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歷了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前一個階段的深厚積累，英國於1660-1760年左右正式步入了消費社會，消費從此開始成為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革的重要影響因素。
消費空間的擴展是我們衡量消費社會是否形成的重要標準。近代早期倫敦消費空間擴展的因素較為複雜，涉及到物質與經濟基礎、身份認同和消費理念等多個根本方面，因此我們需要分別進行深入地探討。
結合當時逐漸清晰的三級社會分層來看，農業發展為新興的中等階層提供了經濟基礎，使得他們擁有超越基本生存需求的購買力，以講究體面的生活方式來維持這一階層的身份認同。
同時，英國國內外貿易的興旺發達從供給的層面為倫敦這一巨大的消費市場提供了種類繁多的商品，使人們滿足消費需求的欲望得以實現。
此外，近代早期民眾長久以來都受到道德觀念的困擾，認為過度滿足發展型需求的購物休閒行為是墮落的。在經歷了奢侈消費的大討論後，人們逐漸對消費有了正確的認識，形成了講究體面舒適但又不鋪張浪費的健康消費觀念，為消費空間的進一步擴展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國內外貿易擴展了消費空間的基礎
國內外貿易的擴展也是倫敦消費空間大量湧現的重要條件之一。通過海內外貨物的流轉，倫敦民眾可以消費的商品得到了極大的豐富。消費空間的擴展具備了充足的物質基礎。
出於對東方神秘異域世界的探尋和對黃金、香料等奢侈消費品的極度渴求，15世紀以來西方探險者們揚帆遠航，開展了地理大發現與新航路開闢運動，使得全球形成了以歐洲為中心的商品貿易網絡。隨著貿易中心由地中海向大西洋沿岸的轉移，比利時的安特衛普取代了從前的佛蘭德爾、威尼斯等地，一躍成為國際貿易中心。
因與安特衛普隔多佛爾海峽相望，倫敦憑藉其占據大西洋黃金航道地理優勢把握住了經濟脈搏，在英格蘭第一大城市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成為全國最重要的海外貿易港口和物資集散地，與法國、德國、義大利等歐洲大陸國家產生了密切的商業往來，並逐漸獲得了全球海外貿易的掌控權。
與荷蘭阿姆斯特丹的轉口貿易有所不同的是，由於英國形成了以倫敦為中心的商品生產流通擴散網絡，因而大部分進口商品作為消費品湧入千家萬戶，被國內各地以中等階層為主體構成的龐大消費群體所消化吸收。
17世紀中期前後，來自中國、印度等亞洲國家和美洲殖民地的商品和原材料成船大規模輸送至英國，使得英國貿易進口量大幅度增長，刺激了本土居民對茶葉、瓷器、香料、菸草、咖啡、巧克力和棉布等異域物品的狂熱消費需求，宏觀經濟也因此得到快速發展。
保羅·斯萊克的研究揭示，英國在17世紀下半葉比以往的任何時候都更加富有，人均國民財富高於1500年以來的任一時期。國民生產總值在17世紀翻了一番，國內居民的平均收入在17世紀50年代到18世紀初的50多年間增加了50％。
人口的減少和與東印度群島貿易的擴大是造成這種繁榮原因之一，對更多消費品的渴求則是另一個關鍵因素，它增加並維持了經濟貿易需求。「高生活水平」對經濟增長起到了促進作用，甚至其批評者也難以否認這是物質進步的象徵。
正如同時代人在提到海關帳目時所說的那樣：對外貿易的規模正在不斷擴大，尤其是歐洲大陸以外的貿易急劇增長。英國從亞洲的進口在1660到1680年之間增長了四倍，到了1700年，美洲和亞洲貢獻了進口總量的三分之一，其中一部分的進口商品的再出口占據了英國出口總量的近三分之一。
在國內市場的消費需求和奢侈品貿易巨額利潤的雙重推動下，英國進一步加大了海外貿易和殖民擴張，形成了以三角貿易和亞洲貿易所構成的雙線利益鏈條。英國奴隸販子先將本國生產的鏡子、小刀、懷表、玻璃彈珠、金屬器具等價值低廉的工業製品乘船運至其在非洲西海岸的殖民地，
通過一系列手段從當地的非洲部落酋長手中換取因戰敗被俘的其他部落黑人奴隸，隨後再裝回船上運往美洲，成為當地熱帶種植園和礦山中廉價的勞動力。截至18世紀中葉，英國從事的販奴貿易規模已穩居世界第一，超越了西歐所有的國家。其專門用於裝載黑人奴隸的商船有近兩百艘之多，僅一次航行即可將數萬名奴隸輸送至美洲，足見其奴隸貿易規模之大。
此外，西非地區還能夠為英國工商業提供一些零星的原料，如木材、棉花、樹脂、象牙等，還有從當地人手中收來的少量金沙等貴金屬資源，一定程度上彌補英國本土的原材料供應的不足。
當時英國在美洲的殖民地主要包括西英屬西印度群島和英屬北美殖民地。其中西印度群島因長期殖民入侵形成了畸形的甘蔗種植園經濟，主要生產以甘蔗為原料製成的糖塊和糖蜜，出口至英國供本國居民消費或轉口其他歐洲國家，此外還栽種菸草、咖啡、可可、香蕉等熱帶經濟作物。北美殖民地北部以出產毛皮、木材、穀物等為主，南部則發展了大種植園經濟，為英國本土提供大量優質的菸草和棉花，成為英國紡織業原料的供應地。
然而，殖民地的貿易並不是對英國本土的單向輸出，英格蘭始終也在向殖民地提供其無法自產的食物和生活用品。由於殖民地對英國本土輸送的商品具有較高的依賴性，因而殖民地與英國之間的貿易航線一直無法動搖，是三角貿易處於穩固狀態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