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中，我國軍隊相較於日軍來說，在武器裝備方面的劣勢是極大的。這個劣勢不是指步槍、機槍如何，事實上在輕武器方面，當時的差距還沒有多大，甚至我國軍隊中所用的一些輕武器性能還更好些。但是在重武器方面，差距就比較大了。
在日本陸軍中，有獨立的重炮部隊，在步兵師團有炮兵聯隊，步兵聯隊中有聯隊炮中隊和速射炮中隊，步兵大隊中還有步兵炮小隊，就連步兵中隊都有6到9具擲彈筒。
在作戰中，通常都是重火力前移一級配置。比如日軍步兵中隊出戰，能得到九二式步兵炮支援；步兵大隊出戰能得到75毫米山炮支援；步兵聯隊出動，能得到75毫米山野炮，乃至更大口徑榴彈炮的支援；步兵師團出動，除了本師團所屬炮兵聯隊外，亦有獨立炮兵部隊的重炮加強。
所以當時與日軍的作戰，即便是跟其步兵大隊一級交戰，往往都要面對75毫米口徑山炮和70毫米口徑步兵炮的威脅。
當時的我國軍隊中，也有獨立炮兵部隊，其中裝備的一些榴彈炮、山炮型號也並不落後，但是數量太少了。
這些獨立炮兵部隊根本配置不到步兵師、旅、團級，甚至都很難配置到軍一級，一般來說都是集中到戰區級，統一調配使用。
那麼在集團軍、軍、師級單位中，自己的炮兵配置如何呢？
集團軍級沒有常設炮兵，要靠戰區按需配屬，軍一級除了精銳外，也很少有單獨的炮兵部隊。在步兵師一級，同樣如此，極少數步兵師有師屬山炮營/連，一部分精銳以迫擊炮營代替，而絕大多數步兵師的標配就是團一級的迫擊炮，整個師只有18門。
當時裝備的迫擊炮是82毫米口徑，這種迫擊炮國內兵工廠可以製造，即便內遷到大西南後，依然可以保證一定的產量。
但是，當時國軍師一級的部隊即超過了300個，而且每逢作戰戰損還不小，因此在「僧多粥少」的背景下，平均分配下來的也就多不到哪裡去了。
它的這個18門迫擊炮的配置就是，每個步兵團分得6門，每個步兵營裝備2門，這跟全面抗戰剛開始時的配置是一樣的。
不過當時每個步兵師轄4個團，因此標配是24門炮，之後不久即調整為三團制的話，那就只能有18門炮了。
也就是說，一整個步兵師，按照國軍當時實編的六七千人的兵力，重火力炮火就得指望著這18門迫擊炮了。
而且這還是編制數字，實際落實下去還未必能全數領到呢！尤其是在雜牌軍部隊中，更是如此。
比如從第29軍中分化出來的劉汝明第68軍，該軍在抗戰中期轄第119師、第143師和暫編第36師，按照編制各師均應有18門迫擊炮，但實際上第119師只有2門炮、第143師有11門、暫編第36師有16門，全軍總計只有29門迫擊炮，只達到了一半稍多的滿編率。
尤其是第119師，全師竟然只有2門迫擊炮，這個火力配置實在是太寒酸了。
按照當時日軍對付國軍部隊的標準，通常用2個步兵大隊攻擊其一個師，除去各步兵中隊裝備的擲彈筒不計，所加強和擁有的山炮、步兵炮亦有10多門，相當於一個混合炮兵營。
國軍當時慣用陣地戰的方式與日軍交手，己方缺乏火炮的話，往往就只能是被動挨打。
尤其在抗戰中期，隨著老兵骨幹的損耗，壯丁兵員的大量補充，也使得一些部隊的戰鬥力下降嚴重。新兵往往對炮火很不適應，經常出現日軍炮火集中猛轟一點，陣地就會垮掉的情況。
而一旦陣地一角崩塌，日軍步兵從缺口湧入，往往就會造成整個陣地接連失守的連鎖反應。
關於日軍以兩個大隊對付國軍一師的情況，徐永昌在日記中曾寫道：
徐州會戰以來，我對敵用兵常以五師對敵一師，而每感力量不足，近數月中，已有兩、三次獲敵小冊子記載用兵，亦謂其兩大隊可抵我一師（我師步兵九營，敵則十二營），是每營抵我四營半。
而在實際交戰中，甚至經常出現日軍以一個步兵大隊對付國軍一個師的情況。
如時任第41師師長的丁治磐在1940年4月5日的日記中寫道：
南寧之失，敵以一個半師團進攻，我二十餘師之兵力，竟爾敗潰，其兵之強，殆可以一個營敗我一師。
而這種情況在1944年豫湘桂戰役時，竟然屢屢上演，不僅令國軍領導層大受震動，也讓美軍對國軍戰力的發揮意見極大。
當時恰逢駐印軍在緬北作戰屢創佳績之時，因此美方建議國軍縮編，以充實武器、兵員，提高單位戰鬥力，便提上了日程。
其實關乎戰力的不少要素，是可以量化的。
比如國內部隊當時一個步兵師，全部重火力就18門迫擊炮，而且這還是滿編狀態，可駐印軍呢？
一個步兵團就有12門迫擊炮，每個步兵連另有6門六零炮，外加戰防炮、火箭筒、戰防槍，以及師級支援的山炮、軍級支援的榴彈炮，這些炮火國內部隊哪裡比得過呢？
所以，到分配美援時，國內這些部隊也紛紛表示，有這麼好的裝備，那也能打勝仗。
不過美援武器也是優先給嫡系的，至於雜牌軍還是排不上號的。而在國軍嫡系換裝美援武器之際，抗戰就已經勝利了，所以除了在滇西、緬北以及湘西等戰場之外，國軍部隊重火力的發揮其實還是比較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