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瞬息全世界:馬來西亞華人的蹉跎與盼望

澎湃新聞 發佈 2024-03-09T12:08:43.987968+00:00

在今年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上,華裔女演員楊紫瓊憑藉主演電影《瞬息全宇宙》奪得第95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女主角,成為奧斯卡影史上第一位華裔影后,也是第一位馬來西亞人奧斯卡影后。

在今年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上,華裔女演員楊紫瓊憑藉主演電影《瞬息全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奪得第95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女主角,成為奧斯卡影史上第一位華裔影后,也是第一位馬來西亞人奧斯卡影后。「馬來西亞」也在國際媒體的報導中不斷被提起。

當地時間2023年3月12日,美國加州,楊紫瓊憑《瞬息全宇宙》獲第95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成史上首位華裔奧斯卡影后。視覺中國 圖

在《瞬息全宇宙》中,楊紫瓊扮演的美國華裔婦女伊芙琳·王一遍又一遍地穿越於不同時空,拯救世界。在現實中,馬來西亞華人某種程度上也實現了「瞬息全世界」,他們旅居世界各地,因種種成就被母國譽為「馬來西亞之光」,比如旅台的馬華文學經典作家黃錦樹、2019年獲得科幻文學大獎「雨果獎」的英文奇幻小說家曹維倩(Zen Cho)、憑「羅傑叔叔」形象於全球網絡爆紅的單口相聲演員黃瑾瑜(Nigel Ng)、好萊塢恐怖片導演溫子仁(James Wan)、旅台的知名導演蔡明亮、生長於馬來西亞霹靂州怡保市並穿梭於全球的「海外華人史」研究大師王庚武……

單口喜劇演員黃瑾瑜以華語接受馬來西亞網絡頻道採訪,透露他中學畢業於吉隆坡中華獨立中學。圖源:網絡

幾個月來,《瞬息全宇宙》在各大電影節橫掃獎項,楊紫瓊的馬來西亞人身份已引起了母國輿論的高度關注。楊紫瓊出生並成長於馬來西亞霹靂州怡保;儘管電影從業生涯的足跡主要遍及香港和美國好萊塢,目前旅居法國,但她始終保留了自己的馬來西亞國籍,家人也住在馬來西亞,本人更獲得馬來君主賜予的「丹斯里」等系列封銜。

不過,當馬來西亞人回望楊紫瓊的電影人生涯,難免會有一個疑惑:她到底跟馬來西亞有什麼關係?

「這些人只是手持大馬(代指馬來西亞)護照,成就卻與大馬沾不上邊。」馬國華文媒體《東方日報》的一篇評論寫道,與其不斷宣傳他們的出生地,反倒不如對此進行長遠思考。這個問題也能延伸到所有漂泊於海外的馬來西亞人:為什麼,於各行各業發光發熱的馬來西亞人——尤其是華人——往往在自己的國家以外取得更多的成就?

離開

「我愛我的女兒,我為我的女兒感到驕傲,她是一個勤奮的女孩!」楊紫瓊贏得第95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女主角當晚,她身處吉隆坡的母親譚慧珍接受媒體採訪時連連感慨。

楊紫瓊的成長與工作經歷如「華人寓言」一般。她生於一個富裕的家庭,祖父楊錦坤是「巴士大王」、父親楊建德是留英回國的大律師,且是建國主要政黨馬來西亞華人公會的元老,但這不意味著她可以理所當然地養尊處優。在父母的影響下,楊紫瓊為人勤奮,從小就獲得良好的教育,未成年便已出國留學,甚至在媽媽譚慧珍「先斬後奏」的安排下參加了1983年馬來西亞的選美比賽,並贏得冠軍;當時對粵語還不夠熟稔的她於上世紀80年代來到香港,「摸爬滾打」成了頭號女性武打影星,一路發展到好萊塢,成為最為美國觀眾所熟悉的華裔面孔之一。

當地時間2023年3月14日,馬來西亞吉隆坡,司機們途經一個為祝賀楊紫瓊獲得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而設置的巨大電子廣告牌。視覺中國 圖

楊紫瓊選擇離開馬來西亞發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若要以華人形象登上大銀幕並觸及更廣大的市場,最優的選擇顯然不是自己的國家。卡達半島電視台3月10日報導稱,制約馬來西亞電影工業的因素包括人口特點和政策限制。現有約3020萬人口的馬來西亞並不算是一個很大規模的電影市場。

另據馬來西亞統計局數據,馬來西亞69.9%人口屬於法律定義上被優待的「大地之子」(Bumiputera),涵蓋馬來人以及其他原住民族;剩餘的人口包括22.8%的華裔和6.6%的印度裔。在這樣的一個國家,電影中應該用什麼語言?馬來語、華語普通話、粵語、閩南話、泰米爾語還是達雅克語?許多創作者感到困惑。由於語言分化的特點,馬來西亞本土的大多數電影通常採用單一種族的演員陣容,面向對應種族的觀眾。除此之外,獨特的審查制度也為本土電影的發展帶來限制。

與楊紫瓊相似,許多馬來西亞華人離開故土在外發展,拼搏上進。

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海外馬來西亞人約有170萬,這些人大多數是華裔、印度裔等少數族群。目前在廣州工作的馬來西亞華人阿森是其中的一員,他本科至碩士的學業均在中國大陸完成,曾多次憑自身努力爭取到各類獎學金資助。

阿森參與助選時感受到的選舉氛圍非常濃郁。圖源:阿森

與出自英語中學的楊紫瓊不同,阿森的中學選擇了一所華文獨立中學。

華文獨立中學是一類由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共同籌建、運營的私立學校,以華文為主要教學語言,2021年全馬在各大華文獨立中學讀書的學生有8萬多人。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董總」)是由各大獨立中學董事會組成的民間團體,其自我定義的願景是「引領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永續發展」。上世紀70年代,馬來西亞國家在教育政策上確立了單一文化和單一語言的立場,要求南洋華人建立的各大華文中學接受改制,並停止給拒絕接受改制的中學提供撥款。儘管如此,「董總」、「教總」等華文教育機構仍維持了一批獨立中學的運作,持續至今。長期研究馬來西亞族群政治和社會語言的學者王國璋據此將獨立中學形容為「維繫馬來西亞華文教育體系的關鍵」。

根據阿森向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的講述,他之所以在華文獨立中學(馬來西亞華人民辦私立中學總稱)就讀,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的父母與許多馬來西亞華人一樣有著強烈的華人身份與文化認同。選擇出國留學的阿森並沒有楊紫瓊那樣顯赫的家世。他離開馬來西亞、出國留學的經驗和緣由與許多獨中畢業生類似,出國讀書並不是家境富裕的表現,而是受馬來西亞教育政策所迫。

獨中的辦學質量獲得了許多海外高校的認可,但其統一考試的成績和文憑一直以來都未能獲得馬來西亞政府和公立學校的承認,公立學校還在印度裔、華裔學生的入學比例上嚴格設限(「固打制」)。因此,獨中畢業生往往不得不出國留學,前往中國大陸、台灣、新加坡、澳大利亞、英國等地接受高等教育。

2019年畢業後,擁有中國頂尖高校文憑的阿森其實有不少在馬來西亞的工作機會,但他決定暫不回到故國。一方面,他國際關係專業的知識背景在中國有更多的應用機會,在中國和東協之間建立商業網絡的夢想也讓阿森需要花更多時間在中國耕耘。另一方面,阿森考慮到的因素其實非常實際。他算了這樣一筆帳:「在大馬,本科畢業生能找到比較好的工作是銷售、會計師等工作,起薪在1800到2500林吉特左右(約合人民幣2760至3833元)。如果升職至經理,工資可能可以達到5000至8000林吉特的水平。」

在新冠疫情、「三年三屆政府」的政治動盪、俄烏衝突危機外溢等因素衝擊下,馬來西亞民眾受到了巨大的通脹壓力。

「2022年初,我老家1份雞肉飯的價格大約是5林吉特;同年7月,同樣一份飯的價格已是7.5林吉特。」阿森說,「無論如何,這樣的收入水平與物價壓力讓馬來西亞的工作環境遠遜於美國、新加坡、中國等地。我認為,大馬人出國工作5年就能有相對本土而言非常可觀的積蓄了。出國工作即使依然是在為他人打工,生活質量也未必有大馬高,但這至少能保持穩定的生活水平。」

與阿森的遭遇一致,來自沙巴州的馬來西亞華人阿惠也做出了離開故土求職的選擇。

「我也想回到大馬,但主流公立學校的教職機會很多都不會留給華人。我曾接觸過沙巴州的師範學院,想要應聘英語教師。他們說我很優秀,但以我已30歲為由拒絕了我,我認為這是一種搪塞罷了。」阿惠對澎湃新聞說。

阿惠現於廣東一家高校擔任英語教師。與大多數浸潤在多元社會環境中的馬來西亞人類似,阿惠語言能力很強,熟諳中文、英語、馬來語、客家話和粵語。從華文獨中畢業後,她輾轉於台北和廣州深造,最終獲得語言教育的博士學位。

早在上世紀80年代,馬來西亞華人社群就出現了「跳飛機」的說法。因錫礦業等華人曾經集中參與的傳統產業走向沒落,受教育程度較低的華人在當時紛紛受到失業浪潮的衝擊,許多華人以逾期逗留、非法入境和工作的方式在英、美、澳、日等發達國家「打黑工」。隨著時代發展,這種違規出國現象已近乎絕跡,但出國工作仍是許多馬來西亞人尤其是華人的生計來源。

阿森也提到了馬華社群人盡皆知的「1比3匯率」:1新加坡元約等於3林吉特。「如果同樣一份工作的工資,在馬來西亞是1800林吉特,在更為富裕的新加坡很有可能是1800新元左右,那麼在新加坡工作能賺到的錢就遠遠多於馬來西亞。」阿森說。蒞臨新加坡的柔佛州的官員曾透露,在新加坡合法工作的「馬勞」人數在1990年只有19萬人左右,2019年已接近100萬人。這些「馬勞」中的大多數是華裔,其中不少人最終選擇入籍華人為主要族群、機會更多、競爭更公平的新加坡。

阿森撿起了自己的區域國別知識,無奈地嘆息道:「產業發展不健康,市場上的官商勾結、壟斷與不充分競爭,中小企業難以發展,海外企業落地難……這些經濟困境太多太多,若要跟你一一分析,我都感到無從談起。」根據資料,馬來西亞於1995年邁入中上收入國行列,迄今26年仍無法成為高等收入國家,被認為是「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代表。

回望

新冠疫情肆虐的三年期間,阿惠沒有機會回國。她時刻想念著故鄉的家人和鄉土,珍惜身邊一切和馬來西亞人接觸、和他人討論馬來西亞的機會。

「疫情暴發前我還沒來得及回國,沒想到2020年之後的機會就更加渺茫。我錯過了2018年、2022年兩屆國會大選。2018年首次政黨輪替、2020年喜來登政變、2021年巫統(馬來民族統一機構)重新成為執政核心、2022年安瓦爾成功實現總理夢……這些事情我都是在手機上看到的。」阿惠對澎湃新聞說。

沙巴州的地方美食。圖:阿惠

尤其是在2022年大選前後,阿惠關注社交平台上所能看到的幾乎一切有關馬來西亞政治的信息,從選舉動向、政客演講到專家的分析,以讓自己能理解這場被認為是「最分化、最難預測」的國會大選。因未能親臨現場,阿惠時常擔憂自己看到的信息不夠準確。在與親友電話和線上聊天時,她總是能多問一點就是一點。因此儘管她與故鄉隔著浩瀚海洋,她在描述家鄉華人在參政議政上的糾結、地方上被戲稱為「青蛙」(馬來語Katak)的投機主義政客的所作所為時仍讓人有身臨其境之感:她知道家鄉破敗已久的溝渠、公路在大選前夕突然修好,也敬佩一些親戚從多元社會、清廉政治角度出發堅定支持改革主義政黨的決心。

社會主義黨在迎戰2022年大選。圖源:阿偉

馬來西亞民眾一直有著比較高的政治參與熱情。2018年大選投票率是82.32%,擴大選民人數後的2022年大選投票率也有74.71%,比許多發達國家都要高。許多因素促使各大族群的選民都對當下的政治結構感到不滿,比如前總理納吉布任內有關「一馬公司」的驚天弊案、政治人物的清廉程度、越來越高的生活成本、「捍衛馬來霸權」與「保持社會多元與世俗」的對立政見、制約國家與社會發展的種族矛盾等等。

阿森是這種政治變革和氣氛變化的親歷者。憶起參與「淨選盟」(Bersih)系列活動的場面,阿森仍難掩激動。「在高中課餘的時光,我看到Bersih(馬來文「乾淨」之意)上演,一路從檳城追到吉隆坡。我樸素地想問,為什麼大馬的種種問題都沒有辦法得到解決,為什麼我的國家不能變得更好?」

淨選盟在2006年成立,目的是推動馬來西亞選舉制度和程序改革。2007年至2016年,共有五屆淨選盟大集會舉行。據新華社報導,2015年,時任總理納吉布的「一馬弊案」東窗事發後,淨選盟再度發起了大規模集會向納吉布政府施壓,訴求包括公正的選舉、透明的政府、加強議會民主體系和拯救國家經濟等。報導指出,在淨選盟舉行多屆集會後,當局對其訴求多多少少進行了回應和調整。一些分析指出,淨選盟集會還創造了讓馬來裔、印度裔、華裔等不同族群背景的民眾共同參與到政治活動中的契機。

「曾經,我的父母禁止在家討論民主行動黨等反對黨的動向,後來再也沒有這種禁忌,華社也吹起了『反風』。2008年、2013年、2018年、2022年……每一屆大選,巫統獨大的傳統政黨體制都在鬆動。」阿森說。在2018年大選的時候,阿森恰好有時間回到大馬,他決定在人民公正黨旗下做選戰的志願者。這是一個持多元族群政治立場、與馬來社群關係更為密切、不僅僅由華人支持的改革主義政黨,現任總理安瓦爾便是公正黨的創立人。

「這些經歷讓我深知,選舉也許不過是一場組織活動與政客的遊戲,但這畢竟會決定民眾未來五年甚至是數十年的政治氛圍。我想要做一些什麼。」阿森說。2022年,身處中國的他以郵寄選票的方式參與投票。「我不再心潮澎湃,但我想要盡一個公民的責任。」這其實並不容易,第15屆大選的競選期僅有14天,海外選民依靠一般郵寄流程很難讓選票按時抵達國內。儘管如此,據馬來西亞民間組織青年投票協會(Undi 18)統計,本屆大選中來自海外的投票約有5萬張,比2018年的8000張要多得多。

阿惠未能及時參與此次郵寄選票。她常感慨,在異鄉回望馬來西亞最深刻的情緒是苦悶與糾結。

沙巴州 視覺中國 資料圖

沙巴州是風景秀麗之地,碧海藍天,有著令人驚嘆的海灘海島、熱帶雨林、各大宗教建築等豐富的自然與人文景觀,被譽為「風下之地」。在沙巴長大,阿惠熱愛家鄉與不同種族的馬來西亞同胞,卻時常疑惑自己到底要怎麼去愛馬來西亞這個國家。

「去台灣念書的時候,我因來自馬來西亞、華語口音獨特而常被同學蔑稱為『馬來妹』。我是客家人,但台灣的客家社群並不認可來自馬來西亞的我,占台灣主流的福佬人(指操閩南語的人口)更不會在意。」阿惠說。然而在馬來西亞,正是國家在教育制度上的區隔對待讓她不得不離開故鄉求學,馬來民族主義政客時常炒作的「華人都是沙文主義者」「華人要求的東西太多了」「要小心華人控制國家」的論調更讓她感到如鯁在喉。比如,2021年底,前總理馬哈蒂爾以華人仍在使用筷子為由,「論證」華人沒有很好地融入馬來西亞;2022年3月,馬哈蒂爾又以華人學習、使用中文普通話,而不僅僅是操持粵語、閩南語、潮州話等祖籍地方言,指控華人不認同腳下的土地,而是遙遠的中國。

華人的認同與身份讓阿惠前往中國求學和求職,但這又成了她求職路上尷尬的註腳。阿惠曾試圖應聘一所中國高校的馬來文教師職位。阿惠自小就熟練掌握馬來文,畢竟與族群矛盾較為突出的馬來半島不同,東馬來西亞的族群交融性更強,熟練習得馬來文的華人比比皆是。此外,華文獨立中學雖然旨在傳承華文教育,卻始終強調國家語言馬來文是學生必須學習的課程,獨中學子應成為兼顧民族語言華語、國家語言馬來語和國際語言英語的三語人才。但這些因素都無法說服招聘方相信阿惠能勝任馬來文教師一職,因為她不擁有跟馬來文有關的學歷,也不是馬來裔的馬來西亞人。

兜兜轉轉,阿惠深感自己身上似乎有一種被區隔對待的宿命,難以擺脫。但她也很難將這些情緒訴說給中國的同事。儘管同樣會說普通話,阿惠所熟悉的馬來西亞風土人情、族群糾紛與政治困境對中國普通人而言過於陌生。「納吉布弊案被曝出來之後,我一期一期地追著看有關節目。我不能理解為什麼他和一些馬來政客能對貪污如此理直氣壯。但我的憤怒和無奈似乎也沒有什麼身邊的朋友能聽得懂,最能聊得來的卻是一個來自塞內加爾的同事。我們聊故國的腐敗,聊第三世界的痛苦,我們為彼此共鳴。」

認同

楊紫瓊奪得奧斯卡大獎後,馬來西亞社會的聲音以祝福和慶賀為主。如總理安瓦爾13日向楊紫瓊道賀,認為她大大提升了馬來西亞在國際舞台上的知名度,希望她的成就能激勵本地的文藝和影視工作者。曾長期參與反對派運動、最終推動民主行動黨參與執政的老牌華人政客林吉祥說,各族、各宗教的馬來西亞人都向楊紫瓊看齊,她實現了國父東古·阿卜杜勒·拉赫曼的「馬來西亞要成為飽經憂患世界的一盞明燈」的夢想。

當地時間2023年3月12日,美國加州,楊紫瓊憑《瞬息全宇宙》獲第95屆奧斯卡最佳女主獎成史上首位華裔奧斯卡影后。視覺中國 圖

與此同時,有關楊紫瓊的政治表態的「舊帳」又被翻了出來。2013年大選期間,她公開支持民調大幅下滑的納吉布,稱穩定的政府才有利於社會發展。當時,華裔民眾普遍認為,納吉布政府中的巫統對華裔時常發布仇恨言論,參與執政的華人政團馬華公會則難以維護華人權益。楊紫瓊當時的政治姿態引起了華人民眾不滿,甚至讓她背負了背叛華人的罵名。2018年,納吉布身陷弊案醜聞、於大選中丟掉了政權,此時楊紫瓊又表態要將納吉布的弊案改編成影視劇,社交平台上甚至湧現了針對楊紫瓊的「瘋狂富豪牆頭草」(#CrazyRichLalang)的嘲諷話題標籤。

不過,面對楊紫瓊的政治選擇和表態,馬來西亞民眾似乎已顯得更為從容。在馬來西亞碎片化、族群化的政治背景下,楊紫瓊前後略顯矛盾的表態與其說是凸顯了她的所謂投機主義,不如說是華人參政議政困境的縮影。2018年至今,馬來西亞的政局就像本土美食印度煎餅那樣,翻面又翻面,變換不斷。比如,2018年,馬哈蒂爾以反腐敗、重振馬來西亞經濟為口號,加入到華人社群全力支持的政黨聯盟希望聯盟,與華人進入關係蜜月;2020年3月,馬哈蒂爾在一系列政治變動中遭原政治盟友排擠出權力核心,從此開始不斷炒作針對華人的種族主義言論。

在馬來西亞,華人在政治取態上一直有「在野還是在朝」的擔憂:如果代表華人、被華人支持的政黨加入到執政聯盟之中,就有可能因為受到馬來民族主義和伊斯蘭教保守主義的壓力而無法為華人發聲;如果華人全力支持可能無法參與執政的政黨,就有可能讓馬來西亞政府陷入沒有華人代表的尷尬局面。

深度參與到近幾年政治變化的經歷,其實讓許多馬來西亞人倍感灰心。「2018年希盟上台後,政府一度積極推動競選宣言落實,這也讓希盟能通過推行良好政策的方式吸引到中間選民。但馬哈蒂爾突然否認競選宣言的神聖性,讓選民不再相信自身利益與政治有關。」媒體工作者阿業對澎湃新聞說。

阿業曾於台灣留學,秉持著提高馬來西亞華文媒體和公民社會素養的夙願回國工作。他和阿森一樣,曾深度參與政黨活動,但許多在他看來不必要的妥協讓他對這些政治人物感到失望。「《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2018年在馬來西亞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希盟政府本支持批准這一公約,但在『公約會廢除馬來人特權』的聲音壓力下選擇放棄。我本期望自稱多元民族主義的政黨會願意在黨內就此開展討論,但他們並沒有這樣做。後來,有關愛滋病的公益宣傳,政黨又因擔憂令保守勢力聯想到性少數議題,而將公益廣告中的『反歧視』字眼刪除,這不就把本應是最核心的理念也放棄了嗎?」阿業對澎湃新聞說。

2022年11月,以「烈火莫熄」(Reformasi)這場改革主義運動聞名馬來西亞政壇的安瓦爾終於成功實現總理夢,這距離他發起該運動已過去整整24年。然而,安瓦爾的任職是政治妥協的結果,為了成功組閣,安瓦爾領導的希盟選擇與曾經的政敵國民陣線合作,在安瓦爾內閣中出任副總理的扎希德更是一位弊案纏身的馬來民族主義政客。「華社處於兩難境地:他們想支持安瓦爾,但不喜歡腐敗。然而他們也明白,安瓦爾需要扎希德、巫統和東馬地方政黨的支持來組建政府。否則,最缺乏華裔政治代表的國民聯盟將統治這個國家。」新加坡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李峯錦(Cassey Lee)對澎湃新聞說。

種族凌駕於政治、妥協不斷出現、政客前後自相矛盾……種種困境驅使更多華人思考是否離開馬來西亞。但還是有人像阿業一樣選擇留下。阿偉是華文教育團體的基層員工,回馬前曾在台灣地區修讀媒體專業。業餘時光,他於本地華文報刊上頻頻投書,組織討論會關注社會局勢。他向澎湃新聞坦言,留在馬來西亞的主要原因是想陪伴家人。「物價高漲、就業機會稀少,我許多朋友都離開了馬來西亞。既然家人有需求,疫情暴發後我也還難離境,那我就留在大馬咯。」

在阿偉看來,既然選擇留在馬來西亞,就要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他支持的馬來西亞社會主義黨持正統左翼立場,在政壇非常邊緣,不從屬於其他主要由族群因素維繫的政黨聯盟。「我希望社會能顯得自主,公民能獲得教育。政治就像廚房一樣又熱又髒,集體的選擇決定了這間廚房能不能煮出美味佳肴。」他對澎湃新聞說。在專欄文章中,阿偉還以「西西弗斯」比喻馬來西亞的民主轉型進程,憂心不斷出現的挫折會讓民眾喪失對變革的信念;在線下,阿偉又像是西西弗斯這個不願停下努力的神話人物,持續地投入到社會活動之中。

阿業則始終相信,哪怕政治是政客的遊戲,改革也無法一蹴而就,讓民眾獲得更透明、更具體的信息依然是值得努力的方向。「這是一個分裂的社會,媒體人應該是溝通者,是傳播信息的人,我們要把有必要傳達的信息用更有效的方式傳播出去。只有傾聽而非爭執,才能讓人與人走得更近。」

「留在馬來西亞,才有集體行動的可能。」馬來青年茲克里·拉赫曼(Zikri Rahman)對澎湃新聞說。拉赫曼坦言,作為土生土長的馬來人和穆斯林,能留在馬來西亞而不用離開,可以被認為是一種特權。作為民間機構人民歷史中心(Pusat Sejarah Rakyat)協調員,他與阿偉一樣厭惡主流政治,不滿於社會經濟問題被種族情緒所掩蓋,政客也沒有長期的社會議程。在拉赫曼心目中,馬來西亞應該容納馬來人、非馬來人甚至是非馬來西亞公民。「階級、城鄉、種族、宗教,種種裂痕分裂了我們的社會,也讓政治總是充斥著諷刺。其實,每個人對馬來西亞都應該有不同的想像力。應該努力為包括(移民工人、羅興亞難民等)非公民在內,一起建立一個更加平等的馬來西亞。」拉赫曼說。

往返於馬來西亞和國外的歷程讓阿森感慨,多元社會的矛盾驅使他離開馬來西亞,卻也讓他無比牽掛,更成為了他求學、工作、思索的資源。就電影工業而言,馬來西亞的多樣性讓產業和觀眾群體顯得高度分散甚至分化。但這些一度被認為限制馬來西亞電影工業發展的因素,很大程度上為該國的文藝創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養分。陳翠梅、劉城達、雅絲敏·阿莫(Yasmin Ahmad)等2000年後湧現的「馬來西亞新浪潮」導演的作品在種族呈現上更顯多元,這些跨越種族隔閡的故事為馬來西亞打響了國際知名度,哪怕其中不少電影在本土遭禁和刪改。

馬來西亞多元社會的面貌、華人傳承的華南方言、保守勢力製造的禁忌、民族國家建立過程中的歷史創傷等話題常常出現在陳翠梅等本土導演的電影作品中,同時也是近年來在中國大陸引起越來越多關注的馬華文學的核心題材。楊紫瓊常常向外界宣示她來自怡保,這已讓許多馬來西亞人倍感溫馨。但比這更顯深刻的是馬華文藝創作者的實踐,他們在創作中一遍又一遍地向世界各地的受眾展現馬來西亞的真實樣貌。

在楊紫瓊獲頒奧斯卡獎當晚,她的母親譚慧珍與親朋好友一眾在吉隆坡觀看直播。楊紫瓊奪得大獎後,譚慧珍激動流淚,與身邊的朋友們擁抱在一起,其中有華人女性,更有裹著頭巾的馬來婦女。

「我不關心楊紫瓊到底是香港演員、馬來西亞演員還是華人演員這些爭議。楊紫瓊獲獎的時候,華人們歡呼,馬來人也歡呼,大馬人都在歡呼。他們彼此擁抱,可能這才是馬來西亞,可是為什麼其他人都看不到這些畫面?」阿惠說。

(阿偉、阿森、阿惠、阿業是化名,實習生林宇軒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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