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當地時間3月21日，美國大陪審團對川普涉嫌封口一案進行聽證，分析認為這是所有對他的調查中最接近刑事起訴的一次。川普下台以來，新一屆美國政府就不斷嘗試通過各種調查、曝光，阻止川普2024年再次參加競選，但川普對美國共和黨乃至美國政治、社會的影響並非能被輕易消除。最為明顯的一點就在於：許多共和黨甚至民主黨的政客，正在走上川普樹立的極端主義道路，而共和黨原本的溫和保守主義立場則逐漸消亡。本文通過梳理近年來西方政治的總體變化趨勢，指出：溫和保守主義的消失是存在於整個西方的普遍現象，而這種現象很可能帶來危險的後果。
二戰後，西方政治長期由溫和保守主義主導，雖然不同國家、形態的溫和保守主義有不同傳統，但共享一些價值偏好：偏好社會市場經濟更勝於純資本主義或純社會主義；溫和漸進主義更勝於激進主義；大家長主義更勝於個人主義；社會和諧更勝於衝突。傳統上，溫和保守主義政黨可以綁定高學歷的社會主義保守派和富人的重商主義保守派，形成主導力量，但隨著社會發展，溫和自由主義更加占據了上風，年輕人也沒有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轉向保守。因此，溫和保守主義失去土壤，原本保守主義政黨中的溫和派只能變得激進，或者轉而與其他政黨結盟，不再擁有原本的力量。
然而，溫和保守主義的存在對於彌合社會矛盾，以及制定公共政策和維護民主延續有重要價值。
但根據西方各國目前的形式看，政治必然將落入更為激進的政客手中。溫和保守主義的失落與社會的極化，是相互纏繞的一組趨勢。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特編發此文，供讀者參考。
本文原刊於《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轉自「法意觀天下」，僅代表作者觀點。
溫和保守主義的離奇死亡：
歐美保守主義政治的困局
文｜Jeremy Cliffe
翻譯｜熊宜安
來源｜New Statesman
圖源：The New York Times
1935年出版的《英國自由主義的離奇死亡》（The Strange Death of Liberal England）講述了自由主義從19世紀至20世紀初的頂峰，到一戰後無人問津的衰落過程。該書的英裔美國人作者喬治·丹格菲爾德（George Dangerfield）並不是通過分析選舉統計，而是通過描繪英國社會生活中，一個曾經占主導地位的政治立場，被深刻而持久的社會轉變所拋棄。作者認為如女權運動、工會和階級政治的興起等社會現象，是與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資產階級的衰落相吻合的。後者曾經具有強烈改革意識，相信「自由、自由貿易和進步」，並以「該民族所聞名的可敬及熱情，來承載其自由主義」。
丹格菲爾德獨特的視角，也可用於審視當今政治思潮的興衰。關於溫和自由主義政黨的困境已經有大量的研究和討論了，甚至發明了如「Pasokification」等詞彙，描述希臘溫和自由主義政黨Pasok在國家的危機中分崩離析。然而，當今溫和保守主義政黨面臨的危機更為顯著，很可能比溫和自由主義政黨曾經面臨的麻煩更具破壞性和持久性。當前美國的喬·拜登、德國的奧拉夫·舒爾茨、西班牙的佩德羅·桑切斯（Pedro Sánchez）、澳大利亞的安東尼·阿爾巴內斯（Anthony Albanese）、巴西的路易斯·達席爾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均不是溫和保守主義者。而明年基爾·斯塔默（Keir Starmer）很有可能會領導英國，那絕大部分的西方國家的核心領導層中就再也沒有溫和保守主義的身影了。
然而，當前政治格局的變化，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正如政治學家蒂姆·貝爾（Tim Bale）和克里斯多福·卡特瓦薩（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在2021年出版的《駕馭民粹主義浪潮》一書中寫道：「近年來，學者們對社會民主派的衰落和民粹主義激進保守派的崛起給予了極大的關注，而對主流右派的關注卻比他們本應給予的要少」。
回溯21世紀10年代的政治景觀，英國首相是大衛·卡梅倫，法國總統是尼古拉·薩科齊，德國總理是安格拉·默克爾，波蘭總理是唐納德·圖斯克（Donald Tusk），基本上都是各國傳統保守主義派的代表。類似的人物也在斯堪地那維亞及伊比利亞半島占主導地位，如瑞典的弗雷德里克·賴因費爾特（Fredrik Reinfeldt）、丹麥的拉爾斯·拉斯穆森（Lars Løkke Rasmussen）、西班牙的馬里亞諾·拉霍伊（Mariano Rajoy）。而維克多·歐爾班（Viktor Orbán）代表的正統保守派，也剛剛奪回匈牙利的總理職位。而在大西洋彼岸，入主白宮的雖然是巴拉克·歐巴馬為代表的民主黨，但其在2012年選舉中的主要挑戰者是米特·羅姆尼，後者是一位無可挑剔的主流共和黨人。在其北方，主宰加拿大政壇的是自詡為伯克式保守派的史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
而當今的情況確大不相同。在上述國家中，所有的溫和保守主義派都退居二線了。當前的溫和保守主義政黨中，有四種轉變正在發生：（1）被同一黨內更強硬的派別所取代；（2）被另一個更保守的政黨取代；（3）與強硬的右派合作；（4）在政治體系中被部分或全部邊緣化。其中有一個值得警醒的案例，波蘭的歐爾班為了迎合民眾，而變成民粹主義激進保守派。正如丹格菲爾德所描繪的英國自由主義的消亡一樣，上述案例不僅是民主政治搖擺的的自然規律，而是揭示了深刻的社會和經濟變化。這說明了西方政治生活中，曾經為溫和保守主義提供了生存基礎的某個重要社會因素的衰亡。
溫和保守主義政黨的衰落有四種不同的模式：（1）內部更迭；（2）分裂；（3）萎縮；（4）激進化。在實行簡單多票制的國家，內部更迭是較常見的，黨派基本不會內部分裂，但會由黨內的邊緣份子逐漸取代溫和保守派。在英國，曾經處於保守黨邊緣的脫歐派在很大程度上戰勝了溫和保守派。在美國，川普及其擁躉在共和黨中占主導地位，其三分之二的註冊選民認為拜登在2020年沒有合法地當選總統。今年1月11日，《紐約時報》發表了布雷特·史蒂芬斯（Bret Stephens）和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之間的對話，在對話中，這兩位中間派的共和黨專欄作家，感嘆他們的政治立場已經被社會所拋棄。布魯克斯哀嘆道：「川普帶來了世界末日三騎士：無德、無實、偏執。而作為他的政治工具，共和黨對我而言已經是一具殭屍」。
在比例投票制下，小黨更容易獲得立足之地，因此分裂現象更為普遍。例如在丹麥，前首相拉斯穆森因其Venstre黨在2021年的激進化偏移，與該黨決裂並成立了一個新的中間派政黨，導致Venstre選票減半。在瑞典，溫和保守主義的政黨流失了大量選票到激進保守的瑞典民主黨，以至於在去年的選舉中被後者超越，不得不妥協進行聯合執政。
在一些國家，溫和保守黨在激進保守黨和溫和自由黨的夾擊下，持久地萎縮。在巴西，溫和保守黨過去總是能進入總統選舉的第二輪，但賈伊爾·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所代表的更為保守的政治立場崛起後，令溫和保守黨被邊緣化。在去年的選舉中，溫和保守黨的候選人西蒙·特貝特（Simone Tebet）在第一輪中僅獲得百分之四的選票，隨後不得不支持溫和自由黨的盧拉。在義大利，即使是曾以民粹主義聞名的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義大利力量黨，也被更保守的喬治亞·梅洛尼（Giorgia Meloni）的後法西斯主義的義大利兄弟黨吞併。
但是最普遍的趨勢，是整個政黨向更保守的方向漂移：保守黨作為一個整體，拋棄了過往的溫和立場，並逐漸變得更加強硬，這個趨勢在包括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瑞典、丹麥、奧地利和英國等國都出現了。而漂移的具體表現在於保守黨的政策，如將難民遣返至盧安達、扼制異議等。
西班牙和德國的情況雖然不如匈牙利極端，但矛盾也很突出。這兩個國家的溫和保守派政黨以前都是由步履蹣跚的溫和主義者領導的，分別是拉霍伊及默克爾。而當今，溫和保守派失去了權力，取而代之的則是更加激進的巴勃羅·卡薩多（Pablo Casado）及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西班牙人民黨現在打著「自由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口號，經常指責桑切斯的溫和自由派政府背叛自己的國家和人民，並與極端保守派的Vox黨達成協議。與此同時，默茨給德國基督教民主黨帶來了挑釁性的新態度，這在默克爾時期是不可想像的：他指責烏克蘭難民的湧入，消耗了給本國公民的福利；在新年前夕柏林發生暴力事件後，指責移民家庭放縱家庭成員擾亂社會秩序，還使用如「小巴沙」等具有強烈種族色彩的稱呼。
而在法國，共和黨雖然了繼承的曾經強大的高盧派的溫和保守主義傳統，但四種模式卻同時都出現了。以現任經濟部長布魯諾·勒梅爾（Bruno Le Maire）為代表的高盧派自由派，叛逃加入了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為代表的中間派，同時導致了共和黨有內部更迭及激進化的風險。而在當年年末，共和黨選擇了強硬派的埃里克·西奧蒂（Éric Ciotti）作為領袖，而西奧蒂則是有名的À Droite!（即「向右行！」）派系的領導人。之後，溫和保守派更是遭遇了滑鐵盧：該黨剩餘的溫和派瓦萊麗·佩克雷澤（Valérie Pécresse）在去年四月的總統選舉中，遭遇了恥辱性失敗。佩克雷澤在更保守的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埃里克·澤莫爾（Éric Zemmour）和居中的馬克龍的擠壓下，僅獲得了百分之五的選票。如果說「Pasokification」總結了2010年代溫和自由派的困境，那麼「Pécressification」可能是2020年代溫和保守主義困境的代名詞。
當然，並非所有的溫和保守派分子都在競爭中萎縮，如中間偏保守的自由主義者馬克·呂特（Mark Rutte），自2010年以來一直作為首相領導著荷蘭。在波蘭，溫和保守的公民平台黨有可以贏得今年秋季的選舉。在芬蘭、拉脫維亞、希臘、紐西蘭等，相對傳統的保守派表現得相當好。但溫和保守派的衰落是大勢所趨。
值得反思的是這種轉變的歷史意義。在過去的七十年裡，溫和保守主義一直是西方最強大和成功的政治意識形態。英國的「托利主義」貫穿了邱吉爾、伊登、麥克米倫、希斯和梅傑的任期，直到柴契爾夫人的時代也有深厚的影響。20世紀50年代，美國艾森豪所提倡的共和主義，為美國在20世紀後期的霸主地位奠定了政治和社會經濟基礎，直到21世紀10年代中期仍是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而且，正如歷史學家揚·穆勒（Jan-Werner Müller）所說：「在西歐大陸的核心國家，如德法意、比荷盧三國等，基督教民主主義是構建戰後國內秩序的核心，特別形成了我們當今所認識到的福利國家、現代行政國家的基礎」。而戰後歐洲的重建，更是圍繞著以法國的羅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德國第一任聯邦總理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和義大利的阿爾西德·德·加斯佩里（Alcide De Gasperi）為代表的基督教民主黨人形成的。
伊比利亞半島及中歐、東歐的戰後發展規矩雖然略有不同，但溫和保守主義依然發揮了重要社會作用。在西班牙、葡萄牙，建制派更傾向於社會民主主義直至今日。而在蘇聯統治下的中歐、東歐自然也錯過了戰後幾十年溫和保守主義的鼎盛時期。但是，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年至21世紀前20年，溫和保守派在伊比利亞半島及蘇聯解體後的中歐、東歐，也誕生不少代表性政治家，如西班牙的何塞·瑪麗亞·阿斯納爾（José María Aznar）、葡萄牙的何塞·曼努埃爾·巴羅佐（José Manuel Barroso）、波蘭的耶日·布澤克（Jerzy Buzek）、愛沙尼亞的馬爾·拉爾（Mart Laar）、以及最具有代表性的東德政治家——默克爾夫人。
儘管這些傳統之間存在差異，但某些共同的偏好，長期界定了西方的溫和保守主義：如偏好社會市場經濟更勝於純資本主義或純社會主義；溫和漸進主義更勝於激進主義；大家長主義更勝於個人主義；社會和諧更勝於衝突；以及在冷戰期間，更靠近美國而非蘇聯。大多數的溫和保守主義政黨是基於戰後工業經濟體的文職和管理階層，但有時也包含技術工人階層。政黨的社會基礎與丹格菲爾德的英國自由黨一樣獨特。詩人約翰·貝特曼（John Betjeman）曾這樣描述1937年英國保守黨中心地帶的梅登黑德（Maidenhead）：繁榮的郊區和鄉村、軍隊和教會、細條紋西裝和小禮服、高爾夫俱樂部和小團體主義，常聊體育及汽車。西方的溫和保守主義是紮根於一個穩定、恭敬、制度和秩序的世界。引用阿登納的標誌性口號，是一個「Keine Experimente！」（「沒有實驗」，即不做無謂冒險）的世界。
然而，近年可以觀察到一些不太尋常的情況，如英國保守黨首相宣稱「去他媽的商業」、美國共和黨總統煽動暴民衝擊華盛頓國會大廈、皮埃爾·普亞德（Pierre Poujade）和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繼承人將戴高樂和德·加斯佩里的繼承人擠出政治競賽。所以問題來了，謹慎的溫和保守主義傳統究竟是如何在政治鬥爭中失勢的呢？
對丹格菲爾德來說，婦女的選舉權和工人階級政治的興起等因素推動了變革，而今天的政治變局也是各種相似的力量在發揮作用。第一，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急劇增加，這與更自由和個人主義的社會態度密切相關。第二，與此相關的是世俗化浪潮及傳統宗教的衰落。第三，在幾代人的大規模移民之後，大多數西方社會的多樣性不斷增加，包括多樣性緩慢且並不均衡的融合。第四，是所謂的沉默的革命和非物質的文化政治問題的崛起，如種族認同、性別認同等。
上述四種因素的變革都是幾十年的潛移默化。曼徹斯特大學的政治學家、《英國脫歐》（Brexitland）一書的作者之一羅伯特·福特（Robert Ford）指出：「人口變化雖然很慢，但這是一種完全無法對抗的社會變革。直到最近，溫和保守主義的核心是帶有宗教色彩的負罪心理，但是這種因素再也不如過往那麼重要了。雖然此因素的衰落已經持續了三十至四十年，但在過去的十年到二十年中，已經令溫和保守派失去穩定的票倉了。而政黨的適應能力，有可能趕不上時代的變革」。當今，英國有了第一位亞裔的保守黨首相，這也是過往幾十年來社會變革的產物。在西方其他國家中，保守黨的變革速度遠遠落後於英國。還有些地方，如美國及法國，保守黨的立場甚至在開倒車，不再是作為彌合社會分歧的政治團體存在，而是變成了本地白人對社會日益增長的多樣性不滿的政治代表。
即使在比例最高的選舉制度中，溫和保守黨也無法通過社會中一個狹窄的特定階層的支持，來獲取政治權利。相反，政黨必須創造出多黨合作平台，在多個社會階層之間建立共同的支持。戰後幾十年的傳統溫和保守主義政黨，可以綁定溫和的社會主義保守派及高收入者所喜歡的重商保守派來實現。但今天，這兩個派別已與溫和保守政黨走越遠：更富有的人更有可能上過大學，同時也更有可能崇尚社會民主主義；而社會主義保守派則更多地與較貧窮的群體相關。這使溫和保守政黨陷入了困境：在競爭中被迫進行變革，但卻沒有好的出路。溫和保守政黨可以強調社會主義保守派的特性，但是會讓親商業的大學生們流向中間派；或其可以淡化社會主義保守派特性來獲得對前述團體的支持，但又會令較貧窮的群體流向激進保守派。
雖然溫和自由主義也受到相似的壓力，但是福特認為宏觀的社會變革，對社會民主主義較為友善。自大蕭條以來，年輕人受到較多的經濟壓力，因為他們出生於緊縮政策的最末期，同時住房的價格也被嬰兒潮一代的需求而推高。同時，當代的年輕人普遍接受更高的教育、更世俗和偏好自由主義。因此，即使溫和自由派在其老年選民中遇到困難，但更易通過經濟和社會進步主義，使其年輕選民團結起來。而且從規律上來看，千禧一代似乎並沒有繼承前幾代人因成長而逐漸趨於保守主義的傾向。正如《金融時報》數據記者約翰·伯恩·默多克（John Burn-Murdoch）所述，在英語國家中，選民隨著年齡的增長依舊保留著進步主義的偏好。他寫道：「如果千禧一代的自由主義傾向只是這種年齡效應的結果，那麼在35歲時也應該比全國平均水平少五到十五個百分點的保守主義，在英國和美國都是迄今為止有史以來最不保守的35歲人群。」
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很少的政治黨派或政治立場會完全消亡。甚至舊的自由黨也在其「離奇死亡」之後繼續存在，還在20世紀70年代略有復甦，並最終在1988年成為自由民主黨的一部分。通常情況下，舊黨派的殘餘部分也會成為繼任者的組成部分，就像用羅馬廢墟的石頭建造的中世紀大教堂。在英國，工黨延續了自由黨的福利國家政策。
在另一些地方，溫和保守派雖然萎縮，但依舊存續。更常見的是，溫和保守主義將融入新的居中或者保守政治的變種。大量以前溫和保守政黨採取了更嚴厲、更分裂的風格，或者至少與這種風格的政黨合作，這表明保守派的中期未來在於溫和保守和激進保守政治的混合體。
一個這樣的例子在加拿大很明顯。一年前，奧圖爾辭去了該國保守黨領袖的職務。他曾試圖使該黨紮根於傳統的中間地帶，但由於卡車司機對新冠疫情的限制感到憤怒而舉行的示威浪潮以及相關的激進保守的人民黨的崛起而錯失良機。他的繼任者皮埃爾·波利耶夫（Pierre Poilievre）擁抱了卡車司機的立場，並通過抨擊覺醒主義和環境立法使該黨急劇向右轉。然而，波利耶夫也承諾：「我們的政黨將在下次選舉中提出一個支持移民的綱領，我們將為移民而戰。」在一個人口中移民比例快速增長的國家，這是很聰明的政策。在波利耶夫的領導下，保守黨在民調中超過了賈斯汀·特魯多（Justin Trudeau）的自由黨——這使他成為其他快速多元化社會中，保守派的一個不尋常但也許令人信服的案例。
梅洛尼是另一個混合案例。義大利的新總理擁有一個繼承了新法西斯主義的平台：親家庭的生育政策、對移民的敵意、對法律和秩序的不自由態度、混合著民粹的福利政策的正統財政政策。然而，她也向極端保守聯盟的馬泰奧·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學習，後者曾在在2019年的民調中飆升。因此，梅洛尼試圖開創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的特雷莎·科拉泰拉（Teresa Coratella）所說的「一種新的歐洲保守主義」：政治上實質上是僵化的，但在風格和方法上是克制和正統的。這並沒有使梅洛尼變得更加溫和或不那麼危險，但確實使她具有更大的政治持久性和影響力。最近幾周的情況表明，歐洲人民黨（歐盟溫和保守派的傘狀組織）的核心人物與梅洛尼會面，討論與歐洲保守派和改革派（她擔任主席的更強硬的歐洲政策圈）的結盟——從長遠來看，這種結盟可能會開啟新一輪政治主張的合併。
在其他地方，這樣的混合重組無疑也會跟上步伐。在法國，西奧蒂的共和黨和勒龐的國民大會黨之間的某種激進保守派的重新組合，現在看來可能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在西班牙，人民黨越來越被馬德里地區主席伊莎貝爾·迪亞斯·阿尤索（Isabel Díaz Ayuso）的煽動性人格所支配，她把自己說成是柴契爾夫人和梅洛尼的融合體。該黨可能在今年晚些時候的選舉後與Vox黨結盟。美國的佛羅里達州州長、潛在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也表現出梅洛尼式的策略，他將川普的政策與更加清醒、不那麼無政府主義的舉止相結合。
這種做法是否成功還有待觀察。但是占據主流的溫和保守主義似乎已經成為過去，它的一部分作為更多保守主義政黨的派別繼續存在，或者重新出現在居中的自由派中，或者繼續以溫和保守派的身份存在（雖然影響力變小了許多）。
自由主義者可能認為溫和保守派的凋零是一件較為有利的變化。而且，選民們確實有相當多的恰當理由不為卡梅倫、默克爾、薩科齊、羅姆尼等人的政治生涯哀悼。但與此同時，正如貝爾和卡特瓦薩所述，一個可以代表溫和保守主義的選民們，但同時也不主動挑撥離間的政黨，會在制定公共政策和維護民主的延續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一個有效的民主制度中，自由主義極有可能在某個時候失去權力。但按照目前的局面，在西方大部分國家，權力將越過溫和保守者們，並落到更保守、更極端的政客手裡。
*文章轉自「法意觀天下」。
Jeremy Cliffe
作者：傑里米·克里夫
自由作家，主要研究歐洲與全球政治，曾任《經濟學人》雜誌專欄作家和布魯塞爾分社社長。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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