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侯稱霸兵法絕招,魚麗陣到底怎麼擺,為何會被「八陣」取代

冷兵器研究所 發佈 2024-03-03T13:50:28.913395+00:00

歷史上,有不少廣為人知的陣法,比如《績效新書》中記載的鴛鴦陣,《孫臏兵法》中的錐形陣、雁形陣等等,而魚鱗陣同樣也是一個出鏡率極高的陣法。

作者|冷研作者團隊-披瀾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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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陣法是古代軍隊作戰時的排布方法,合理的排兵布陣可以提高軍隊的作戰效率,達到以弱勝強的效果。歷史上,有不少廣為人知的陣法,比如《績效新書》中記載的鴛鴦陣,《孫臏兵法》中的錐形陣、雁形陣等等,而魚鱗陣同樣也是一個出鏡率極高的陣法。相傳日本戰國名將武田信玄在武侯八陣的基礎上,融合本土經驗創立「武田八陣」,這八陣中就有「魚鱗陣」。有意思的是,雖然傳言中這一陣法源自武侯八陣,但實際上「武侯八陣」具體是哪八種陣法,或者說,「八陣」是否特指某些特定陣法仍有爭議。相反,在先秦時代卻有一種名叫「魚麗陣」的戰陣存在,那麼日本戰國時期的魚鱗陣與先秦的魚麗陣究竟有沒有關係呢?魚麗陣究竟是一種什麼陣法呢?


根據《左傳》記載,魚麗陣的發明者是鄭國的公子元,當時周桓王為削弱鄭國對周王室的控制,剝奪鄭莊公卿士之職,而鄭莊公隨即以不朝貢作為反擊,周桓王於是聯合蔡、衛、陳等諸侯國討伐鄭國,雙方在繻葛爆發軍事衝突,史稱繻葛之戰。

這一戰中,軍隊數量處於劣勢的鄭莊公採納了公子元的建議,以「魚麗陣」應敵,最終獲得大勝。《左傳·桓公五年》:「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於儒葛。

春秋時期,各國已經出現了「卒伍」和「什伍」兩種不同屬性的軍隊編制方式,其中「卒伍」是典型的車戰編制,後者則為步兵編制。以周天子的六軍為例,他們是以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其中「一兩」就是一個單位的戰車編制,即一乘。但由於習慣的關係,在很多時候,無論是「卒伍」還是「什伍」,「伍」都可以指代步兵。

而《司馬法》裡面對「偏」的記載也有很多:「二十五乘為偏」、「車九乘為小偏,二十九乘為大偏」,因此,從鄭軍「先偏後伍,伍承彌縫」的布陣方式可知,此時的魚麗陣是一種用於春秋車戰的新式陣法。

之所以說這種陣法是一種創新,是因為在此之前,關於車戰的記載中從未出現過「先偏後伍」的情況,甚至「偏」這一軍事單元也鮮有在先秦戰爭記載中出現的例子。一般情況下記敘者都是以「乘」來代表戰車。

因此,《中國軍事史:五千年的征戰》的作者藍永蔚先生認為,「偏」和「伍」在這裡都是實指,前者是由數輛或數十輛戰車組成的軍事單元,後者則是歸屬於它們的步兵編制「卒伍」。因此,魚麗陣中,戰車以「偏」為單位組成間隙寬大的橫陣,一部分步兵在其身後列陣,而另一部分的步兵則填充到戰車之間的間隙中,即「伍承彌縫」。

如果從魚麗陣的上方俯視軍陣,戰車就仿佛被周遭步兵重重包裹在漁網之中一樣,這也是該陣名稱的由來:「魚麗於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小雅·魚麗》)

「魚麗」是「魚麗於罶」的簡稱,罶(liǔ)是捕魚的工具,又稱笱,用竹編成,編繩為底,魚入而不能出。在步兵的保護下,戰車只需要從預留的前方通路出擊既可以對敵方的步兵防線進行衝擊,而在左後右三方環繞的步兵也可以在車兵衝擊時予以配合,相較於原先車兵在後,步兵在前的布陣方式,魚麗陣加強了車兵、步兵間的配合,同時,也給與車兵作戰不力時的後退選擇。

一旦車兵的衝擊作戰陷入劣勢,他們也可以在步兵的掩護下迴轉掉頭,在重整旗鼓後發動第二次攻擊。值得一提的是,以中軍精銳作為破局點也是春秋時期相當成熟的一種布陣方式,即將軍隊最精銳的三分之一布置在中部,以左右「拒」(通「矩」,指方陣)加以保護,即所謂的「斗一,守二」。《孫臏兵法》中的「鉤行之陣」要求布陣時「前列必方,左右之和必鉤」,也是這種思路。

正是依靠這種新式戰陣,鄭莊公才能在兵力明顯不敵周天子聯軍的情況下,以弱勝強地擊敗對手。

當然,魚麗陣的出現並非只依賴公子元的腦洞大開,就像美國獨立戰爭時期出現的散兵戰術,需要火槍在穩定性、準確性等多方面的技術積累到達臨界值。春秋時期的戰車製造技術,和商代已然不同,而這才是魚麗陣這一構想可以實現的原因。

從傳世文獻記載和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的二里頭遺址發掘所見的車轍痕跡來看,商代早期可能已經有了可以用於載重的車子,但這種載重工具很可能是人推或者牛拉驅動,絕非我們如今所見的戰車。再加上商代晚期戰車實物與兩河流域、高加索、埃及等地戰車實物或遺蹟的相似性,我們很難忽略商代戰車起源的外源性。

正因如此,我國古代戰車的功用演化在方向和節奏上也很大程度上受到兩河流域、高加索等地區的影響。公元前2600年兩河流域的烏爾王陵的考古復原圖中,顯示了一輛可以搭乘6-8人,以牛為畜力的巨型戰車,戰車前站立著數量可觀的長矛手,從復原圖中可以看出,這輛戰車就是搭載這些步兵的載具。可以想見,以載人為主要功用是早期戰車的通常情況。

從安陽殷墟發掘成果來看,殷商戰車主要分為大小兩種。大型戰車的車廂寬度在130-170厘米左右,進深為80-100厘米,這樣的進深和寬度可以勉強乘坐3名甲士,但即使是這種「3人座」的戰車在當時似乎依舊是非主流,考古挖掘出來的更多是寬度在100厘米以下的小型戰車,這種戰車最多只能承載2人,作戰時自然很難如春秋時代的戰車那樣依靠左右甲士配合對敵人進行衝擊作戰。

更重要的是,無論車廂是大是小,商代戰車最典型的特點是車輿圍欄極為矮小,按照學者郭物先生對戰車結構的分析來看,這種圍欄的設計意味著乘坐者幾乎只能以跪坐姿勢乘車。這種姿勢不方便用力,更不便於揮舞武器,士兵們只能以遠程武器參與戰鬥,或者待戰車運抵戰場後下車作戰。

這也是能解釋,為何商代晚期出土的戈、酋矛、夷矛、戟、殳等車戰兵器,在長度上遠遠小於春秋時期同類車具武器。

相比之下,春秋時期戰車更強調甲士在乘車時近距離作戰的能力,與商代戰車軸長、軌寬、輪大、輻少的情況不同,這一時期的戰車對於靈活性有著很明顯的強化。為了減少衝擊作戰時車輛的擺動,人們會在車轂的外側軸上固定車舌,並以銅軸飾物對車轂加以保護,而為了保證車兵們不因為使用長兵器刺擊時不會因為反作用力摔落馬車,此時的戰車有著高至腰部的圍欄,同時,車轅也更加短小,輻條增多,以提高車輛的機動性。

由於商代戰車在作戰效能上的短板,導致戰車雖然已經出現,但真正應用於軍事上的情況並不算多,按照《殷墟甲骨刻辭類篆》的統計,與這次相關的22條卜辭中,除去無法分別的三分之一外,剩餘的三分之二中,與作戰或者戰利品有關的記載各只有1條,加起來只有田獵活動的三分之一,甚至以車為地名、人名的卜辭也有4條。這意味著,在商代戰車只能算是作戰時的輔助工具。

到了春秋時期,隨著戰車製造技術的愈發成熟,與車戰相關的作戰方式才能被逐漸開發出來,這一時期的戰車更加適應衝擊戰術,雖然車兵在作戰時依舊會以遠程射擊作為開端,但此時的車兵已經不像原先那樣,只能依靠遠程武器作戰或者下車步戰,利用相對穩定的戰車作為作戰平台,車兵可以使用戈、矛、戟等長兵器對敵人進行殺傷,對於步兵陣型的破壞效果也更加明顯,正因如此,以車兵為先導,打開敵陣的缺口,也成了一種相當成熟的思路。

然而,話雖如此,魚麗之陣畢竟只是用於車戰條件下的戰術陣型,這種軍事思路的形成與當時戰爭區域狹小、周期短、缺乏戰略機動的原始性有關。它的施展也受限於戰車,必須要在足夠寬闊的地區才能使用,也許正是因為如此,在《孫臏兵法》等兵書中,並未記載春秋時期的魚麗之陣。

相反,更加強調複雜變化的「十陣」、「八陣」才是當時的主流。而隨著戰車的地位逐漸被騎兵、步兵所取代,兵家們的陣法、陣圖中也再難一睹這一古典軍事裝備的風采了。

參考文獻:

1、邢成才《商代後期中原地區的戰車研究》

2、廉震《魚麗陣法:先秦步兵與戰車合作的新戰術》

3、王煥文《我國先秦時期車戰研究概論》

4、李嚴冬《<周禮>軍制專題研究》

5、金玉國《古代戰車考究》

6、李元《論春秋時期的車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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