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超（1901—1968年），中國社會學的奠基人之一，曾擔任過南京金陵大學和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教授，也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倡導工業化、都市化的先驅人物，其著作《第四種國家的出路》《中國經濟建設之路》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道路作出了獨到而深刻的分析。他的治學有兩個最鮮明的特點：一是「世界眼光」，即討論中國問題時參考世界範圍內的大量經驗；二是「歷史方法」，即為增加對現實狀況的理解，而不時地從歷史文獻里歸納社會學的通則。
在世界範圍內搜集事實研究中國問題
1928年9月初，吳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主任。這時，有人和他說道：「你們教社會學的，真是容易，跑上講台去，隨便吹一下就是一點鐘！」吳景超聽後頗受觸動，9月15日便寫了《社會學觀點下之社會問題》一文，回擊這種偏見。他強調社會學者是以科學的態度研究社會問題的：研究的第一步不是空談，不是臆說，而是搜集事實；還要對事實進行分類，作有系統的敘述和解釋。他指出，社會學者始終不能離開事實，「離了事實，他便不是科學家，等到事實已經解釋清楚，科學家的職務，便算成功了」。
吳景超借鑑美國社會學家孫末楠（William G.Sumner）的治學方法。孫末楠強調做學問要圍繞一個有意義的問題搜集最豐富的證據，並加以簡明清晰的敘述和解釋。孫末楠去世時留下52箱資料卡片，每箱約有3000張，正是在如此堅實的基礎上他才寫出不朽名著《民俗論》。吳景超感嘆：「我們讀過他那本《民俗論》的人，看到事實之後，還是事實，最後才來一兩句結論，便沒有不相信他所說的。」孫末楠的研究多用民族學材料，他為了搜集最豐富的證據，學過很多種外國語言，而且除了希伯來文、希臘文、拉丁文、法文和德文以外，其他各種都是在45歲以後學習的。以孫末楠為楷模，吳景超青年時期就掌握了英文、德文，後來為研究蘇聯的經濟建設經驗，又自學了俄文。他大量閱讀西文文獻，從英國、美國、德國以及蘇聯的經濟建設經驗中取得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在此基礎上討論中國經濟建設的問題。這種在世界範圍內搜集資料，始終在世界格局中討論中國問題的學風在那個時代實不多見。從英美那裡，吳景超看到了以發展民生工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性；從蘇德那裡，他看到了後發國家必須先圖強後致富，迅速建立起自己的重工業體系，特別是軍事工業體系。正是由於具有這種世界性視野，他將當時流行的種種只強調農本政治的論調，歸之為「經濟上的復古論」。在他看來，無論要克服多少困難，中國都應儘快迎頭趕上工業化、都市化的世界潮流。
吳景超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藉助卡片科學搜集資料的辦法。他每天把讀書讀報所得資料，分門別類地做成卡片，每天所錄資料不少於3000字，數十年如一日。他多次強調一張卡片只能記一種資料，為的是方便對資料進行分類、再分類，這樣，排比卡片便能發現問題，「卡片可以解放我們的記憶力，使我們可以把精力多用在分析及思考上面」。1955年，他把自己做卡片搜集資料的經驗寫成《關於搜集資料問題的幾點經驗與教訓》發表，文中再次強調，做教學工作必須掌握一定數量的資料，做科學研究工作則必須要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礎上進行概括。
對世界範圍內工業化國家發展經驗的廣泛了解、搜集豐富的各國統計資料，是吳景超形成「放眼世界、著眼中國」學術特色的重要基礎。他的弟子費孝通就曾說，「我要查歷史知識找潘光旦先生，要查各國情況、社會統計就找吳先生。這種治學精神，我們這一代很少人能真正繼承下來」。
發揮歷史法對社會學的獨特價值
吳景超在社會學研究方法中兼收並蓄，使統計法、個案法和歷史法都能在研究中充分發揮作用。他的很多文章廣泛運用統計資料說明問題，給人最直觀的感受就是數字和圖表隨處可見；他的博士論文《唐人街——共生與同化》是運用個案資料進行分析的典範；而他以社會學眼光對中國歷史材料的分析更是獨具特色。吳景超使用歷史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時期：其一是1928年至1935年，他發表了7篇頗具影響的歷史社會學論文，主題涉及婚姻、家庭、內亂、社會流動與人口遷移對文化傳播的影響，人才升降以及社會分層等；其二是全面抗戰初期，他利用經濟部檔案對企業史進行了深入研究。
在吳景超看來，社會學者運用歷史資料來進行研究，和歷史學者的著眼點有所不同，他們注重從具體的歷史事實中歸納出具有普遍意義的類型和原理。同時，以歷史法研究中國社會，亦可彌補實地調查法之不足。1931年5月吳景超發表的《兩漢多妻的家庭》，運用大量詳實的史料分析中國婚姻制度中的多妻制情況，據他說之所以採用歷史法，是因為「用個案法以研究這個問題，困難很多，在這些困難沒有打破之前，歷史法頗有一試的價值」。抗戰初期，吳景超懷著檢討過去的心情，從他任職的經濟部的檔案中搜集材料，重點研究了漢冶萍公司、象鼻山鐵礦、安徽售砂公司、龍煙鐵礦以及籌建未果的國營鋼鐵廠等幾個企業失敗的教訓，他說：「我深信這種研究，是很有意義的，因為它告訴我們以前走錯的路，以後不要再入迷途。」他將這些研究寫成了一組文章發表在《新經濟》半月刊上，後來收入他的著作《中國經濟建設之路》中。1942年，吳景超耳聞目睹官僚資本橫行，憤然發表了《官僚資本與中國政治》一文，從西漢的史料中分析出中國官僚資本形成的6種形式，這在官僚資本家占據要津，資料獲取和成果發表都面臨困境的情況下有著特殊的嘗試價值。這些成果為中國社會學研究增添歷史的縱深感，更深入揭示了中國社會的獨特性。
梁啓超認為，中國社會學有兩個不可偏廢的研究對象：「現在的情形」和「歷史的事實」；前者靠實地調查，後者雖不及前者切實，但「現在的社會狀況，不是偶然發生的，全由歷史演出」，仍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性。吳景超的歷史社會學研究，就是為更全面更深入了解現實狀況而採取的一種有效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