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商業為官府控制，一般而言，經商者都是官府、貴族、官僚、色目人。由於受到官府、大官僚的壓制，元代民間商人大多是小商小販。
元統一全國之後，逐漸遼闊的版圖為南北交通提了極大的便利，這為商業往來、物資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民間從事商業的人也日趨增多，乃至有「舍本農，趨商賈」之說。
進而，民間商人的力量逐漸增強。這說明,當時社會經商已成為人們謀生途徑中的一種風尚。進而，在當時社會上湧現了一批民間商人，例如河南的姚仲實，徙居大都，各地行商，累資巨萬。
元明之際，江西清江板城商人多遠赴西安、雲南從事商業貿易，為獲得利益不辭勞苦、背井離鄉不僅是這些個體民間商人的經歷，也是民間商人的共同經歷。
無論是個體民間商人還是民間商人集團，從他們的從商曆程來看，有兩個共同點：一是他們都占有著巨額的社會財富；二是他們經商的途徑大多是歷經長途奔波。有些民間商人甚至為經營生意客死他鄉。在元雜劇中，這樣的商人形象也普遍存在。
然而這些人均是職業的客商嗎？顯然未必，這其中有一些則是傳統意義上的豪強地主，即本文論述的員外。
地主性質
金元之際，民族間的戰爭造成了當時社會的極大混亂。在這種形勢下，無論是富豪還是平民百姓，大家的身家財產都受到了嚴重的威脅，甚至造成了「衣冠士族，強者戮，弱者俘」的局面。
在這種環境下，富豪地主紛紛力求自保，蒙古統治者對他們也制定了相關的籠絡政策。一方面，地主豪紳在周邊地區具有一定的威望和號召力，其鄉之人倚之為重。
這些地主豪紳的自求富貴之路，巧妙藉助了相鄰的響應，各據一方，一度形成了勢力不均的諸多武裝勢力。如張柔能聚宗族數千家、程琢曾以私財集壯士二萬；另一方面，蒙古統治者想要在中原建立起長久的統治，就需要籠絡社會各界的勢力為己所用，這是官僚地主興起過程中有力的外部因素。
成吉思汗時期，十分重視人才，木華黎受命轉征後，加大了對漢族武裝地主的爭取力度，且在實踐上，還形成了具體的實施辦法。在漢族地主們接受蒙古達魯花赤的監督並答應出兵、出質、納貢的條件下，授予他們百戶、千戶、萬戶等蒙古官職。
此外，社會上還有一些非官僚地主存在。他們的勢力和地位遠不如可以組織軍隊，獲得官稱的官僚地主。但他們在獲得財富方面也有著自己的手段。一般而言，他們通過災荒年代低價收買、戰亂時強行霸占、摧殘鄉民等殘暴掠奪的方式占有了大量土地。
這種非官僚地主饒有家財的情形，在元雜劇中，也有大量表現，如《伊尹耕梓》中的伊員外「積蓄多年、廣有錢穀，家業頗豐」、《看錢奴》中的賈員外有「鴉也飛不過的田產」等等。
元雜劇員外形象分類
元雜劇里絕大多數人物都是類型形象，這些形象具有類型性特徵。本節試圖通過一定的分類標準，對元雜劇中的員外形象進行類型化研究。
因為員外形象均屬富豪，地位相當，而氣質剛柔又比較抽象，所以其地位、氣質本節不做討論，僅以善惡為標準將員外進行分類。善良的員外形象包括：義氣慷慨、志趣高雅兩種。惡毒的員外形象包括為富不仁、附庸風雅兩種。
義氣慷慨的員外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受傳統儒學義利觀的影響，除司馬遷《史記》中曾為地主、富人立傳之外，歷代文學家對富人形象鮮有涉足，更不用說去對一些富人身上的某些閃光點進行深入挖掘。
由於宋元時期經濟的繁榮及市民階層的崛起，富人們就逐漸進入文學家們的視野，進而，形形色色的員外形象才有機會出現在元雜劇中。其中，不少仗義疏財型的員外為元雜劇增添了人文色彩。
例如劉唐卿《降桑葚》中平素間多行善事、愛交善友良朋的員外蔡寧，在延岑經歷悲慘遭遇時，他熱情款待了延岑，還贈予他「暖衣一套，銀子四兩作為盤纏」作別。蔡員外對陷於困境的延岑，十分同情且仗義疏財，體現了員外形象溫情的一面。
再如無名氏《羅李郎》中的羅李郎，面對好友蘇文順、孟倉士的求助，羅李郎慷慨解囊。但作為蘇孟二人的債權人兼好友的羅李郎拒絕了蘇提出立文書當證見的主意，道「既為友義，豈論錢財，咱意相投，情相睦，索甚立質當文書。」
雙方擬定了溫情的君子之約，蘇、孟對此十分感激，臨別交代「則望哥哥看覷這兩個孩兒。」面對蘇孟二人的不舍、顧慮和擔憂，羅李郎作為好友，慷慨解囊之餘，還十分細心地承諾「您兒女就是咱兒女」，讓蘇孟二人了無牽掛地前往科考之路，這更能體現羅李郎為人的善良。
羅李郎履行承諾，待孟倉士之子湯哥，視如己出，甚至溺愛湯哥乃至造成湯哥年少時「逐日飲酒非為，不依公道」的生活狀態。此外，他還做主將蘇文順之女定奴許給湯哥，主持二人婚配成家，並扶養二人所生的孩兒受春。羅李郎對湯哥、定奴之心，可謂是與生父無二。
又如無名氏《劉弘嫁婢》中的員外劉弘，對前來求助的已故落魄士子李遜妻兒張氏和春郎，其妻王氏曾提醒他「你看他母子兩個，一身重孝，來俺家來，則怕不利麼……齎發他些錢物，著他回去罷。」面對妻子顧慮，劉員外大義凜然，堅持收留張氏母子，可謂是不顧個人安危，救人於水火。
此外，賣身葬父的蘭孫被劉弘員外之妻王氏買來當作劉家妾室。劉員外拒絕趁人之危，反將蘭孫許配給暫住家中的春郎。他對春郎、對蘭孫，不僅僅是危難時刻經濟上的傾力相助，與羅李郎相同，他還關注春郎的婚姻大事。這就增添了劉員外君子成人之美的風度。
《降桑葚》中的蔡員外、《羅李郎》中的羅李郎、《劉弘嫁婢》的劉弘，他們都是坐擁萬貫家財的富豪，但他們並不像那些為富不仁、對貧苦人民盡情毫無良知的巧取豪奪的員外一樣，而是以自己的能力，在人們遇到危難時，雪中送炭；在落魄士子赴京趕考時，慷慨解囊；對前來求助的人，有求必應……這一部分義氣慷慨型的員外形象在元雜劇中的出現，體現了人性善良溫情的一面。
也針對人們一貫將富豪、員外形象與壓迫人民、慘無人道的形象相聯繫的現象，對員外、富豪進行了正名。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劇作家對員外這類富豪階層良知的呼喚。志趣高雅的員外。
元雜劇中，也有著文化程度較高的員外形象出現，他們不僅擁有財富，還因幼習儒業而具有超乎常人的旨趣和家國情懷，他們會成人之美、會因日常小事而聯想至普通民眾乃至國家的福祉。
例如無名氏《九世同居》中的長者，以尊卑有序、忠孝齊家而聞名，還建造學堂，培養出的後代能文能武。最終其後代們也都考取了功名，這體現了儒家思想對一些員外的影響。
再如劉唐卿《降桑葚》中的蔡寧員外，其孩兒「幼習儒業，涉獵經史，講明聖人書，飽諳古今事理，學成大才……」，可見蔡員外對學識的重視。他對孩兒的培養十分重視，自身還具有高雅的志趣。
「時遇盛冬天氣，朔風大凜，密布彤雲，紛紛揚揚，下著這國家祥瑞。」蔡員外感慨之餘便「請幾個年高的長者，賞雪飲酒。」他的客人夏德潤道「感應的風調雨順，大收禾稼……」，仇彥達道「這般大雪非常，方今太平盛世，此雪是國家之吉兆，單應來春天下青苗皆發，必然大收也……。」
蔡員外與好友夏長者、仇長者三人，遇雪飲賦詩酒感慨。且不說他們的詩如何，這種審美情趣和國家情懷，必然達到了一定的思想境界。《合汗衫》中，員外張義也有同樣的賞雪飲酒的情節。
元雜劇中的一些員外形象，對尊卑有序、忠孝齊家、心懷天下的儒家思想的踐行，既體現了儒家思想在當時的社會地位，又體現了一些員外的高雅志趣。為富不仁的員外。「奪泥燕口，削鐵針頭，刮金佛面細搜求：無中覓有。鵪鶉嗉里尋豌豆，鷺鷥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內刳脂油。虧老先生下手！」
元曲中，一曲譏貪小利者，以誇張的手法，辛辣的筆調，風趣地將當時社會上的貪婪者為了利益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描述得淋漓盡致，此曲還反映了元代現實社會中貪婪者的醜態。元雜劇舞台上的一些為富不仁的員外形象，也是這類貪婪惡毒人物的再現。
如無名氏《焚兒救母》中，王員外「咒連天誓說道無虛曠」。可謂是十分「誠懇」，其實不然，他以售賣假藥的方式謀取利益，給貧困的張屠一家，帶來了極大的災難。此外，王員外還去賣紙錢，劇中，他自己承認「去大安神州做一遭買賣，到那裡賣與人的紙錢，上了神靈，我又將賣」，重複利用廟宇里的紙錢無限循環換取金錢。
王員外這種謀取利益的手段，竟做到了利用供奉神明紙錢的地步，可見其肆無忌憚的程度。他甚至還自鳴得意：「行好的倒無錢，又無兒女，但我瞞心昧己，倒有錢又有兒。我看來除死無大災。」可見，他對自己的卑劣行徑有著清楚的認識，但他並不思悔過，反為沒有遭到報應沾沾自喜，滿足於自己目前的幸福美滿的現狀，一個追求金錢利益而喪失良知的員外形象躍然紙上。
再如關漢卿《五侯宴》中的趙太公，其「渾家劉氏亡故」，撇下未足月的小兒。為了擺脫困境，他給孩子尋了奶娘李氏。後來，趙太公不但不履行免去李氏苦的承諾，還私下將李氏的典身文書改成了賣身文書。
這使李氏的一生的自由，都困在為趙家無休止的勞役之中。趙太公為了自己的兒子，命李氏摔死她自己的孩子，還說：「摔殺有甚事，則使得幾貫錢！」作為母親，李氏悲痛欲絕，對他百般哀求，趙太公才提出折中的解決辦法，要求把她的兒子送走、送人。
趙太公這種只顧自己的孩子，對李氏母子血濃於水的親情卻視而不見的冷漠，可見一斑。他臨死前，怕李氏反客為主，侵吞家財，交待自己已長大成人的孩子趙脖揪不要叫她奶媽，要叫王嫂，要對她朝打暮罵。
趙太公的忘恩負義，對李氏的奴役，使觀眾看到了財主們冷漠無情的嘴臉。趙脖揪對李氏的態度，可謂是比其父更勝一籌。他交待李氏苦役，為難刁難兼而有之。對李氏飲牛提出苛刻要求：「休濕了那牛嘴，若是濕了我那牛嘴兒呵，回家來五十黃桑棍。」
在趙脖揪極度殘忍的壓迫之下，李氏因失誤懼怕被怪罪，欲自縊而亡。趙太公父子對李氏奴役壓迫程度，可謂是無情無義、違背人道。
又如鄭廷玉《看錢奴》中的賈員外，雖然有著「鴉飛不過的田產」，卻是一個鐵公雞，從不施善於人。僅有的萬貫家財並不能保證家庭的幸福美滿，「空有家私，無兒無女」的他，想收養個孩子。
恰巧周榮祖家道中落，無錢養子，便以陳德甫為中間人，將孩子賣給賈員外。賈員外要求文書內容為「當日三面言定，付價多少。立約之後，兩家不許反悔，若有反悔之人，罰寶鈔一千貫……。」
文書並沒有直接言明付價多少，誰該付與誰，而是說當時兩家與中間人三面言定，賈員外給了自己日後賴帳的漏洞，又定反悔方罰錢一千貫。這對賈員外來說，就是穩賺不賠的買賣。
而待陳德甫領來孩子，賈員外帶著孩子便走，陳德甫問他要錢時，賈員外說「隨他與我些吧」。陳德甫對此十分詫異，說好出資收養別人的孩子的賈員外卻要求生父生母付與他錢。且賈員外還有一套「花錢不買張口貨」的理論，並以文書反悔者罰錢一千貫相威脅。
陳德甫苦口婆心與賈員外交涉，最後賈員外才答應出四貫錢給周榮祖。劇中的賈員外收養小孩反問其生父母要錢神奇邏輯，揭示了及他對雙方說定文書的極大決定權和解釋權。這些違反常理的細節，自然能使觀眾捧腹，但之後呢?必然體會到以周榮祖為代表的貧苦人民被員外們壓迫的無奈和悲涼。
《焚兒救母》中的喪失誠信泯滅良知的王員外、《五侯宴》中，冷漠無情慘無人道的趙太公父子、《看錢奴》中，慳吝無比，寸金必爭的賈員外。他們都為達到自己的利益，不惜以別人的自由、幸福、生命為代價。
附庸風雅的員外。與旨趣高雅的員外相對，也有一些員外的「高雅」，只是流於表面。他們靠鸚鵡學舌來標榜自己的「學問」，甚至還冒名頂替他人官職，還有的，德不配位，坐擁萬貫家財卻慳吝苛刻，待人刻薄，還妄圖以「財主老員外」的稱呼獲得尊重，並以此來彌補自己內心的自卑。這些，都是惡毒的員外形象在元雜劇中的具體演繹。
如馬致遠《薦福碑》中的員外張浩廣有莊田，他「是個莊家」，自身有限的學識使他對滿腹文章的秀才張鎬充滿了好奇，便熱情主動地詢問其姓名，如果說張浩的這種表現，是對知識的渴望，對文人的尊重。那麼他對在學堂偷聽來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反覆濫用，便是他內心深處自卑的表現。
自身對知識的匱乏，使其對知識的態度也極度偏執，這種自卑的心理，後期則扭曲為伺機冒名頂替張鎬的官職的卑劣行徑。
又如鄭廷玉《看錢奴》中的員外賈仁，前半生本是泥瓦匠，文化程度不高。他在收養小孩與對方立文書時，找的中間人陳德甫自然是有學問之人。
立文書時，賈仁執意自稱自己為「財主老員外」，陳德甫云：「誰不知你有錢，只要員外勾了，又要那財主做甚麼？」賈仁雲「陳德甫，是你抬舉我哩？我不是財主難到叫我窮漢？」陳德甫云：「是、是、是，財主，財主」。
二人的對話，文盲與文人形象的對比，令人捧腹。賈員外執意強調自己是財主而不是窮漢，一方面，他是渴望因錢財而被人尊重，另一方面，也暗示他因前半生的窮困潦倒而自卑，對因非正常手段得到的財富而心虛。
與陳德甫的這一番爭執，體現了賈員外財大氣粗、妄想通過財富得到大家尊重的附庸風雅的形象。附庸風雅這類員外形象，體現了元雜劇中一些員外形象雖然物質上富足，但精神文化方面極度匱乏，他們的出現，增加了元雜劇中的笑料，推動了劇情的發展，同時也承載著劇作家對現實中存在的一些暴發戶形象的譏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