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吳澤源
作為「私攝影」流派的開山宗師之一，南·戈爾丁（Nan Goldin）影響了近三十年來世界上無數的攝影師和攝影愛好者。
但我第一次接觸她的名字，卻是通過王家衛的那本深度訪談錄《WKW》。在談論《春光乍泄》的章節里，王家衛毫不避諱這位美國女性攝影師對本片的影響：她的成名作《性依賴的敘事曲》（The Ballad of Sexual Dependency），是王家衛、張叔平和杜可風設計黎耀輝與何寶榮的房間時，參考的重點對象。
出於好奇我立即翻閱了《敘事曲》。這本戈爾丁以自己以及身邊朋友的親密關係作為素材的攝影集，力道的確兇猛。它的自我袒露程度像是一道傷疤，令觀者不由得產生侵入他人世界或是翻閱他人日記的僭越感，有時甚至會對赤裸裸的情感和創痛不忍直視。
但與此同時，這種「私攝影」風格也給人帶來距離：當你對作者的個人經歷和所處社會環境缺乏完整了解，你很難與作者試圖呈現的整體敘事產生深度共情。
事實上，整本《敘事曲》對我來說最動人的部分，是戈爾丁親筆撰寫的後記。她把文字獻給她未滿19歲便自殺身亡的姐姐芭芭拉，其自殺表面上由重度抑鬱所致，但事實上，是她們身處的壓抑且反常的1950年代中產階級家庭，將芭芭拉扼殺。
這個事件讓南·戈爾丁決心脫離父母，同時也為她的攝影衝動提供了動機。在文字中，她直言，對姐姐自殺一事的不解，和未能在姐姐生前留下足夠多影像證據的遺憾，直接把她推上了攝影師的道路。
在由戈爾丁製片，並以其生平作為素材的金獅獎獲獎紀錄片《所有的美麗與血淚》中，姐姐的故事依然占據重要位置。
影片以芭芭拉開篇，也以芭芭拉收尾，並展現著南·戈爾丁在《敘事曲》面世之後幾十年裡，通過各種檔案，對姐姐生前經歷的更深入了解。可以說，姐姐是南的「玫瑰花蕾」，而攝影，既是南紀錄人生的工具，也是她的救命稻草。
但很多人不夠了解的，是戈爾丁作為社會活動家的面向。除了展現藝術生涯外，《美麗與血淚》另一條舉足輕重的主線，是呈現戈爾丁從2018年開始，對藥業大亨薩克勒家族的抗議活動。
彼時的薩克勒家族，是普渡製藥的全股持有者，而普渡製藥正是研發出易令人成癮的阿片類止痛藥「奧施康定」（OxyContin），並將其強力推廣至全美市場的公司，這導致美國藥物濫用危機在之後二十多年間愈演愈烈。如果你看過2021年的熱門美劇《成癮劑量》，肯定不會對此事陌生。
戈爾丁在接受一次手腕手術後，被醫生開了奧施康定處方，隨後產生藥物依賴。隨著與同類受害者的接觸，她發現自此藥從90年代誕生之後，已有數量以十萬計的服用者死於對它的成癮效應。然而法律系統和藥物監管局，卻對此不管不顧，且薩克勒家族依然在通過這樁生意日進斗金。
對於戈爾丁來說，「幸運」的是，薩克勒家族同樣也是在藝術界舉足輕重的捐贈者。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家族就為古根海姆、泰特和羅浮宮這樣的頂級美術館長期捐款；而在這些美術館的顯著位置，也鐫刻著薩克勒家族的名字。
戈爾丁或許請不動最頂尖的律師，將薩克勒家族告上最高法院，但她至少能藉助自己在藝術界的影響力，呼籲美術館拒絕薩克勒家族捐贈，並通過示威，讓更多人關注到這個被貪婪家族一手引發的人道危機。
由戈爾丁發起的抗議組織PAIN和薩克勒家族的對抗，顯然是一場大衛與歌利亞之戰。這也是紀錄片導演蘿拉·珀特拉斯最拿手的主題。畢竟，她將愛德華·斯諾登作為主角，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獎的前作《第四公民》，講述的也是一個近似的故事。
但該如何把戈爾丁的藝術軌跡與社會活動軌跡無縫銜接在一起？這是《美麗與血淚》需要面對的問題。它顯然是為了喚起世人對藥物成癮問題的問題意識而拍攝，但作為知名藝術家，南·戈爾丁的藝術生平又如此誘人，以至於無法被忽略。所以主創該作何取捨？
答案很簡單。主創不需要做太多取捨，僅僅是戈爾丁的人格魅力，就足以毫不費力地關聯起她的雙重身份。作為1980年代紐約LGBT圈子裡的活躍成員，戈爾丁用相機對自己身邊朋友的日常紀錄，本身便已是某種程度上的社會活動。
而這種活動又被美國政府在80年代末對HIV危機的不作為態度推上前台：當身邊的朋友一個個因疾病凋零時，戈爾丁也開始正式用行動和言辭，為她所處的社會邊緣群體發聲。《美麗與血淚》紀錄了她對ACT UP運動做出的貢獻，這與她在二十多年後對藥業巨頭的抗議，精神上一脈相承。
南·戈爾丁
戈爾丁的這次抗議最終有沒有勝利？答案其實有些苦澀。在她和同僚的抗議下，各大美術館拒絕繼續接受薩克勒家族捐贈，並最終將薩克勒的名字從館內抹去。但薩克勒家族依舊通過申請破產保護免遭法律指控，他們憑藉阿片生意獲得的利潤，也多數得到保留。至於被這些合法藥片奪取的性命，卻無法復生，死者家屬也要繼續面對傷痛。就算說戈爾丁的組織獲得了勝利，也只是一場慘勝。
但鬥爭的重點或許並非在於勝負。鬥爭的重點在於鬥爭本身。全片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戈爾丁從始至終沒有表現出哪怕一丁點天真。作為大半輩子的社會邊緣人，作為見證並參與過蚍蜉撼樹之舉的人，她從未指望法律系統會對薩克勒家族提出正式指控；當受害者家人通過線上法庭聲淚俱下地控訴薩克勒家族：「我希望所有死者的魂靈會困擾你們一輩子」時，戈爾丁只是苦澀地搖搖頭：「他們不會被困擾的。」
然而戈爾丁絕不會為抗爭後悔。雖然回報甚微，風險卻極大，但她很清楚，這是她為了過上某種公平生活並保留道德良知，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如果你看完這部電影，你大概就不會忘記她的如炬眼神。
她的氣場與比她早些年開始生活在紐約的另一位女性藝術家吉娜·羅蘭茲（約翰·卡薩維茨的妻子和永恆女主角；戈爾丁也是卡薩維茨的影迷）很相像，只不過如果說羅蘭茲眼神中的神經質略多于堅韌，那麼南·戈爾丁便恰恰相反。
到最後，戈爾丁依然念念不忘不向平庸壓抑家庭屈服的姐姐：「是她（的抗爭）為我指明了方向。」姐姐芭芭拉終究沒能抵擋住社會的重壓，但在姐姐庇蔭下成長的南，卻能在藝術表達和社會活動中倖存。
她欣然接受生存所帶來的一切代價，繼續存活、表達、抗爭。這或許是個最好意義上的美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