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將學校身份與倫敦金融城身份共生的舉措在2003年進一步正式化，推出了一項新的戰略計劃，以圍繞八個關鍵主題與美國頂級商學院競爭，包括「利用我們的倫敦優勢」。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倫敦商學院成立了一個新的特別工作組，致力於加強與倫敦金融城的聯繫。
這導致了2003年「倫敦承諾」框架的引入，該框架旨在積極促進倫敦商業、文化和教育之間的聯繫。
此外，他們還積極參與「倫敦金融城——學習之城」活動，該活動於2006年由當時的市長John Studdard發起，旨在推動倫敦金融城成為金融教育的國際目的地(Hall & Appleyard，引用2009).除了這些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倫敦商學院董事會還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採取了各種企業品牌計劃，以進一步突出和利用其地理位置。
例如，在1999年，他們決定重新設計他們的標誌，以粗體字突出他們名字中的「倫敦」元素，而在2008年，他們推出了一個新的公司口號，上面寫著「倫敦經驗:世界影響」
從空間的角度來看，2017年新的Sammy Ofer中心的開業進一步鞏固了學校在倫敦的地位。
位於學校現有建築附近的新設施位於前舊Marylebone市政廳，提供了額外的教學和社交空間，並為學校提供了一個中央接待中心。
與倫敦商學院的其他建築一樣，新建築的設計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原建築被列為二級建築因此，建築師們被要求保留該建築原有的古希臘-羅馬風格的正面，並恢復該建築原有的18世紀特徵。
然而，在這些保留下來的愛德華時代特徵的襯托下，建築師安裝了一個明顯的現代主義風格，玻璃和鋼鐵連接的結構，位於原市政廳及其附屬建築之間，在新舊之間形成了不和諧的對比。
倫敦商學院最近的政策是，努力向來自世界各地的潛在學生宣傳自己的地理位置，將其作為一個獨特的賣點。
根據這一政策，薩米·奧弗中心(Sammy Ofer Centre)的兩面設計被大膽地展示為與學院的形象完全一致。
在2017年的開幕式上，倫敦商學院院長將新樓的設計描述為「以古典方式設計的二級建築與最新的建築設計和設施巧妙結合，成功地從不和諧中創造了美」同樣，在他們的宣傳材料中，Sammy Ofer中心被描述為「植根於倫敦歷史建築的一流學習環境」事實上，該建築的設計師非常熱衷於推廣其地理憑證，他們甚至在社交區、會議室和廁所放置了倫敦標誌性城市景觀的全長壁畫，以進一步加強學校與倫敦城的聯繫和融合。
隨著關於美國思想對管理教育的全球影響的研究日趨成熟，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美國化的過程很少是直截了當的，也很少導致美國管理教育模式的「大規模移植」。
相反，該領域的研究表明，美國管理教育思想的傳播通常是通過適應、雜交和綜合的過程發生的，其中美國管理教育模式的特定元素被應用於特定的國家背景(Amdam & Dávila，正如許多最近的研究表明的那樣，美國管理教育思想的這種有點分散的傳播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有影響力的政策行為者和現有的制度結構在決定美國方法的哪些方面應該被複製以及如何將它們應用於不同的當地環境中所起的作用基平等人。
本文在這些文獻的基礎上，著眼於美國化過程中一個以前被忽視的背景因素——即新商學院物理空間的設計、規劃和建設中涉及的挑戰和談判。
在這個過程中，它對管理教育的歷史文獻做出了幾個重要貢獻。
首先，它表明除了政治家、慈善組織和教育領袖，管理教育的歷史學家也應該考慮規劃者、監管者和其他參與規劃決策的相關官員對單個商學院歷史軌跡的影響。
在倫敦商學院的案例中，這些外部意見在諾森伯蘭大道和蘇塞克斯廣場建築的規划過程中尤為明顯，當時該校被迫對其最初的設計方案做出許多妥協，以滿足教資會的要求。
同樣，在公園路擴建項目中也可以看到外部行為者的影響，由於地方當局的壓力，最初的設計方案不得不完全廢棄。
承認這些不同的角色在組織空間的生產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重要的，因為它提供了進一步的證據，表明管理教育的方向並不僅僅受到關鍵領導角色的影響事實上，正如本文中的分析所顯示的，即使那些擔任關鍵領導角色的個人對他們希望自己的商學院如何發展和運作有著非常清晰的想法，但將這些願望轉化為任何具體現實的過程都很少是直截了當的因此，在這方面，本文提出的案例為那些呼籲更多地認識到美國化過程和單個商學院的歷史軌跡可能受到組織外部的行動者和團體的影響和塑造的人增加了分量傑里奇和阿姆達姆公司。
除了承認這些外部因素所發揮的作用，本文的分析還指出，管理教育的歷史學家需要更多地關注物質和地形因素在促進、限制或挑戰美國管理教育模式在世界各地的引入方面所發揮的作用。
事實上，正如本文的分析所強調的，商學院不會也不可能脫離其物質和地形環境而獨立存在。
相反，它們都不可避免地在物理上嵌入到特定的地理位置，每個位置都有其獨特的物理約束、規劃規則、建築風格和建築實踐.在倫敦商學院的案例中，這些因素在學校永久住宅的規劃和開發過程中尤為明顯，當時嚴格的規劃法規、高昂的土地價格和普遍缺乏發展空間都直接影響了建築的最終位置和設計。
結果，儘管最初雄心勃勃，但該機構的創始人最終被迫建立了一所商學院，儘管具有一些明顯的美國影響(如哈佛式的演講室)，但無論是在設施還是美學方面，都與他們最初試圖效仿的美國機構截然不同。
然而，與此同時，本文的分析表明，這些物質和地形因素不僅影響了學校創始人的規劃和設計選擇，還對倫敦商學院的戰略方向和機構身份產生了長期影響。
最明顯的是，倫敦商學院的設施相對靠近倫敦的金融和商業區——倫敦是全球最著名的商業城市之一——這一事實意味著，倫敦商學院能夠宣傳自己是一家與當今全球市場潮流有著無與倫比聯繫的機構。
事實上，在他們目前的宣傳材料中，他們將自己描述為與這座城市共生相連:「自信、迷人、全球化——倫敦是一座文化和金融之都地球上每一所領先的機構都在這裡，全球三分之一最大的公司也在這裡我們的MBA反映了這座非凡城市的實力和活力」同樣，儘管需要保護和保留其校舍的某些歷史特徵(如拉特克利夫大樓的納什立面)可能曾經阻礙了他們創建一所美國風格商學院的雄心，但今天，這些歷史正面和古典設計特徵自豪地展示在倫敦商學院的宣傳材料中，以強調學校的獨特宏偉，並幫助推銷他們的校園是一個「植根於倫敦歷史建築的最先進的學習環境」。
換句話說，儘管有點計劃外，儘管最初造成了一些挫折，但在與美國頂尖商學院的持續競爭中，商學院的地理位置仍是其關鍵戰略資產之一。
16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倫敦商學院尋求利用和整合其在倫敦歷史悠久的地區之一的位置作為一項關鍵戰略資產的方式，對於更廣泛地理解商學院如何試圖打造獨特的身份非常重要，因為它清楚地說明了「對一個地方的描述、定義和識別總是不可避免地不僅干預了地理，而且至少隱含地干預了(重新)講述當前的歷史構成」。
此外，它還表明，如果我們想充分理解不同國家背景下美國化的長期後果和『開放式』性質，那麼我們還需要更加關注物質和地形因素在塑造單個商學院的歷史軌跡方面已經發揮並繼續發揮的作用。
最後，作為一種警告，當然應該注意的是，與這一特定領域的許多其他研究一樣，本文主要圍繞一所特定商學院的歷史軌跡展開。
雖然很少有人會質疑倫敦商學院以及曼徹斯特大學商學院(MBS)的出現對英國管理教育的歷史有著特殊的意義，因為「它們有助於形成一個國家結構，使眾多其他管理教育和培訓項目能夠在它們之下占據一席之地」——它不一定是一個典型的英國商學院的代表機構特別是，儘管英國大多數其他商學院(包括MBS)現在都提供一系列本科、研究生和高管課程，但倫敦商學院仍然主要專注於美國式的高管教育項目。
市場需求、教育傳統或制度壓力等各種因素當然可以用來解釋這種獨特性；然而，或許還值得考慮的是，與其它英國商學院相比，與商學院規劃和建設相關的物質限制和其它偶然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倫敦商學院所走的獨特道路。
例如，有人認為，20世紀70年代的MBS高管教育課程沒有取得與倫敦商學院相同的成功的原因之一是，MBS課程是在「內城建築中舉行的，在美學上無法與倫敦商學院的Regents Park住宅相比」。
同樣，也有人認為，美國教師和美國學生都更願意去倫敦商學院旅行，花時間在那裡，因為倫敦商學院比倫敦商學院擁有地理位置優勢.諸如此類的自然和地理因素在多大程度上直接促成了墨爾本商學院(以及其他英國商學院)的不同歷史軌跡，這個問題超出了本文的範圍，但我們希望未來的研究將進一步探索美國管理教育理念在英國和其他地方的傳播是如何受到這些外部因素、物質限制以及與商學院規劃和建設相關的其他偶然因素的影響和塑造的。
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主要建築位於相對靠近倫敦主要商業和金融區的地方，因此給了員工和學生更大的空間與世界上一些最大的公司建立聯繫和合作，這被認為是倫敦商學院相對於其美國競爭對手此外，隨著商學院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更加重視吸引海外學生，倫敦人口的多樣性也開始日益凸顯，宣傳材料強調「在今天的倫敦，歐洲、亞洲和美洲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作為一所商學院，我們在這種融合中有自己的角色」。
參考文獻
[1]郭婧.英國高校教育智庫運作模式及資源保障研究——以倫敦大學教育學院為例[J].中國高教研究,2014,(09):7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