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正統觀」，即封建禮教倫常之下的正統。「正統觀念的理論基礎根源於西周以來的宗法制。在以宗法製作為繼承規則的古代傳承活動中,一個王的登位是否來自宗法制規定的嫡傳就決定了他在位統治的合法性。
同樣的道理推廣到朝代,一個朝代是否具有其建立和存在的合法性,也取決於其是否具備正統，在我國古代歷史的話語系統中，一個王朝合乎『正統』就說明它的建立或是繼承具備充分的合法性的保障。
一個王朝是不是正統，或者說一任王是不是『正統』，除了關乎五行陰陽等方面的原因，還有一個就是道德形式上的，狹義來講就是有有『血統』具不具備『資格』。」自東漢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封建皇權的集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所謂的皇權正統也進一步的滲入百姓心中。
不過就立場而言，統治者自然代表著正統，而對人物的褒貶自然也是跟隨「正統」的，《三國》以蜀漢劉姓為正統，《關原》則以豐臣家為正統。《三國演義》中的正統觀，是在尊劉反曹的基礎上繼續的。
而毛評本更是「受清初文藝思潮轉入正統化的傾向影響，毛氏父子與金聖歎一樣崇尚正統，評點《三國演義》堅持蜀漢正統觀論，使『尊劉反曹』的思想傾向更加明顯化。」崇儒家思想正統觀進一步明顯和擴大化了。
於這點，蔣維明先生也在他的文章中提到過：「《三國演義》中的曹操也是以『匡扶漢室，拯救百姓』自矜的，屢次唱著『吾替天行道，安忍殺害人民』的高調。可是他的行動卻是『得城池，將城中百姓盡行『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從倫理道德著眼，曹操的確是猙獰醜惡的。」
《關原之戰》中的正統觀，則是著重體現在作者對主人公石田三成舉兵對抗德川家康出發點的讚揚。就像孫家洲先生在《正統之爭與正統史觀》一文中講到的「由遵循世俗公認的合法途徑而建立起來的政權及此類政權所構成的嬗遞系統，稱為正統。
在行文中,作者對曹丕的稱謂始終是直呼其名,既不稱其為魏文帝,也不稱之為魏王。即使是履行完禪讓程序,曹丕已經成為名義上和實質上的皇帝之後,小說仍不肯以「帝」相稱,而是仍稱之為「丕」。相反,對於已經失去皇位,被廢為山陽公的漢獻帝劉協,小說中始終以「帝」稱之。」
《關原之戰》中，豐臣秀吉之子豐臣秀賴，各個方面都符合宗法制下嫡傳的模式，具有「正統性」，所以德川家康出師便只能被歸於謀反叛變了。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司馬遼太郎，自然也就塑造出來了一個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石田三成。
為了維護正統，必然要消滅勢力大到阻礙秀賴更好掌管天下的德川家康，就算三成本身足智多謀實力強大，懷著對舊主的忠誠，他也能夠心無雜念滿腔熱血的投入到「維護正統」的活動中來。
同樣，為了《三國演義》中的正統，也就是漢室血脈的傳承人劉禪，諸葛亮可以完全忽略一切有利於自己擴大勢力取而代之的因素，而是義無反顧遵照劉備遺命盡心盡力保住「正統」，直至殞命。
石田三成失敗時，他不斷重複念叨「我沒敗」「我沒敗」，這樣說並不是因為失敗而導致他精神失常了，而是因為在他心裡「大義」是在他這一邊的，正統始終是豐臣家，德川家康無論如何都是叛逆的亂臣賊子，只要有名有分，自己就永遠不會失敗。
包括在逃跑時寄身寺院與老僧的對話三成說「不是命運，我不相信命運」「我信的唯有義。孔子提倡仁，孟子處於末世，提倡義，強調義是立世防亂之道，孟子說，義戰勝不義，有義之處必然昌盛。然而，這場戰鬥卻正相反。」
通篇的石田三成都作為一個儒學學習者，一個孔孟之道的信仰者、同樣也是一個正統的維護者存在著。同樣，漢獻帝禪位於曹丕時，世人皆討曹丕為逆賊，篡漢室江山而自立。
而此時蜀漢卻以劉備本是漢室苗裔，如今曹丕篡位，漢中王劉備理應順勢繼承大統討伐逆賊為由勸劉備自立為帝。書中寫到的蜀漢政權始終貫穿著「名正言順」這一主線思想。
英雄之忠義觀
『義』首先是封建社會裡的一個重要道德標準」在人民群眾眼中它代表著一種美德，對廣大人民有十分強烈的號召力，同時「義」也是統治者用來管束臣民的工具之一。
「忠義」結合，便成了儒家思想影響下的主要英雄觀之一。
在日本戰國末年，儒家思想還沒有得到廣泛傳播，還沒有開始受到重視成為武士階級的主導思想，武士仍重「利」輕「義」。
在德川家康一方利益的驅使下，使得大家要麼投奔德川「揣著明白裝糊塗」似得跟著西軍一起攻打豐臣政權，比如後期的福島正則，他在理智上已經清清楚楚的明白了他加入東軍最後的結果必然是推翻豐臣政權，推翻那個一手把自己提拔起來的豐臣秀吉建立的政權，但始終在情感上自我欺騙，不斷告訴自己他只是為了向石田三成報仇才站到了秀賴的對立面。
或者有些人是「身在曹營心在漢」，明明是東軍石田三成一派的「保皇黨」，卻為了一己私利保全自己，與德川家康暗通款曲，出賣友軍。最可笑的是五奉行之一的增田長盛，作為三成的朋友兼盟友，他卻在接到三成起兵的消息後，先是過度熱情的招待了三成的使者島左近，而後當夜又秘密寫信給德川家康身邊的家老密報三成欲起兵一事，他認為這樣做才能在不知雙方誰會勝利的前提下保存自己。
「長盛認為，自己的行為只是一種困惑，並非背叛。」，甚至「送出了密信，心底變得異常明朗……這個幹練的官吏覺得，自己對哪一方都不存在明顯的罪過意識。因為只要存在自我保護之道，現實就是現實」。以增田長盛為代表，在《關原》中多的是趨利避害的利己主義者，像石田三成一般對豐臣家盡忠盡義，像島左近一般對石田三成盡忠盡義的人物是十分少見的。
就像左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在這樣的布局謀劃下三成會敗，必敗無疑，但因為是自己主公的決定，所以始終盡心盡力，以輕鬆爽快的心情從旁協助著三成，做好了必死的決心，把這場戰役看作是「男人最大的娛樂」來享受。《關原之戰》中石田三成無疑是對豐臣家族竭盡「忠義」的代表了。
除了為保護秀賴的政權，發起了一場傾盡東西兩個日本之力的戰爭，還在失敗後為了東山再起繼續與家康鬥爭沒有剖腹，即便當時武士以此為恥。關於石田三成是選擇逃亡，想要效仿源賴朝這一舉動，劉立善先生也在他的著作《日本文藝與植物美學》中也有所解釋：「不召之臣石田三成，與德川家康日月交食，堅守保全自身以侍主君的立場，守死善道，憎惡朝梁暮陳。他輔弼豐臣秀吉，一片丹心，誓死不二。三成喜歡《源平盛衰記》，倒背如流。」
這樣看來石田對豐臣家的忠，是超過了他身為武士所該奉行的「剖腹」準則的。遺憾的是《關原之戰》中的英雄大多重「利」，正巧在家康在去往赤坂的途中遇見西軍倒戈的將領時，途中偶遇的一和尚送給家康一隻大柿子，家康對於將領倒戈來己方異常高興，看勝利仿佛又近了一步，甚至因為就要到眼前的勝利拿柿子開起了玩笑，說道「這麼快大垣就到手了」。
作為大放光彩的諸葛孔明，在劉備臨終時尤其凸顯他的「忠義」，或者我們可以把這種忠義稱作對劉備知遇之恩的報答。為了劉備和劉備打下的基業，他「肝腦塗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詮釋了他的忠與義。
作為毛宗崗口中的「古今賢相中第一奇人」，在諸葛亮積勞成疾吃喝都開始減少時，他還不忘劉備白帝城託孤之事，不忘自己要輔佐的後主劉禪，在病中人惦念說道「吾非不知，但受先帝託孤之重，唯恐他人不能似吾盡心也吾不幸中道喪亡，虛廢國家大事，得罪於天下。
英雄之仁義觀
仁義觀脫胎於儒家仁義思想，「仁」與「義」為儒家五常之二。可理解成仁愛與正義，也可理解成仁愛與信義。「按照封建衛道者看來，『義』是君臣關係、主僕關係的紐帶，是下屬對上司的義務，不問你是否願意，你非『凜尊』照辦不可，即所謂『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
而民眾眼中的所謂「義」，大概就是友情關係了。孔子思想以「仁」為核心，「孔子對『仁』有著許多解說，但影響最大的是仁者愛人，之意，又說『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由此而生發出儒家思想最高道德準則『仁義』」。
《三國演義》開篇即寫桃園三結義，此時劉關張三人所結之義，按理說應充分屬於人民群眾之間的友情聯繫，彼時三人都無名無分，販履織席，亡命車夫，市井屠夫三人也的的確確是當時社會芸芸眾生的一部分。後以劉備為首，三人均發達，至此三人之「義」除了友情之義外，也不免摻雜了一些類似「君臣」「主僕」關係的義了。
其次，劉備放徐庶離開時說的那段話也是作者對劉備之仁義的詮釋，當孫乾勸劉備先留著徐庶，等到曹操殺了徐母，庶自然竭盡全力為母報仇，也就等於是為主公而攻曹操，這時劉備的反應是迅速回答說「不可。」
除此之外，在關於關羽、張飛二人先後死去時，劉備傾全國之兵討伐東吳為弟弟報仇，理由不外乎是三人結誓發願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兄弟結義之「義」。以至於最後身死，弟為兄征戰而死，兄為弟報仇而終，也算是全了兄弟情義。
作為三國的另一出名謀臣，周瑜可謂是「心胸狹窄」了。對於諸葛亮的嫉妒不僅僅在心裡，而且總是表現在行動上，屢屢設卡添堵。但是應對周瑜，孔明並未氣惱，而是「以大局為重，無意加害與周瑜，為避免直接發生衝突，常常靠魯肅從中斡旋，曉之以大義，充分顯示了諸葛亮的聰明才智和廣闊的胸懷」。
「關羽的「義」突出地表現為身在曹營心在漢」劉備失敗逃亡生死未卜，經過深思熟慮關羽決定為保護兩位嫂嫂而先歸曹操，但是「降漢不降曹」，曹操愛關羽之才，用金錢權勢，美女香車百般對關羽進行籠絡。但這些糖衣炮彈沒有一顆動搖了關羽對劉備的「義」，當他得知大哥消息時，便轉頭掛印封金，帶著兩位嫂嫂過五關斬六將一路回到了劉備身邊。
關羽之義還表現在後來，為報答當時曹操禮遇之恩，在本可以一舉殺死曹操的情況下，而做出的「華容道義釋曹操」之舉，既報了恩也全了自己的仁義名節。這也是《三國演義》中英雄特有的仁義觀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