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發展過程中，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經常地尖銳化，一次又一次的農民革命戰爭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生和發展的。在中國封建社會前期，與農民的人身依附關係強化相聯繫的，還存在著其它嚴重束縛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現象。

封建生產關係的深化

國家對勞動者人身控制的鬆弛與商品經濟的發展深化了封建生產關係。國家正役實行納庸代役以及均田制崩遺後，徵稅原則從以人身為主轉變為以資產（主要是土地）為主，使農業勞動者對國家的人身依附關係逐漸鬆弛。

土地買賣的限制逐漸放鬆後，大土地所有制迅速發展。在此基礎上，租佃經濟以及僱傭勞動也得到進一步發展。

地主私人田莊（包括寺院地主）和國家經營的皇莊、官莊，都役使眾多的佃戶、僱工，租額重於國家正稅，但佃客可免除徭役徵發之苦。近年所發現的敦煌文書中，有不少與租地、僱工等有關的契約文書。

玄宗開元九年，派宇文融為勸農使，赴各地檢括逃戶，共括出客戶八十餘萬，其中大多數客戶背井離鄉後，都成為佃戶。

北宋時，客戶稱呼已與唐有別，不再指客居他鄉的外來人戶，而是指無地佃種別人土地的佃戶。這種稱呼內涵的演變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租佃經濟發展的實況。

手工業生產中人身依附關係的逐步鬆弛，在官營手工業部門中，表現為工匠納資代役的比重增加以及和僱工匠的數量擴大。唐初工匠一般都需要到官營作坊中輪流分番服役。

開元以後，可納資代役，不再番上。官府和雇的明資匠和留用的長上匠比開元前大為增加。官戶和雜戶也可以納資形式取代上番服役，但官府對工匠的控制及役使還是較重的。

私營手工業中，作坊和行會更加發展，僱傭勞動者逐漸增多，已經出現了專門僱工從事的傭作坊。其中，按日計工資的稱「日傭人」，按月計工資的稱「月作人」，還有論件或包工的。

據《太平六記·奚樂山》條引《集異記：「上都通化門長店，多是車工之所居也。廣備其財，募人集車，輪鑲輻轂，皆有定價。每治片輞，通鑿三竅，懸錢百文，雖敏手健力，器用利銳者，日止一二而已。有奚樂山者，攜持斧鑿，詣門自售，視操度繩墨頗精，徐謂主人曰『幸分別輞材，某當併力」。

奚樂山正是自備工具，自由出賣勞動力的手工業勞動者。但私營手工業者仍須受官府的控制與行會組織的管理束縛。

封建生產關係的擴大化

封建生產關係的擴大化主要就地域而言。隨著唐朝統治區域的擴大，封建生產關係以政令的形式逐步推行到正式建置州縣的邊疆地區。

唐初，滅東突厥，又解除了西突厥對西域的威脅，穩定了唐對西域的統治，在西域設置都護府、都督府和州縣，推行中央政令。均田制等經濟制度在西域實行，租佃關係通行西域。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有戶籍文書，租田契約，證明了這一點。

周邊少數民族，在中原封建文化的滲透與影響下，都不同程度地加快了社會發展進程，有的還達到了較高的封建文明程度。

如以粟末靺鞨為主體的渤海國，與唐朝往來非常頻繁，並臣屬於唐朝。在中原文明的強有力影響下，渤海政權迅速完成了封建化的進程，不僅各項制度、都城建置均仿唐制，社會經濟如農業、蠶桑業、畜牧業、手工業、商業都有了顯著的發展和進步，有「海東盛國」之譽。其與內地的經濟、文化交流也十分發達。

西南地區，南詔在唐朝的促成下，統一六詔，開始向外擴張。其首領皮邏閣被唐冊封為雲南王。南詔雖為奴隸制政權，但政治、經濟、軍事及文化教育制度均受中原影響，多仿唐制，城邑及建築也效法唐風。

南詔與唐朝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頻繁。南詔的生金、丹砂、浪劍、白疊布等土特產傳人內地。南詔還從內地吸收了不少工農業生產技術。公元821年，南詔攻陷成都，掠工匠數萬而去，被俘的工匠在南詔傳授紡織技藝，「自是南詔工巧埒於蜀中」。

隨著奴隸制經濟的發展，與中原文化、經濟交流的加強，唐末五代，南詔也出現了封建制因素。

吐蕃贊普松贊干布於7世紀初，統一青藏高原，建立了奴隸制國家。此後，與唐關係密切。唐宗室女文成、金城二公主先後人藏和親，加強了漢藏兩族人民的聯繫與交流。

唐朝的工匠、手工業技術、農業技術、良種、紡織品等，陸續傳人吐蕃，促進了吐蕃的社會發展。同時，吐蕃的馬、金器、瑪瑙杯、零羊衫等也傳人唐朝。雖然唐蕃之間時戰時和，但「和同為一家」才是歷史發展的主流。

唐末，吐蕃在內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同奴隸制生產關係發生尖銳的矛盾，逐漸向封建社會過渡。

區域經濟的形成及經濟重心的南移

唐五代時期，隨著南方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以及南方各地區自身地理環境的特點和優勢，逐漸形成了幾個經濟區域。在唐末藩鎮割據形勢下：節度使利用經濟區域的獨立或半獨立狀況，演變成了五代時期割據一方的獨立政權。

吳、南唐和吳越政權所轄區域，以唐後期財賦所倚重的江南八道為主，地域鄰近，經濟特點相同處較多。農業、蠶桑業都很發達，絲織業以質量精美、數量繁多著稱。

江淮為主要產茶區，制茶業及茶葉貿易都很興盛。唐代財賦有「揚一益二」之稱，與兩地鹽利密切相關。吳和南唐立國，鹽利仍是重要財源。

越州窯瓷器在吳越統治時也達到了高峰，尤其是專供宮廷的「秘色」窯產品，別具一格，堪稱傑作。

江淮和兩浙地區五代時商業以及相關造船業比唐時更盛。

蜀中的蜀錦、井鹽、茶園都極為著名。位於湖南的楚國紡織業、茶業很發達。由於楚與中原一直保持較為良好的關係，不僅每年向中原皇朝歲貢茶25萬斤，還從事大宗的茶葉貿易，中原茶販多往湖南興販，湖南茶利由此頗為豐厚。

閩向中原進貢的物品，以金銀、香藥為主，也有工藝水平較高的紡織品。海上貿易進步顯著是閩的經濟特點。為廣開海上貿易，王審知開闢甘棠港，其侄王延彬主持泉州26年，因善於招徠南海商客，致取寶貨，被稱為「招寶待郎」。

嶺南自秦漢以來便為中外通商重地，唐代海上貿易更盛，有「海上絲綢之路」譽稱。劉氏據齡南建南漢，從國內外人員中所征商稅，成為國庫收入的大宗。南漢產金銀，統治者競相用金銀裝飾宮殿，窮奢極欲。

荊南僅轄三州之地，高氏以商稅為財賦重要來源，擴建江陵城，又辟沙頭市，都成為著名的商業城市。荊南割據一隅，臨四戰之地，卻能自保數十年，不僅是周邊幾大強國緩衝及求暫時平衡的需要，也與他保境息民，恢復生產，利用自身優勢發展商貿有直接關係。

經濟重心的南移除上面所述的農業、手工業、商業等幾方面，在唐未五代都逐漸超過北方以外，人口的增長南方也超過了北方。

唐末戰亂，中原人口大量南移，有的是隨黃巢起義軍南下留居各地的，有的是因避軍閥混戰逃向南方的；契丹興起後，不斷侵擾中原，也迫使一部分人南遷。

遷徙的地區以江浙、閩、粵、蜀、楚為主，尤以閩、粵所獲勞動力最多。不過，直至北宋，北方戶口仍然大大超過南方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