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閱梔

編輯|閱梔

前言

明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輝煌的朝代，但到了明末，社會經濟狀況嚴重惡化。加之民變四起，明朝四周的疆域瘋狂縮減，大明一片頹勢。

明末社會狀況

1.經濟問題。

貨幣問題：明朝後期，由於戰爭頻繁，官員貪污等原因，銀、銅等貴金屬不斷外流，使得錢幣日益貶值，民間市場上出現了大量的假鈔。

由於政府對鑄幣的壟斷，使得鑄幣工藝停滯不前，無法滿足市場需求，貨幣缺乏流通性，也成為了明末經濟的一大瓶頸。

地主階級的剝削：明末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日益加劇，農民生活困苦。由於人口增長、戰爭和天災頻發，使得土地資源緊張，許多農民的土地都被地主霸占，農民只能靠租佃土地來生存。

土地的兼併和固定性租賃制度的加強，也使得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下降，導致了明末農業生產力的下滑。

商業貿易的停滯：明朝後期，海禁政策的執行導致海外貿易停滯不前，同時中原地區的商業繁榮也開始走下坡路。封建社會的生產方式和商業貿易的發展逐漸矛盾，使得商業經濟難以獨立發展，經濟局面進一步惡化。

2.政治制度的弊端

明朝的官僚制度雖然有著完善的科舉制度，但其選官機制卻存在著很大的弊端。科舉制度雖然保障了人才的選拔，但在實際操作中卻存在著買官賣官、惡意攻擊等現象。

由於科舉制度實行的是一次性選拔，無法通過重新考試或重新選拔進行糾錯，這使得一旦選錯人才，就難以進行調整，導致官場上存在很多腐敗和無能的官員。

明朝的軍事制度也存在很大的問題。明朝軍隊由宦官所掌控，這使得軍隊的指揮權和武器裝備等決策都落到了宦官手中。而宦官本身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缺乏軍事指揮能力，因此在戰爭中經常出現指揮失誤、兵器短缺等問題。

同時，明朝還實行了「馬步軍制」，即以步兵為主力，騎兵為輔助的軍事制度。雖然這種軍事制度在對付一些遊牧民族的騎兵時還有一定的效果，但在對付其他國家的軍隊時卻表現不佳。

明朝政治制度中還存在著嚴重的貪污和腐敗問題。由於明朝的土地制度限制了地主階層的擴張，因此很多地主通過貪污腐敗的手段來獲取更多的財富。

在明朝後期，官場上的貪污腐敗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很多官員在官場上大肆斂財，甚至會公然出售官職和官爵，這使得整個社會都充滿了腐敗氣息。

3.明末社會的矛盾日益激化。

一是土地問題。明朝中期開始，土地兼併越來越嚴重，富者愈富，窮者愈窮。封建地主階級占有大量土地，而農民則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只能成為地主的佃戶或流民。這種不公正的土地分配，使農民們的生活越來越艱難，導致了大量的農民起義。

二是財政問題。明朝後期，由於連年戰亂和天災人禍，國家財政極為困難。同時，腐敗的官員們貪污受賄，國家財政更加拮据。因此，明朝後期出現了頻繁的賦稅和徭役，嚴重加重了百姓的負擔。

三是民族問題。明朝後期，外族入侵不斷，加上海盜、倭寇的出沒，使得明朝的國土遭受了極大的破壞。這也導致了民族情緒的激化，對外侵略者的憤怒和抵抗意識越來越強烈。

四是文化問題。明朝後期，科舉制度日益僵化，士人階層陷入了封閉狀態，文化創新和發展停滯不前。同時，民間文化的盛行，使得社會思潮的多元化和流動化越來越明顯。這也加劇了社會矛盾的激化。

明末民變的主要形式

鹽法起義。明朝時期，鹽是國家的重要收入來源，但鹽業生產與販賣又有著嚴格的管理規定。而明末鹽價暴漲，加之鹽政管理腐敗，給了人們一個發泄不滿的機會。

最具代表性的鹽法起義就是張獻忠的大西國，這場起義規模空前，波及四川、陝西、湖北、貴州、雲南等多個省份，使得明朝末年的政治局面更加混亂。

農民起義是明朝末年的又一重要民變形式。明末農村經濟萎縮，稅收過重，土地兼併等問題導致了農民的生活困難，而政府的弊政則讓他們無法得到有效的解決。

因此，農民起義也層出不窮。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崇禎末年的三大剿匪，即李自成領導的大西國、張獻忠領導的大西、劉文秀領導的大西共和國，他們分別在陝西、四川、湖廣地區興起，規模龐大，對明朝政權造成了嚴重的威脅。

「田李會」、「官府會」等團體式起義。這種起義以地區、人物命名，由地方士紳或佃農、工匠等組織成的起義團體，一般有一定的規模和組織結構，往往是為了抗禦官府的苛捐雜稅、徭役、賦稅等壓迫而起義。

比如「田李會」起義，又稱「大田李起義」，是發生在明朝嘉靖年間福建南平一帶的大規模起義，由農民田英和李旦等領導，規模達數十萬人，持續時間長達十餘年，影響範圍極廣。

約定時間、地點，集合人數多的短期群眾性起義。這種起義一般不需要過多的組織和準備，由於人數眾多，勢頭浩大，能夠在短時間內掀起起義高潮。

比如明末的「水磨嶺之變」，是指明朝崇禎年間，由陝西白水人吳三桂等領導的以水磨嶺為主戰場的起義，起義者動員了數萬人，占領了大片土地。

車盜、盜賊等地方性的小型民變。這類民變比較分散，規模較小，往往因為地方官府的無能或者腐敗而得以蔓延。

比如「張獻忠起義」之前，四川一帶便出現了多次車盜、盜賊活動，這些小型的起義和暴動，為之後的大規模起義埋下了伏筆。

民變對明朝政治的衝擊

政治局勢動盪不安。明末民變多發於南方，其中以李自成領導的大西國的起義最為著名。這些起義雖然在發生時規模不大，但經過發展壯大之後，嚴重動搖了明朝政府的統治。

民變的出現表明了明朝政治的失靈和民生的疾苦，讓人民看到了一個新的政治局勢。

經濟受到嚴重破壞。明朝的民變往往伴隨著大規模的戰爭和破壞，這對於明朝的經濟產生了嚴重的衝擊。一方面，民變造成了大量的人員傷亡和戰爭損失，這使得人口減少、土地荒蕪、生產力下降。

另一方面，民變時期經常發生搶掠和燒殺事件，商業和手工業也因此遭到嚴重破壞，物價飛漲，經濟生活極為困難。

社會秩序混亂。明末民變導致了社會秩序的嚴重混亂，人們在戰爭和暴亂中喪失了安全感和穩定感，社會道德水平下降，民間惡習盛行，劫富濟貧、打家劫舍等犯罪行為激增，社會治安惡化。

中央政府的失信和無能。明末民變是對中央政府的無聲抗議。由於政治腐敗，明朝政府缺乏有效的應對措施，一些領導人物也因此失信於民。

此外，明末民變時期，地方勢力獲得了更多的權力，中央政府失去了對地方的控制，從而使得政治權力格局發生了變化。

民變對明朝疆域的喪失

民變使明朝內部矛盾加劇，軍隊分裂。明末時期，大量農民起義和少數民族入侵，導致軍隊頻繁調動，戰爭頻繁發生，許多軍隊被分裂為多個獨立的軍閥，導致軍隊的統一指揮和管理無法保障。民變的出現更加劇了這種矛盾，使得明朝的軍事力量更加削弱。

民變加劇了邊疆的動盪不安。在明末時期，少數民族入侵不斷，而民變的爆發更是讓邊疆更加動盪不安。民變軍隊不僅對中原地區造成威脅，也對邊疆地區形成了嚴重的衝擊。而明朝政府為了鎮壓民變，也需要將軍隊從邊疆調回中原，使得邊疆的防禦更加薄弱。

民變導致明朝政治的不穩定。在明末時期，民變的出現使得朝廷政治更加混亂，不僅政治上的腐敗現象加劇，而且各種勢力之間的鬥爭也更加激烈。

民變所帶來的政治壓力，不僅使得明朝政府難以有效地應對農民起義和少數民族入侵，而且也讓明朝的政治體系更加不堪重負。

大西國是清朝建立前中國歷史上最具規模的農民起義之一，其發生於明末清初的1664年，由四川南部的鹽井一帶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所領導，規模之大、影響之深，甚至超過了紅巾軍、黃巾軍等歷史上著名的農民起義。

大西國的起義是由於明朝政治腐敗、社會矛盾激化、自然災害和饑荒等原因所引發的。

起義爆發後，李自成的農民軍很快占領了四川、陝西等地，逐漸擴大到陝西、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區。

在起義中，李自成採取了「軍閥式」的統治方式，設立各級軍政機構，頒布軍令禁止掠奪、禁止盜墓等措施，實行嚴格的軍紀，吸引了眾多農民和流民加入。

明末民變對明朝南方疆域的喪失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戰爭的直接破壞，二是明朝南方地區民變造成的政治混亂。

明朝南方疆域在明末的民變戰爭中受到了直接的破壞。明朝南方的經濟和文化中心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區，而江南地區在明朝末年遭受了多次戰爭的摧殘。例如，李自成在攻占南京後，對南京進行了大肆燒殺搶掠，導致南京城一片廢墟。

同時，李自成還在長江流域進行了多次戰爭，這些戰爭對南方的經濟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此外，張獻忠的大西國軍也曾多次南下，對江南地區造成了嚴重的破壞。

在這些戰爭中，南方的農田、城市和交通設施等都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導致南方經濟的嚴重萎縮。

明末南方地區的民變也導致了政治混亂，進一步削弱了明朝南方的實力。明末南方地區的民變主要包括張獻忠的大西國軍和戚繼光等人的抗清游擊戰爭。這些民變和戰爭造成了南方政治的混亂，使得南方政權的統治逐漸失去了威信和控制力。

南方地區的官員和軍隊在這些民變和戰爭中多次投降或叛變，使得南方政權無法有效地抵禦外敵。在清朝建立之前，明朝南方地區幾乎沒有一支強大的軍隊能夠有效地保衛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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