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與其他王朝類似，元朝在中後期也長時間為財政問題所困擾，財政開支巨大，入不敷出。而同其他王朝相比，元朝的財政支出制度尤為混亂，缺乏章法，表現出比較明顯的盲目、隨意性。財政開支的主要名目，也多少帶有一些自身的特點。

惡性膨脹的財政開支

首先是皇室費用的支出相當巨大。忽必烈在位時，皇室的花費尚屬儉樸，自成宗以下，皇室生活日益腐化，開支漸趨浩繁，政府中所設專門為皇室服務的家政機構院、寺、局之類也一再增加。

皇室費用之中，又以宴享和做佛事為大宗。蒙古人素重宴享，將其與征伐、狩獵並視為國家頭等大事。大凡新帝即位，冊立皇后、太子，以及逢元旦、皇帝生日、和重大狩獵活動，都要在宮廷大排筵宴，招待貴族、大臣和近侍。

預宴者所穿服裝由皇帝頒賜，均為同一顏色，大都由繡金錦緞織成，飾以珠翠寶石，儀彩華麗。這種特製的服裝稱為「質孫服」，宴會也因而稱為「質孫宴」。「質孫宴」豪華奢靡，而且次數頻繁，耗費財物難以估算。

做佛事指舉行喇嘛教的宗教活動，其儀式盛大，費用驚人，每年用鈔常至數千萬錠，甚至殺羊即達上萬頭。

忽必烈在位末年，每年的佛事名目有102項，而成宗大德七年已達500餘項。以後諸朝的佛事次數、規模又繼續擴展，「所需非一，歲費千萬，較之大德，不知幾倍」。與此相聯繫，元朝諸帝還大量興建佛寺、鑄造佛像、用黃金寫佛經。

以至時人云「國家經費，三分為率，僧居二焉」。除去宴享、佛事支出外，宮廷其他日常開支，如后妃、近侍、宦官的奢侈生活、宮室的營繕、珍禽異獸的飼養等，所花費用都相當可觀。

賞賜也是元廷財政的一項重要開支。對宗親貴族不斷進行賞賜是蒙古汗國以來的傳統，而這類賞賜在元朝中後期達到了惡性發展的地步。

與前期相比，此時賞賜的主要形式由較為固定的」歲賜」轉向更為隨意的臨時賞賜，受賜對象也更加廣泛，除宗親費族外還兼及近待、官僚和佛寺道觀。

元朝中後期帝位爭奪激烈，即位的皇帝為酮謝支持者、安撫反對者，都要大行賞賜，稱為「朝會賜費其數額之巨，遠遠超出平時固定的歲賜。

武宗即位時在和林、上都兩次聚會諸王附馬，賜責亦重複進行，結果「以朝會應賜者為鈔總三百五十萬錠，已給者百七十萬，未給猶百八十萬，兩都所儲已虛」。

文宗即位後對費族功臣屢行賞賚，在至順二年四月的一次賞賜中即用去金2400兩，銀15600兩，金腰帶91副，幣帛1300餘匹。除去上述與皇帝即位有關的賞賜外，貴族官條乞請無度，平時較小規模的賞賜隨時有之，難以統計。

另外，皇帝還經常將國有土地用於賞賜，如文宗賜大承天護聖寺士地一次即達16萬頃。大量的賜田減少了國家的官田收入，從另一個角度使財政窘困的局面更為加劇。

此外，還有一些重要的財政支出項目，如軍費、官俸、賑濟等。元朝實行軍戶制，平時的軍需物資主要由軍戶自己負擔，但國家要支付軍士的口糧，這筆費用占了每年稅糧收人的很大一部分。

在戰爭時期，軍費更要大幅度增加。元朝中後期基本不再發動對外戰爭，但內部用兵（如鎮壓人民反抗等）卻時有出現，特別是泰定帝死後爆發的天曆之變，演化為以兩都為中心的內戰，將國庫儲藏消耗殆盡。

元朝的官俸就一般水平而言與前朝相比數額並不算大，但問題在於機構冗濫，品級趨高，長官多員，屬吏冗雜，故而官俸實際支出的數量仍頗為可觀，且有不斷增長的趨勢。

賑濟可算是真正「用之於民」的財政支出，而元朝賑濟又具有自己的特點，即對邊疆地區、特別是蒙古政權發源地一漠北的賑濟比較重視。古代畜牧業經濟十分脆弱，如遇較大天災，往往受到毀滅性打擊。

元朝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對漠北草原實施了長期並且有效的控制，草原部民遇到天災可以告救於朝廷。終元一代漠北自然災害史不絕書，元廷投人了大量財力去進行賑濟。這方面的支出當然是應予肯定的，但成本巨大，也的確成為元朝財政的一項負擔。

從縱向上看，儘管在個別時期情況也曾有所緩解，但元朝的財政危機總體而言仍處於日益惡化之中。早在忽必烈去世前夕，國家財政已經出現赤字。

成宗大德四年宰臣上奏提到此前「公帑所費，動輒巨萬，歲人之數，不支半歲」。此後元朝的財政勉強維持數十年不至崩遺，是以大幅度增加對百姓搜刮為前提的，對於這種惡劣的財政狀況，統治集團的奢侈浪費應負主要責任。

理財努力的失敗

元朝中後期，面對入不敷出、捉襟見肘的財政窘境，除加強剝削外，統治者也採取過一些有針對性的措施進行「理財」。

這方面的努力或能暫解燃眉之急，但由於支出仍在不斷膨脹，故並不能根本改善財政狀況。相反，很多「理財」措施還對社會產生破壞作用，進一步深化了社會危機。

從成宗即位到武宗初年，元廷主要採取挪用鈔本、增發鈔幣的辦法來彌補財政赤字。成宗即位之初因濫行賞賜，國庫告急，遂下令將諸路平準交鈔庫所貯鈔本銀936950兩，僅留192450兩，余悉運往大都。此後數年財政入不敷出之數，皆借支於鈔本。

與此同時，元廷為濟一時之需，盲目擴大貨幣投放量，鈔幣印造之數逐年遞增。大量無本虛鈔流通於市，導致鈔幣猛烈貶值，物價騰踴。挪用鈔本和增發鈔幣，實際上是一種飲鴆止渴的做法，加劇了財政經濟的紊亂。

武宗至大二年八月，詔立尚書省以整頓財政。元朝制度，宰相機構為中書省，但忽必烈曾兩度於中書之外另立尚書省理財，以阿合馬、桑哥主其事，盡攬中書大權。

武宗師其故伎，第三度設尚書省，以脫虎脫、三寶奴、樂實等人為省官，中書省復被架空。尚書省的理財措施，首先是發行新鈔「至大銀鈔」，1兩准至元鈔5貫，同白銀1兩、赤金1錢。

原來至元鈔每2貫同白銀1兩，現貶值為5貫同1兩。更早的中統鈔則隨之貶至每25貫同白銀1兩，由於貶幅過大，乾脆被元廷禁止行用。

隨即又鑄行銅錢為輔幣，小者稱「至大通寶」，1文准至大銀鈔1厘，大者稱「大元通寶」，1文准至大通寶10文。

上述措施以倍數更大的新鈔貶抑、取代舊鈔，結果使得鈔虛而物愈貴，百姓深受通貨膨脹之害。銅錢則因幣材等原因鑄造數量較少，元廷乃許前代舊錢並用，徒使幣制更加混亂。

在貨幣改革的同時，尚書省復奏定稅課法，規定諸色課程以武宗即位的大德十一年數為正額，以增收數目評定稅課官員等第，增收90%為最，70%以上為上酬，50%以上為中酬，30%以上為下酬，不及30%為殿。

此法的實質就是鼓勵官員多方加強搜刮。

此外，尚書省還推行了諸如提高鹽價、增加江南富戶稅收，拘收外任官職田改頒祿米等一系列「新政」，總的精神不外通過各種途徑開闢財源。

尚書省的理財工作引起了社會各階層比較普遍的反對，而且尚書省臣還與當時身為皇儲的仁宗不睦。

仁宗即位後，也有改善財政狀況的打算，於延花元年下詔經理江浙，江西、河南三省田籍，分遣大臣赴三省檢括漏隱田產，以追徵稅賦，增加財源。

當時南方的很多土地被地主、官僚、寺觀隱佔，強者田多稅少，弱者產去稅存，賦役不均，而且影響了政府的財政收入，因此「經理」之舉本有積極意義。

但地方官奉行過當，期限緊迫，變成一項暴政，「繩以峻法，民多虛報以塞命，其後差稅無所於征，民多逃竄流移者」。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逼死人命及拆毀民屋、發掘民基以虛張頃畝之事。

真正隱佔土地的地主豪強則大都通過勾結官吏逃避了清查。百姓怨言騰沸，江西寧都州民蔡五九聚眾起兵造反。仁宗被迫停止「經理」，又下詔暫免新落實的田賦，括田增稅的目的並未全部實現。

「延祐經理」以後，元廷未再進行較大規模的「理財」之舉，僅作過某些局部性措施，如泰定、文宗兩朝曾為解決饑荒問題採取入粟補官的辦法。到順帝至正十年，財政危機已成積重難返之勢，元廷不得不又在幣制上打主意，企圖再祭印發新鈔的法寶。

此次更鈔之議由左司都事武祺、吏部尚書偰哲篤提出，他們的方案是印造新的中統交鈔，同時鑄造至正銅錢，錢鈔兼行，新鈔1貫權銅錢1000文，准至元鈔2貫，新舊鈔、新錢及歷代錢通用。新鈔法的原則是以交鈔為母、銅錢為子，意在放手印行新鈔，以虛代實，藉以掠奪民間財富。

這一建議得到丞相脫脫支持，在百官討論時「眾人皆唯唯，不敢出一語」，只有儒臣呂思誠表示反對，認為此舉將使民間「藏其實而棄其虛」，從而導致紙幣制度瓦解。

最後在脫脫主持下終於定議，呂思誠受到處分，新鈔遂行。實則果如呂思誠所料，新鈔大量發行造成了貨幣流通的極度混亂，鈔幣信用暴跌，百姓棄鈔不用，視如廢紙，大都10錠鈔不能易斗粟，地方甚至以物貨相貿易。

元廷最後一次理財努力的直接後果是財政崩遺，而此時的元朝也行將滅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