亡。
坎特伯雷大主教西蒙·伊斯利普，他能夠獲得主教職位，完全得益於兩位瘟疫的死亡者，即他的前任兩位主教，死於1349年5月20號的約翰·奧福德(John Oord)以及約翰的繼承人托馬斯·布拉德瓦蒂納(Thomas Bradwardine)，於同年的8月26日死去。
由此看出，縱然是位高權重的教省大主教，在瘟疫面前也難逃死亡的悲慘命運。
黑死病在英國肆虐過後，死亡是瘟疫所帶來的最深刻最直接的問題。
許多人在這場瘟疫中喪生，這其中包括很多與感染瘟疫的教區居民有著直接接觸的牧師或其他教職人員。
牧師人數的減少帶來了很大的影響，面對牧師的缺少以及宗教服務的加劇，主教們進行了比以往更加頻繁的聖職授任儀式。
教士補充的迫切性
瘟疫爆發時，堂區教士是所有教士這一群體中受到最大影響的階層，伴隨著如此多教士的死亡，許多堂區變的空蕩。
教士的驟然減少並不意味著普通教徒不需要服務，甚至於許多稍大一點的堂區都沒有助理教士來維持教區的正常運轉，管理聖事。
更具體的來說，這一時期，普通信徒也有很多不幸感染瘟疫死去，很多人都沒有進行最後的懺悔。
巴斯和威爾斯主教區的主教拉爾夫(Ralph)在癌疫襲擊他的教區後，沒有教士可用的情況下，對他的教區居民說到:「1349年瘟疫已經遍及英國，造成教區內許多的堂區教堂以及領取聖俸職位都沒有在職者，導致堂區居民沒有能夠行使職責的教士」。
因此拉爾夫建議他的居民「假如當你快要死亡的時候，沒能夠找到合適的教士來進行懺悔，你自己可以向自己懺悔，向任何一個俗人，甚至是女人」。
最終，他承諾，在找不到牧師為亡者進行臨終塗油禮時「信仰必須滿足聖禮的需要」。
當然這些做法都是在緊急情況下，教會無可奈何的變通之法。
不僅是臨終懺悔塗油禮這些臨死前的需求，死後同樣也需要有教士為亡者舉行紀念彌撒，告慰靈魂，而在這個特殊的時期，這樣的需求顯得更加迫切。
黑死病對教會經濟的破壞
其實在黑死病爆發之前，英國在經濟上就遭受到了損害。
在1315年-1317年，歐洲社會普遍遭受到了飢謹和流行病。
1315年夏秋季節普降大雨，形成了洪水災害，糧食歉收，社會混亂。
英王愛德華三世即位後，引起了英法之間糾纏百餘年的「百年戰爭」，軍費開銷巨大，藉此徵收各種名目的稅收，加重了經濟負擔使人們更加困苦。
而黑死病的突然來襲，無疑是加重了這樣的社會局面。
瘟疫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死亡、土地閒置、物價上漲以及地租減少，無形中對教會的財富造成貶值，使教會陷入經濟困難之中。
教會的收入主要來自於聖職躬耕田和什一稅，除此之外，教會還有一部分收入來自於堂區居民所供奉的祭品以及各種捐贈。
堂區主持的收入，通常包括他自己的土地（聖職躬耕田），堂區居民土地產物所繳納的什一稅，以及聖壇的收入和俗人提供的貢品。
城市的堂區幾乎沒有聖職躬耕田（一些小塊的土地分散在城市外部的邊緣地區），在職者的處境相對更加貧困。
但是教堂和其他的教會機構從城市的資產獲得收入。
實際上，大多數中世紀晚期的基金捐款——依靠私人捐贈的小教堂，醫院，兄弟會等等——無論是在城市還是鄉村，可能從租賃財產中而不是莊園的收穫中獲得他們收入的大部分。
「聖俸」是由拉丁文「采邑」(beneficium)一詞演化而來，主要包括聖職躬耕田（glebe）與什一稅(tithe)的收入。
聖俸在教會觀念中被視為上帝的財產，受到教會法的嚴格保護。
「聖俸」是教堂永久性的產業，其設立旨在讓「有俸聖職」的教士在擔任教職期間可以在經濟上享有獨立的地位。
它作為教產，其所有權並不歸教士私人擁有，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教會財產流入世俗之手。
所有鄉村的堂區都有自己的土地捐贈，他們的聖職躬耕田，當然也有各式各樣的建築。
聖職躬耕田的範圍和價值有著很大的差別，但是對在職者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中世紀晚期的英格蘭，堂區是聯繫居民和教會主要的一點，主要有向堂區居民收取什一稅的職責。
教會聲稱產品的十分之一部分在《舊約》中奉獻給神聖的禮拜儀式，在大多數堂區內，什一稅為在職者提供了基本的收入。
幾乎每件事都能落入什一稅的範圍，儘管有時會根據當地的習俗在細節上發生一些改變。
根據嚴格的法律意義，什一稅是每年增長的支出，一種教會的增值稅，影響能夠生長或出生的每件事，或是自然的產生，所有的產品收費，不僅是出售的產品。
教會的貧窮
非常明確的是，有俸聖職教士的收入隨著黑死病的到來減少。
教會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就是聖職躬耕田的產出，持有聖職躬耕田的堂區主持一般不親自在士地上耕作，他們僱傭勞力來耕作土地。
黑死病後上漲的農業工資可能會迫使他去以得到最高利益的條款去出教會的土地，而不是僱人來耕作。
癌疫過後，土地的價值也隨之降低，租金也隨之減少。
擁有大量教會地產的教會收入主要來源之就減少了。
同樣減少的也有什一稅的收入。
大多數堂區的教士的收入來自於對堂區居民「志願的」貢獻，支付聖禮服務的費用，教堂希望居民們每年交什一稅。
由於工資的上漲，堂區主持和主持代理都因為什一稅的減少而受到極大的衝擊，什一稅的減少與人口和農產品的減少是相關聯的，同樣地，婚禮、滌罪甚至是停屍房（在最初增長過一段時間後）的所需品和費用也都減少了。
由於人口大量死亡，也就是說到處的土地處於無人耕種的狀態，大量的出租屋毫無意外的被破壞和拋出——不可能收集租金和服務，也不能收穫平常的產量，而且要比之前的價值少得多。
例如約克郡的桑達爾教長管區(Sandal Rectory)，黑死病到來之前草地每英尺土地平均每年租金為8便士，瘟疫過後則降低到了6便，毛的蠟燭的什一稅，瘟疫之前是每年6英鎊，而現在是4英鎊。
聖壇的費用以及小十一稅癌疫前平均每年約為20英鎊，而現在減少至12英鎊13先令4便。
埃塞克斯郡的帕提斯維克(Pattiswick of Essex)的聖職躬田在瘟疫爆發之前租金可達到9英鎊，到1406-1407年已經跌落到4英鎊以下了。
因為什一稅繳納所產生的衝突在瘟疫後也不是新聞。
如1364年相鄰的兩個堂區就因羊群的什一稅而產生了衝突，因為羊群在兩個堂區都放過牧。
黑死病過後教會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艱難的日子，許多教會機構不能夠收支相抵。
「1360年給教皇的一封信中，一名英國主教描述到，作為黑死病帶來的後果許多的修道院和莊園(houses and estates)有嚴重的經濟短缺」。
許多的房屋、倉庫以及伯爵建立的建築物很大程度上被泰晤士河漲水以及暴雨所毀壞：由於過去時間裡發生的各種瘟疫，他們遭遇了細農和耕作者的喪失並且他們的奶牛、羊以及馬得了傳染病……他們的收入大大的減少了。
當伍斯特主教區(Worcester)的主教在1349年8月6日死的時候，像平常樣，他的教會財產落入了國王的手中，在主教職位空缺時，這些財產一直到11月28日才被兩名皇室的官員管理。
這段時間土地的收益要比預計的少得多，因此財政部門發動了一場調查，證明了這兩名官員所言非虛，減少的大部分原因是痘疫造成的死亡。
許多堂區已經變得極為窘迫。
在1357年的秋天，赫里福德教區主教垂萊克注意到了厄迪斯堂區(Eardisland)的堂區主持生存在這種貧困的狀況下。
修道院對這位貧窮的堂區主持在祈禱時沒有足夠的空間去走動，或者是沒有足夠的土地去作為後院來種植非菜、蔬菜以及其他草本植物這樣的事實很堅決的避免做正面回答。
在堂區主持的倡議下，主教通知隱修院院長以及該堂區的擁有者列爾(Lyre)的女修道院，讓他給這位堂區主持一份教區長的土地中額外的一部分，以至於能夠適當地維持下去這位堂區主持的生活和工作。
基於此情況，一些主教不得不讓步於現實情況。
1349年6月羅徹斯特主教發布的訓令中，我們可以看到黑死病帶來的貧困造成的影響。
他惋惜道:「因為貧窮許多司祭和教士拒絕接受空缺的有俸聖職，同時其他在職的倖存者們現在也想放棄教職……但他同時也作出讓步，允許這些堂區主持或主持代理通過慶祝周年彌撒，將收入提升到10馬克一年（在這幾乎不是一個過分的數字）」。
這個規定讓我們可以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即很多教士因為薪金的原因不去進行靈魂救贖，可能不是因為他們貪婪想要更多，而是教區太貧困，很難滿足生活必需品。
參考文獻：
- 錢乘旦，許潔明:《英國通史》[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2年版/
- 錢乘旦:《英國史新探:全球視野與文化轉向》[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版。
- 馬克連:《英國封建社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 閻照祥:《英國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 劉誠:《英國中世紀教會研究》[M]，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 劉城:《中世紀西歐基督教文化環境中「人」的生存狀態研究》[M]，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