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寫曾熙、李瑞清兩師遺像 1931年6月作
一
辛亥革命後，李瑞清以「清道人」名號隱遁上海，鬻書為生。雖然經濟上的拮据和困頓依舊，但已可免饑寒之苦。美中不足的就是要忍受寄居異鄉、知交零落的孤寂之苦，這時他想起了同樣處在抉擇關口的好友曾熙。1915年秋，曾熙出遊西湖，旋即赴上海看望好友。李瑞清藉此機會，極力邀請曾熙同來上海鬻書，事情原委披露在1915年冬《大同月報》上刊登的《衡陽曾子緝鬻書直例引》中：
今年八月，曾季子出遊西湖，遠來視余，余因止之，留滬上以鬻書，曰：髯昔不能以術取卿相，沒人財帛以自富，今又不能操白刃以劫人，為盜賊稱豪傑，直庸人耳。今老且貧……鬻書雖末業，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無捐金之事，操三寸之觚，有十倍之息……它日吾與子起家巨萬，與英美巨商之主者埒富，亦其常也。曾季子捧腹大笑曰：敢不如子言！
這次懇談成為影響曾熙和李瑞清藝術生涯的重要轉折點。是年，曾熙開始在上海留居，得以與李瑞清、李瑞奇、譚延闓、譚澤闓、鄭孝胥等友人朝夕過從。但並未攜帶家眷，顯然其內心對能否以鬻書營生還是略持保留態度的。直到1917年，才攜妻子舉家移居上海。是時，李瑞清經過幾年積累，已經在海上聲名鵲起。在他的力推下，曾熙也很快融入上海書畫市場，上門求字、求學者漸多。客居上海的幾年間，曾熙、李瑞清和譚延闓兄弟、向燊、沈曾植以及張大千、張善孖、蔣國榜、馬宗霍等弟子交遊密切，共同研討藝術、鬻書賣畫、品藏碑帖、宴飲集會，留下了大量精品力作。遺憾的是，「南曾北李」在上海共同活動的時間並不算久。1920年，李瑞清即因中風，在上海寓所離世，身後蕭條，令人感慨。曾熙為好友料理後事，並為之精選墓地，歸葬於南京牛首山。
二
李瑞清不遺餘力推舉曾熙，曾熙也感念李氏深情，與其共同培養弟子，凡拜曾熙為師者，均同時引薦到李氏門下。對此張大千回憶道：「我們曾老師人最厚道，對我們李老師感情最摯，李師在民國初年家境困窘，曾師把學生都介紹到李師門下，凡是有人向曾師求題字的，曾老師說李梅庵的字比我寫得好，你們應該去找他。當年題字多有潤格，曾師用意良苦，很技巧地為『清道人』增加收入，其胸襟風範，重道義而知體貼的仁厚作風，令人感動。」事實證明，這種不設門牆，鼓勵學生轉益多師的教育理念是非常開明且成功的。張善孖、張大千、馬宗霍、胡小石、姜丹書、李健等一大批書畫界、文化界的大家名流，皆出二人門下，一時成為藝苑美談。在一眾門人中，藝術稟賦、成就和聲譽最高的當數張大千。
關於張大千拜師曾熙和李瑞清的具體時間，曾有1919年和1917年兩種說法。目前來看，已經有三條證據可以確證張大千拜師在1917年。一是曾熙《張善孖畫例》中曾有「髯居上海之三歲，季爰居門下」之語，以1915年曾熙寓居上海算起，「三歲」正好是1917年。二是李瑞清曾有書贈張大千的一幅「此亭惟爽塏，厥詞不浮華」聯（上圖），上款為「季蝯仁弟索集鶴壽字本字」，下款為「丁巳四月，清道人」，可見1917年張大千已經拜入李瑞清門下，拜曾熙更在此前。三是2011年發現的張大千題「千秋萬歲」六朝銅鏡銘拓片中云：
壽世之竟（鏡），秦漢為多，六朝物僅此一見。五年前，曾以之壽梅師。梅師沒，不願假作它人壽，重以筠庵先生命，完我趙璧，爰脫之以公諸愛我兼竟（鏡）者。壬戌五月既望，德庵先生索搨片，因識數語於此。大千居士爰。
壬戌即1922年，往前推五年即1917年。張大千和曾熙、李瑞清三人的敘述足以互證，坐實了1917年說，為這樁聚訟紛紜的公案畫上了圓滿句號。根據現有資料，張大千1916年冬遊學日本，1917年春返滬，拜曾熙和李瑞清為師，學習詩文書畫，後奉二兄張善孖之命，再赴日本京都學習染織，直到1918年重回上海，繼續在曾李門下學藝。由於1920年李瑞清早逝，故而張大千從李氏學書時間並不算長，沾溉更多的是曾農髯的書畫藝術和道德文章。
除了書法技藝和碑帖鑑藏，張大千和張善孖兄弟喜好「四僧」，特別是八大、石濤的繪畫審美趣尚，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曾熙和李瑞清的影響。美術史學家俞劍華認為，正是張善孖、張大千兄弟到上海後對石濤、八大不遺餘力地購藏，才使得石濤、八大的繪畫開始受到人們的廣泛重視，推動了其市場價格的上漲和學習者的與日俱增，最後形成了家家石濤、人人八大的壯觀局面。晚年曾熙掛潤鬻畫，其中大量題材以石濤為取法對象，旁涉八大、石田、石溪等諸家，與張大千早年的藝術創作取向基本一致。張大千也經常出示畫作向曾氏請教，如《曾熙年譜長編》甲子（1924年）八月中有載：「青藤長幅卷十六段中，寫風竹一枝，頗嫌放肆，因臨大滌子青菜一顆補入之。此卷得自蜀中盧雪堂先生家，並記此。甲子八月，臨奉農髯夫子大人誨正，弟子爰。」可見，曾熙不僅指導張大千的書法，晚年還指導他的繪畫，堪稱其書畫藝術之路的領路人。曾熙去世後，留有一幅未完成的畫作，張大千在恩師寓所見之，想起以往種種，悵然神傷，拿起畫筆，為之補色並題款曰：「此先農髯師未竟之作，癸酉十二月弟子張爰敬補並設色。」這件舊物成為師徒二人昔日書畫情誼的最後見證。
三
李瑞清曾言：「余喜學鼎彝、漢中石門諸刻、《劉平國》、《裴岑》、《張遷》、《禮器》、《鄭道昭》、《爨龍顏》之屬，自號北宗；季子則學《石鼓文》、《夏承》、《華山》、《史晨》、太傅、右軍、大令，尤好《鶴銘》《般若》，自號南宗以相敵。」實際上，曾熙和李瑞清在學書理念和取法路徑上有同有異。同的是二人都對三代鼎彝和秦漢石刻極為推崇，這與他們「求篆必於金，求分必於石」的學術思想相表里；異的是李瑞清更偏重漢魏六朝中的「方筆」一路，以「顫掣」之筆追刀刻斧鑿之意，而曾熙則用功於「圓筆」一路。
從三代、秦漢下至兩漢六朝，是曾熙、李瑞清指導門人學書的基本思想，入室門人必先在老師的安排下學習各種經典名碑，知其源流，方可按照自己的興趣進行專攻。曾熙1921年寫就的《隸書課徒卷》，即是這一教學思想的具體呈現。楊詩云《張大千用印詳考》中收有一方印章「夢闇二十後所作秦漢六朝書」，印文的內容正是張大千上海拜師後那段時間學書的取法對象。
贈張大千論書橫幅 曾熙
從現有資料來看，張大千書法早期受李瑞清影響較大，特別是對六朝碑版的浸淫和黃庭堅行書的體悟，為中宮緊收、四周輻射、斂縱有度的「大千體」的形成奠定了基礎。然綜合而論，無論從學習時間跨度還是風格相似度來看，曾熙對張大千的影響都遠大於李瑞清。「大千體」中的部分個性特點來自黃山谷，實際上更可溯自《瘞鶴銘》。一方面黃庭堅書法本身受《瘞鶴銘》影響至深，自稱「大字無過《瘞鶴銘》」，其書法中已充分吸收《瘞鶴銘》的精髓；另一方面，曾熙和好友李瑞清都異常寶愛《瘞鶴銘》，臨池不輟，在老師們的指導下，張大千自然對之用功頗多。1919年6月，曾熙在一封給張大千的回信中寫道：「尊臨《鶴銘》蓋髯法，非李法也，甚好。吾道有傳人矣。」這也證實了張大千學《瘞鶴銘》，受曾熙影響更深一些。對於近世各家師承脈絡，鄭逸梅曾有一段闡述，可資參證：
當代書家學沈寐叟者，有馬一浮、王蘧常、鄒夢禪、謝鳳孫等。學康有為者，有蕭嫻、劉湘、李培基等。學李瑞清者，有李仲干、劉海粟、劉介玉等。學曾農髯者，有張大千、蔣國榜、馬企周等。學吳昌碩者，有王個簃、趙雲壑、費龍丁、汪英宸、趙漁村、吳東邁等。
張大千書法中的「澀筆」來自曾熙和李瑞清。曾熙和李瑞清浸淫三代金文，從「古篆」筆法獲得靈感，在篆、隸、楷等各體中施以「澀行」筆法，凸顯線條的「篆籀氣」「金石氣」以及立體感。從目前可見的張大千臨《瘞鶴銘》《張黑女墓誌》及其各體大字書法創作中，都可清晰窺見這種筆法的形跡，與曾熙、李瑞清書作合觀，便可知其所從來。
四
1930年曾熙去世，張善孖、張大千兄弟撰輓聯：「揮毫與梅庵缶老齊名，北派南宗，試問一代書家，虎臥龍跳誰抗手；及門似長公潁濱昆季，東塗西抹，愧對數行遺墨，山頹木壞劇沾襟。」張大千不僅親自從上海扶靈柩送先師回衡陽下葬，並且鄰墓築廬，風雨不移，守墓達一個月之久。此外，他還多次到衡陽曾師墓前祭悼，其執禮勝似父子。張大千晚年在台北摩耶精舍居住期間，在客廳最顯眼的位置懸掛著曾熙和李瑞清兩位老師的對聯，以志不忘師教。
為了讓恩師德范永昭，張大千之兄張善孖撰寫了《曾農髯夫子之孝思》，發表在1930年9月26日《申報》上，將先師的高風亮節公之於眾。張大千晚年也寫了《記我的曾李二師》，回憶與曾熙、李瑞清的翰墨情緣。無論從藝術還是教育的視角審視，曾熙和李瑞清都是成功的，張大千在他們的指導下，不僅成長為二十世紀美術史上卓有成就的名家巨匠，也成為坊間津津樂道的重情重義、血肉豐滿的傳奇人物。
本文為《曾熙 李瑞清 張大千楹聯百品》（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序，有刪節
作者：王高升
編輯：錢雨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