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與外國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是一條具有完全意義的商路。它形成於秦漢時期，繁榮於唐宋時期，轉變於明清時期，是已知最古老的海上航線。海上絲綢之路自中國沿海地區出發，東達日本、朝鮮，向西繞過印度支那半島和馬來半島，經印度東海岸，越過印度洋和阿拉伯海，通往波斯灣或紅海與地中海的伊斯蘭世界、非洲東海岸，遠及歐洲等地。因在隋唐時期輸出的大宗貨物是絲綢，故稱「海上絲綢之路」；到宋元時期，瓷器漸漸成為主要出口貨物，又稱「海上陶瓷之路」；由於輸入的商品主要是香料，故又有「海上香料之路」之稱。歷史上，潮汕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
一、秦漢至宋元時期：潮汕海上絲綢之路的發軔與發展
秦漢時期，潮汕海上絲綢之路無甚歷史文獻可表露，能讓我們認識此時期潮汕海上絲綢之路的是澄海龜山文化遺址。龜山文化遺址位於汕頭市澄海上華鎮北隴附近的龜山，面積約2萬平方米，是一處漢代官署遺址，這是迄今為止潮汕平原發現的唯一大規模的西漢文化遺址。遺址位於海岸不遠處，遺址中出土了銅鐵器，並有鑄造銅鐵器而遺棄的廢渣。其時潮汕地區並無產銅或產鐵，這些銅鐵器原材料應來自於外地，更多的可能是從粵中廣州地區從海路輸入，因廣州有較發達的造船業和銅鐵器鑄造業。遺址還出土有瑪瑙珠、瑪璃耳璫等飾物，這類飾物在廣州、佛山、徐聞等地漢墓多有發現，一般認為是從海外輸入。潮汕地區雖然發現較少，但也反映海外物品在漢代已輸入本地區，這是汕頭地區參與南海海上絲綢之路活動的實物例證。澄海龜山文化遺址見證了潮汕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發軔。
隋朝時期，潮人不時有海商與台灣貿易，甚至達到台灣。《隋書·陳稜傳》載：
「大業三年，拜武賁郎將。後三歲，與朝請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泛海擊流求國。月余而至流求。人初見舡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中貿易。」
明萬曆年間陳天資著的《東里志》卷二《境事志》的記載：
「隋煬帝大業四年，遣虎賁郞將陳稜等自義安浮海擊琉球，破之……富商得以逡巡海道，與夷人交通，夷人也得揚帆萬里，與中國關市，皆自茲役起之也。」
《東里志》的這則材料是方志中最早涉及潮汕對外貿易的記錄。在材料中，作者還論述道：「自義安淫海，則必維舟島嶼，隆、深、雲、青四澳，皆所經歷矣。」大意是，從義安郡出海，南澳島上的隆澳、深澳、雲澳、青澳是必經的港口。
潮汕地區自隋時已啟肇端的海上貿易，到了唐代，隨著社會發展而發展，海船、港口、外銷貨物事實存在。潮州逐漸成為「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之一」。據《廣東省志·對外經濟貿易志》所記載：「唐代，潮州也隨廣州發達的海外貿易而開始成為廣東地區又一對外經濟貿易的港口……南海和大食蕃商時常到潮州港進行貿易，《全唐書》載稱：『波斯古邏本國二舶，順風而至。亦云諸蕃君長，遠慕望風，寶舶荐臻，倍於恆數。』『除供進備物之外，並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於人。』足見潮州港外商已相當活躍。」
隋唐時期的廣州是中國南海漫長海岸的一大港口，也是最大的國際貿易港口之一，內外商旅、各國使節大都在此進出。潮州與廣州相距不遠，潮州港很自然地成為廣州港的支線。如唐文宗《太和八年疾愈德音》稱：「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來，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悅……其嶺南、福建及揚州蕃客，宜委節度觀察使常加存間，除舶腳收市進奉外，任其來往通流，自為交易，不得重加率稅。」這裡的「嶺南」，便是指涵括潮汕地區在內的整個嶺南道。
中唐之後，潮汕地區開發態勢良好，陶瓷、絲綢麻紡等行業迅速崛起。廣東出口的商品主要是絲綢、茶葉、瓷器、紙張、金銀器、鐵器、銅錢等。這其中的絲綢、瓷器不少是由潮汕地區的港口輸出，而不管是直接出洋抑或轉運廣州港再出口，潮汕地區的港口如潮州港、鳳嶺港等都是一個重要節點，或說起始點之一，在當時的海上絲綢之路上發揮著自己的作用。
後溪港是潮陽最古老的港口。後溪港在縣邑東郊，這裡的後溪小河連接南海，航運可達潮州、揭陽、興寧、梅州、福建等地。據史料記載，潮州刺史洪大丁任滿，定居潮陽歧北（今屬銅盂鎮）。唐貞元五年（789年），洪大丁置木舟10餘艘，沿練江水道載運貨物，在潮陽新興鄉（後為縣城）後溪建碼頭，與府內各縣通商，潮陽水上通商於是漸漸盛行。後溪港又因唐大文學家韓愈二度至此而千古揚名。
宋元兩朝是我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繁盛的主要時期。入宋之後，經濟社會發展快速，尤其是南宋經濟重心的南移，造船技術的提高，海運的日益發展，社會逐漸實現從大陸走向海洋的歷史轉變。媽祖信仰正是這一時期海運海貿發展的產物。地處南中國海的潮汕，沐浴這一春風，得瀕海之利，海上貿易較前大為發展，海上絲綢之路也因此而更為拓展。
宋代潮汕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重要前提是本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對此，大詩人楊萬里有詩為證：
「地平如掌樹成行，野有郵亭浦有梁。舊日潮州底處所，如今風物冠南方。」
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瓷業生產規模很大，而陶瓷產品主要對海外銷售，這就推動了潮汕歷史傳統悠久的海上交通更趨興旺。
宋代潮汕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重要條件，是造船業的發展。宋朝對民間發展海外貿易和造船業採取鼓勵政策，造船業因而得到充分發展。據《廣東省志·船舶工業志》記載，宋時廣南路的造船工場和造船作坊分布於廣州、南恩州、瓊州、端州、惠州和潮州等沿海、沿江地區。此時海船的建造趨於大型化，吳自牧《夢粱錄》有載：
「海商之艦，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載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載二、三百人。」
到了南宋，潮汕地區便成為官方戰船生產基地之一，能夠大量製造較具規模的海舶。劉克莊為潮陽知縣林埏撰寫的《林沅州墓志銘》稱：「潮陽時，有旨造戰艦。」據學者李宏新先生考證，潮陽受命造戰艦，大約在南宋乾道年間（1165-1173年）。這是第一條涉及潮汕地區成為官方造船基地情況的文獻，意味著潮汕地區造船能力已有一定水平。
宋代本地的主要外貿港口有南澳港、鮀浦港、辟望港等，而倚韓江的澄海鳳嶺港是較早、較為主要的汕頭海上貿易港口。
鳳嶺港又名岐嶺港、旗嶺港，位於韓江東西兩溪之間，韓江三角洲平原中部南峙山、鳳嶺、冠山一帶，主要港區在今澄海程洋崗。入宋之後，由於韓江東西兩溪之間的江心洲江東都已基本定型，江東洲兩旁的河段開始淤高，作為本區最大商貿港的潮州港，不得不在東溪航道下游尋求新的港區，這就促成了鳳嶺港的興起。
宋代的鳳嶺港是潮汕地區船舶停泊、航海的對外貿易港口。《潮州府志》載：「旗嶺港，距城（潮州）十五里，南洋大洲之北，自韓江發源而來，凡來往之客舟多泊於此。」《澄海縣誌》則載：鳳嶺港「艨艟幅奏」，「負山陰海」，「為潮郡之襟喉」。
據地方史志載，鳳嶺港創立於宋太宗大平興國二年(997年)。港埠擁有永興街、新興街、下市、店鋪頭、源興街、沙尾營盤市等建築物和建成區，形成「之」字形的街頭網絡。市西有官司厝、營盤；港東側有「建炎大道」，直通小江驛、來賢驛，溝通與閩西南的關係。港背還有程洋瓷窯群以及北宋時開挖的運河沙尾溪。在鳳背與南峙山坳處有強纜工場，以供應遠洋船航海之用。作為潮汕最古老的對外貿易口岸，鳳嶺港當時出口外銷主要是陶瓷產品。
鳳嶺古港的發展，帶動了其他事業的發達和經濟的繁榮。鳳山崗上建了鳳嶺宮、天后廟等供古代航海者祈拜的廟宇。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鹽運官李前在鳳嶺山同步鑿通了韓江東溪與北溪之間的運河，稱為南溪，並題詩刻石云：「築堤開井易通津、神宇鹽亭又鼎新，力小沿能支五事，增光更俟後來人。」從石刻詩看，當時李前發啟開拓運河是為了鳳嶺港鹽運需要。鳳嶺山下的海澳，也是北宋時期的一個較小海港。到南宋末年，韓江東溪的出海口已延伸到現在的澄海南門外的辟望港。
鳳嶺港一直到南宋還保持著它作為本區主要商貿港的地位。南宋以後，由於橫隴洲的成陸，南北堤的逐漸向海濱修築，東溪成為韓江排洪幹道，鳳嶺港地理優勢失去，其地位便為樟林港、柘林港、庵埠港所取代。
辟望港是宋代一個重要的對外商貿港口，位于澄海辟望村西南方（今澄城西門鄉外圍），這裡正是韓江西溪的出海口。唐宋以前，辟望村前面是一個海灣，辟望港直通大海。北宋時，曾有莊姓人家入住，成為此地最早的原住民，莊姓人家成為早期的辟望港商。幾十年前，曾有農民介紹說，土改時期，農民分果實，他家分了兩個大「東司」，每個有數米闊，數米深，可謂前所未見。後來，他才得知，原來這不是廁池，是碼頭的兩個大魚窯。當年，漁船一到，成千上萬斤的魚，一時無法全部運出去，又無冷凍設備，只好統統放進窯里醃成鹹魚，然後，慢慢運往客區和江西，這是古人的經商之法。
南宋時期，全國政治經濟中心南移，廣州與泉州同時成為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首發港。廣州、泉州之間的海運，必經韓江口海域，處於兩者中間的潮州，其前沿港口辟望與庵埠正是重要的水路門戶，是潮州陶瓷和海鹽的重要出口港，也是南來北往船隻的停泊點或轉運點，其繁華景象可想而知。
在潮汕，有不少稱「澳」的地名。「澳」一般是指海邊彎曲可以停船的地方，往往可為海港。南澳古稱百澳，就是說，這裡可供泊船的港澳非常多，現在整個島上比較有名的還有深澳、青澳、雲澳、隆澳、長山澳、竹棲澳等99個澳。海岸線長達77公里，可供船隻停泊、補給和避風。當中，青澳、深澳、雲澳、隆澳是島上較大的港口。《永樂大典》卷首《地里圖》顯示：位於大陸東南方海面上已標示有「南澳」地名，繪有山巒島狀圖，原是宋元潮州方志《三陽志》（《三陽圖志》）卷首之附圖。嘉靖《廣東通志》載南澳山「內三澳，曰青，曰深，曰隆（澳），即長沙尾。」
清代在潮為官的藍鼎元在《潮州海防記》中對南澳港口有較具體的介紹：深澳和隆澳，有可以相互補充的良好港灣環境，「深澳西北，半倚山阿，外險內寬，千舟可聚。若北風狂發則不如隆澳之安。隆澳在西南，南台（按即颱風）驟起，則也宜於深澳。」青澳和雲澳港灣環境稍差，「青澳在東，濤波險惡，無泊舟善地。雲澳在南，近岸皆沙，水淺風飛，巨艦亦難停頓。」
自古以來，南澳的海上交通就很發達。南澳海域是南北交通的必經之路，大凡南北商旅交通貿易、艦船出外征戰、倭盜劫掠與剿盜、海上互市等，無不與南澳關係密切。《東里志》所記載的610年隋煬帝派陳稜和張鎮州遠征琉球，就是在南澳寄錨，並經南澳海域出發的。
宋代的南澳就是「番舶」出入之地。上世紀80年代初，南澳縣進行文物普查發現了大潭「捨井」石刻，據專家考證，「石刻反映了宋代海船停泊南澳的一段史實。」
南宋初年，南澳西北面長沙尾作為典型的海盜聚集之區引起朝廷的重視。《宋會要》記載兩廣及福建沿海「多有海賊嘯聚，其始皆由居民停藏資給，日月既久，黨眾漸熾，遂為海道之害。如福州山門、潮州沙尾、惠州潀落、廣州大奚山、高州碙州，皆是停賊之所。」這裡的「潮州沙尾」，就是南澳長沙尾（澳）。長沙尾既是「海賊嘯聚」之區，又存在一定規模的私商貿易。
據陳天資《東里志·祠廟》條載：「（天后宮）一在深澳，宋時番舶建。」這表明南澳島上的深澳港宋代便有海船停泊，船主們不惜錢財專門興建了奉祀媽祖的宮廟，顯然並非供零星海船偶一停泊而已。值得注意的是，這裡所提的「番舶建」，即往來外洋的商船主所建，可見此時南澳港與外洋的聯繫頗為頻繁。「番舶」一詞，指外國船隻，唐時便普遍出現。如《新唐書·孔戣傳》載：「蕃舶泊步（埠）有下碇稅。始至有閱貨宴。」它並未有歧義，從來不存在「往來外國的船舶稱為番舶」 的說法。在《東里志》成書的明萬曆朝（該書成書於萬曆二年，即1574年）更是如此——當時海上武裝商貿集團橫行，即使是林鳳、林道乾等長期往來外洋者，其所乘坐的船舶也未見文獻稱為「番舶」者。因此，《辭海》釋為：「番舶，亦稱『蕃舶』『夷舶』。中國舊時指外國來華的船舶。」從此可知，番舶必是外國船舶無疑。
位於桑浦山下的鮀浦港是古代潮汕一個重要貿易與軍事港口。北宋時期，鮀浦就是小江鹽場重要生產基地，同時設有兩座鹽庫，鮀浦港因之興起，貿易到東南亞和日本各國。南宋初年，由於小江鹽場「居當時廣東各鹽場的第四位」，帶動了港口的建設和對外貿易的發展。
南宋著名詩人楊萬里的《過金沙洋望小海》一詩，寫了潮州海口商船停泊，如同錢塘江口的景觀：
海霧初開明海日，近樹遠山青歷歷。忽然咫尺黑如漆，白晝如何成暝色。
不知一風何許來，霧開還合合還開。晦明百變一彈指，特地遣人驚復喜。
海神無處逞神通，放出一斑夸客子。須臾滿眼賈胡船，萬頃一碧波黏天。
恰似錢塘江上望，只無雨點海門山。我行但作游山看，減卻客愁九分半。
詩人楊萬里筆下的「賈胡船」停泊的金沙洋就在桑浦山邊，當年竟是檣擼如林的內海灣。
海門港是潮陽最大的古港。海門古稱海口村，海口村外的港口稱海口灣。早在宋代，海口灣就是潮州沿海一帶漁舟集結港口，又是通商口岸，木舟由此可達新會厓門。
位於榕江中游南岸的潮陽關埠港，古代與達埠（今濠江）、庵埠合稱潮州「三埠」。關埠鎮是榕江水上運輸樞紐，是古代潮汕重要商埠之一。
隆津古港是潮陽又一大港，位於城南，經內海可到海門灣。《潮陽縣誌》載：「隆井（即隆津）渡，達省城。」隆津古港經護城河可入牛田洋（汕頭內海），又可往閩浙江諸地。
達濠古為潮陽縣管轄，稱「踏頭埔」。濠江古稱河渡溪，自古為重要通航要道和出海口。河渡門咀山上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的一處「南無觀世音菩薩」石刻，留下了在此守御的海陽邑長孫蕃的祈願：「孫蕃伏願仗此良緣，舟舡出入各獲安穩。」
到了元代，造船技術繼續發展。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義大利人馬可·波羅在《馬可·波羅行紀》中記述：「海船之往來波斯灣、中國海間者，華船最大，多廣州、泉州所造。」至正六年（1346年），摩洛哥人伊本·白圖泰來華，後著《伊本白圖泰遊記》，遊記中這樣說：從廣州出海的船舶共分三等，「大者曰䑸(Junk），中者曰艚（Zao），第三等曰喀舸姆（Kakam）。大船有三帆至十二帆，每船水夫共載一千人，此類商船皆造於刺桐（泉州）及興克蘭（廣州）」。可見，元代廣東海船有了更大規模發展。
潮汕地區在宋元時已經有大量的海舶，正史中首次有關大規模潮汕船隊的記載來自元代。《元史·世祖六》「至元十六年（1279年）」條載：
「（二月）庚寅，張弘范以降臣陳懿兄弟破賊有功，且出戰船百艘從征宋二王，請授懿招討使兼潮州路軍民總管，及其弟忠、義、勇為管軍總管。」
《元史·世祖九》「至元二十年（1283年）」條載：
「（十一月）癸丑，總管陳義願自備海船三十艘，以備征進。詔授義萬戶，佩虎符。義初名五虎，起自海盜。內附後，其兄為招討，義為總管。」
以上兩則文獻資料給我們提供的歷史信息是：宋元更迭之際，海盜出身的潮陽陳懿兄弟，因助元攻宋，之後又獻船有功，得以授官銜。更值得注意的是，當時陳懿兄弟已擁有100艘戰船，並且陳懿還獻出30艘海船給元兵作征戰之用。陳懿兄弟在粵東的「戰船百艘」「海船三十艘」，數量的確不小，而古代戰船普遍也可裝貨商用，非戰時，陳懿兄弟的船隊必然也是一支遠洋海運貿易的「集團軍」。
事實上，不僅豪強擁有眾多船隻，潮汕地區民間的船隻數量也不少。元代翰林修撰周伯琦路過潮州時寫的《行部潮陽》便有「鹵田宿麥翻秋浪，樓舶飛帆障暮雲」句，可見當時潮汕地區樓船數量之眾多。造船技術的繼續發展，推動了潮汕海外商業貿易的發展。
元代，隨著小江鹽場主要生產基地移至鮀江工區，小江鹽課司署也遷入鮀浦。鮀浦港的功能與位置也便逐漸得到加強。在與海外貨物交流的同時，也不時有鄉人隨之定居海外。這一時期，在鮀浦港前形成了商貿埠市，沿稱「老埠頭」。鮀浦港的地位進一步得到提高，是進入辟望港的必經之處，往來不少外洋船舶停靠。
由於水運和漁業發展，潮陽海口村逐步繁榮。至元末，海口灣更名為海門，意為大海之門戶。
二、明清之後：潮汕海上絲綢之路闊步前進
學界對我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基本認識是：經歷了唐宋的繁榮後，因明清兩朝實行海禁政策而走向衰落。這種觀點有失偏頗。明清時期海上絲綢之路因朝廷海禁而走向衰落，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這種情況對於其他地方可能說得通，對於潮汕來說情況並非如此。明清時期，潮汕海上絲綢之路不僅沒有衰落，而是更活躍，愈加發展。特別是清朝前期紅頭船貿易的興起與發展，潮汕海上絲綢之路以新的姿態、更大的規模發展，獨領「海絲」風騷。而近代汕頭因開埠而崛起，海外商業貿易以新的形式更加大步前進。潮汕海上絲綢之路實現了從古代到近代的歷史性轉變，得到了明顯的擴容提質，創造了新的成就，續寫了新的輝煌。
明永樂三年至三十年（1405—1432年），三保太監鄭和七下西洋，這是古代中國一大歷史事件，具有重要的世界歷史意義。它不僅是人類航海史上一次偉大壯舉，而且代表了中華民族敢於探險、不畏艱險、開放包容的人文精神；代表了中國歷史上與鄰為善、世界大同、共享太平的社會意識。
當年鄭和七下西洋，竟「五經南澳」，有的學者考證是「六經南澳」。鄭和下西洋經南澳，這在《西洋朝貢典錄》有所記述。該書現藏廣州中山圖書館，為明正德十五年黃省曾所撰，記述了鄭和下西洋所歷諸國之史。書中有兩次寫到鄭和船經南澳：其一是《占城國（即越南歸仁）第一》；其二是《暹羅國第十》。
饒宗頤先生在1949年撰《潮州志》時認為，鄭和舟經南澳是今如今我們所掌握的潮汕與南洋發生關係最早事件之一。數年前，南澳發現了鄭和下西洋舟經南澳留下的三保公廟遺蹟（毀於20世紀50年代）、「三保老爺」石香爐等重要史跡文物。
鄭和下西洋雖然並非具有對外商業貿易的性質，但是，鄭和七下西洋多次經南澳，開通的航線，對南澳等地的海上貿易發展產生的促進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雖然有著名的鄭和七下西洋壯舉，但是，有明一朝，在達290多年中，接近200年的時間實行海禁政策，只是到了正德朝，海禁才有所開放。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明太祖便下詔：「仍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嘉靖、隆慶、萬曆幾朝，海禁尤烈。
長期海禁使東南沿海對外貿易受到致命打擊，海上絲綢之路因此而走向衰微。然而，以海為生的潮汕人，挺而走險，冒死衝破禁則，沖向大海，造就了林道乾、許朝光、吳平、曾一本等海寇的出世，從而使潮汕海上絲綢之路以新的形式——民間走私貿易繼續大步行進。
潮汕海寇始於元末，貫穿全明，盛於中明。他們亦盜亦商，至隆慶年間，發展成為以林道乾為代表的、獨立的海寇商人集團。潮汕海寇商人集團劫掠地方、對抗官府，從事武裝走私活動。在嘉靖後期至隆慶中以前，潮州海寇商人集團主要是利用南澳島作為海寇貿易的基地。海寇商人集團頭目林鳳、吳平、許朝光、曾一本、林道乾等，都曾盤踞於南澳。
潮汕海寇商人集團活動以武力控制與壟斷海上走私貿易。在海寇商人集團的武力威脅下，海外貿易船往往加入海寇商人集團的船隊，或者依附海寇商人集團，交納保護費等，在海寇商人集團保護下從事走私貿易。有些海寇商人首領接受官府招撫後，仍然不改海寇商人本色，以武力牢牢控制海上貿易。如許朝光接受招撫後，「自立為澳長，分據海、揭之癖望、鮀浦及潮陽牛田洋等處」，仍然控制閩粵海域的商船貿易，「計舟徵稅，商船往來，皆給票抽分」。林道乾於隆慶六年（1572年）接受招撫，但仍「盤據山谷，聚眾數千人，據膏腴之田以自固」，壟斷從澄海到詔安一帶走私貿易活動。
嘉靖末年至萬曆初年，潮汕海寇商人集團已經擁龐大船隊，如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吳平就率領一支有400艘船的船隊，出入於南澳與浯嶼之間。林道乾集團擁有航海大船100餘艘，船員上千人，活躍於從日本海到南洋的廣大海域，往來東西洋，以武裝力量壟斷海外貿易。
隆慶中至萬曆初的十年內（1570-1580年），海寇商人集團發展到相當規模。林道乾擁有龐大的武裝船隊，開始向外洋發展。萬曆初年，林道乾海寇商人集團逃至外洋，曾擁有60艘以上的海船，後來「遍歷琉球、呂宋、暹羅、東京、交趾諸國」，從事海上冒險活動。
林道乾海寇商人集團以外洋活動為中心，進一步拓展了與東南亞的商業交通。而在與明朝官軍對抗中，他們往往以東南亞地區為最後的逃亡之地，並最後融入當地社會，進一步建立、鞏固了與東南亞聯繫，開創了日後汕頭人移民東南亞的風氣。
以林道乾為代表、亦盜亦商的潮汕海寇們，衝破明王朝的嚴厲海禁，走向海洋，沖向南洋，開闢了通往海外的航線、商路，為汕頭海上絲綢之路的繼續前行，注入了激情，增添了氣勢。有明一朝，潮汕海上絲綢之路並未走向衰落，而是大步前進，各個港口、各種類型的海上商業貿易十分活躍，非常繁盛。
明代的南澳是東南海上交通的要衝，也是沿海南北走私貿易的集散地、東西二洋國際走私貿易的中轉站和據點。南澳南部被荷蘭人稱為「好望角」。在中外海盜海商的經營下，南澳由季節性的貿易港發展為永久性的商港。
入明之後，南澳依然是番舶往來要津。陳璘《南澳山種樹記》就說南澳「為諸夷貢道所必經」，楊彩廷《南澳賦》對此有更詳細寫：「昔天兵之下閩廣也，誰罙其阻，誰敢予侮；故大國小邦，外趨內附。呂宋琉球，南金大路；占城暹羅，隨波飛附；佛齋闍婆，弗敢互顧；真臘彭坑，疾馳如鶩。」「三四月東南風汛，番船多自粵趨閩而入於海，南澳雲蓋寺走馬溪，乃番舶始發之處，慣徒交接之所也。」
出於海防考慮，明政府兩次將南澳居民內徙：洪武二十四年（1392年），因南澳民頑梗，盡發海門千戶所充軍；永樂間，因倭寇劫掠，難以防禦，又將南澳居民徙入蘇灣下二都安插。雖然兩次徙民導致南澳基本上沒有真正成為商貿港，但民間對外貿易仍不時進行。「嘉靖初，倭泊於此互市。既而倭自福建之浯嶼移泊南澳，建屋而居」。
萬曆三年（1575年），明朝設南澳副總兵。南澳因此而洋船番舶，多以深澳和隆澳為停泊港，成為「商旅之坦途」。據《東里志》卷一載：「（南澳島）惟深澳內寬外險，有臘嶼、青嶼環抱於外，僅一門可入，而中可容千艘。番舶、海寇之舟，多泊於此，以肆搶掠……長沙尾，西跨南洋，近於萊蕪澳，為船艘往來門戶，海寇亦常泊焉。」日本商人亦來此貿易，「定期於四月終至，五月終去，不論貨之盡與不盡也。其交易乃搭棚於地，鋪板而陳所置貨物，甚為清雅。刀槍之類，悉在舟中。」
2007年在南澳島東南烏嶼和半潮礁之間三點金海域發現的「南澳Ⅰ號」，是目前我國發現的唯一一艘明代晚期商貿船，船上裝載的生活用具等文物，橫跨宋、元、明三個年代。結合考古勘探資料分析，當時初步判定該沉船的年代為明萬曆年間，船載文物主要為明代粵東或者閩南及江西一帶民間瓷窯生產的青花瓷器。「南澳Ⅰ號」的發現證明了潮汕海域在明代已是中外舶商進行貿易的重要場所，也是當時「海上陶瓷之路」的重要通道之一，是國際貿易貨物的轉運站、集散中繼站與必經之路。
明洪武年間，潮陽海門港已有一千多戶人家，朝廷在此設立海門千戶所，建築所域，派兵鎮守。
明代潮陽關埠港商貿也非常繁盛。據《潮陽縣誌》載：「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於直浦都門辟村前建門辟關。嘉靖十一年（1532年），門辟關前成為圩埠，遂名關前埠，後簡稱關埠。」關埠濱臨潮汕三大江之一的榕江中游，江面水深港闊，商船就可直通潮陽、達濠、潮州等港口，榕江南岸和練江北面的谷饒、銅盂、西臚、金玉、河溪等數十鄉的農產品、山貨和土特產通過關埠港銷往潮汕各地。
明代的達濠逐漸發展成為潮陽縣東部首屈一首的鹽鄉，因魚鹽之利而成市集。踏頭埔在嘉靖年間為招收、砂浦二都首屈一指的大鄉，成為潮陽縣五個市集之一。魚鹽之利，甲於他墟。各地鄉民到踏頭埔趕集交易，互通有無。
明中葉之後，鮀浦港內移至不遠處的溪東寨，稱「溪東港」，鄉人又稱「內溪港」，因而把先前的鮀浦港稱為「外溪港」。雖然鮀浦的鹽業生產已漸漸式微，但是溪東港以其控韓、榕兩江出海口的特有地利，已成為沿江港口貨物轉運出海的重要口岸。所以，海灣上出現了《澄海縣誌》所載的「舟楫停泊，若蜂屯蟻聚」繁忙景象。
步入清朝後，潮汕海上絲綢之路高歌猛進，成就燦然。最為濃沫淡彩、最值得大書特書的，就是紅頭船商人開創的紅頭船貿易，而紅頭船貿易造就了豐富的紅頭船文化，則是潮汕最含金量的「海絲」文化。
清初也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開海禁，但不准夾帶違禁貨物，商民出洋貿易必須接受官府控制，「商民人等有願出洋貿易者，呈明地方官，准其出入貿易」。海禁既開，海運事業熱潮隨之躍起。這就促成了樟林、達濠等紅頭船港口的誕生，推動了紅頭船貿易的發展。
樟林港的紅頭船貿易繁盛於乾隆十二年（1746年）至咸豐十年（1860年）汕頭開埠之間，其時港口規模已建成「八街六社」，停泊大商船一百多艘。港口航線北上直達日本，南下分抵暹羅、印尼等國，「閩商浙客，巨艦高桅，揚帆掛席，出入往來之處」，成為海內外聞名的「海洋通商總匯」。昔日樟林港口有一勝景叫做「仙人翻冊」，講的便是遙觀「帆隨船轉」變化的景象。當海船張帆乘風入港而來，由於航道轉向，船和帆也必須隨著轉向，遠看猶如仙人無形的手在一頁一頁地翻過書冊一樣，蔚為奇觀。
潮陽城南隆津古港也是紅頭船聚集的地方。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五月的《亷明縣主毛爺牌示》碑文提到，「潮邑地居濱海，所有出產貨物皆由出海船隻裝各省出售」。該碑文是應馬恆順、許發萬、張萬財等64家商船戶有關出海船上沉溺賠償標準決斷而立的。按最低估計，每戶只有一條船的話，這裡也有64條船之多。據說，曾有一次前往琉球國貿易的紅頭船就達21艘，水手1300名，規模之大可見一斑。
潮陽練江兩岸及附近出產的東西都由舶船運來隆津港口集中。清潮陽縣令李文藻《勸農》詩是證：「歲歲相因是蔗田，靈山西下赤寮邊。到冬裝向蘇州賣，定有冰糖一百船。」沙隴的鄭毓琮專門運載潮陽薯粉往江浙供紗布廠漿紗，其它還有如苧麻、水產品等均裝上紅頭船。碑文記：「（隆津古港的紅頭船）往來江浙閩粵諸省，水遠天遙，歸期無定。」紅頭船到達目的地之後，將潮陽土特產賣出，又買回當地土特產等商品，載來隆津古港，由舶船載往內地出售，輻射潮陽、普寧、惠來各地，故有民諺「蘇州貨，一年來一過（次）」。
潮陽海門港也是著名的紅頭船港口。康熙三年（1664年），興建了錢澳煙墩（大煙墩）和火斗煙墩（小煙墩），設水師於海門營……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修築了錢澳炮台和海門南炮台（蓮花炮台），對防禦海寇擾民保衛海防起了巨大的作用，海門港獲得「商海都仰望」之美譽。乾隆盛世，海門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紅頭商船，與時興起。因航海水手多姓譚，故海門有「紅頭商船譚半港」之說。相傳當年乾隆時期，商船「順風鳥」曾被海盜迫上暗礁，舵公馬繼章大聲喝船過礁而得以脫險。海門港開始有大批的縣民乘坐「紅頭船」出海，其中以赴新加坡、馬來亞、暹羅一帶居多。
潮陽達濠港又是一個重要的紅頭船港口。康熙《潮陽縣誌》對「踏頭埔」有載：「招收名為千金港，貨船漁舟聚集之處，多於此設埠開市。」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粵海關成立，即設立達濠口，對過往商船進行抽稅。嘉慶《潮陽縣誌》卷三城池「達濠城」條記「前橫一河，即達濠港，港內商漁船隻千艘，灣泊東西兩岸。」清代達濠駐有招寧司巡檢、達濠守備、招收場大使，又設海關達濠口，既是軍事雄鎮，又是繁盛的商埠，商賈輻輳。達壕河渡口「艘舶鱗編」，成為「瓊南廣惠往來商船停泊之處」。
清代開海禁後，南澳與潮汕、閩南內地貿易往來日趨繁榮。商船出入各港，南澳出口貨物有魚脯（魚乾）、杆茅、柴、篾等，入口商品等主要為米粟。
位于澄海縣城東南外的南港是韓江西溪分汊外砂溪的出海口，為宋明時的辟望港的外遷。康熙後期開海禁後，因東、西港埠頭廢棄，往來商船多在南港停泊，造成南港在短時間內迅速繁榮。至清代也發展成為一個熱鬧的紅頭船船貿易港口。乾隆《潮州府志》載：「南港……外即大海，有小萊蕪山坐鎮口外，為商、漁船隻出入咽喉。」嘉慶《澄海縣誌》載：「南港距城南五里，自橫隴溪流至大牙，分一派經上窖、沈洲、外砂等村入海。」開海後，往來南北的紅頭船商船多在這裡停泊，並形成墟市，「南港內者，曰白砂埠，距城東南一十里……漁船所泊，建鋪千百，竟聚為埠。」到清嘉慶間，江口形成淤積的淺灘，妨礙了南港的通航，南港乃日漸衰落下去。
紅頭船貿易緣於清政府開啟的中暹大米貿易。從康熙六十一年（1772年）起，為了解決閩粵兩省的米荒，清廷改弦更張，鼓勵暹羅向中國出口米谷，要求暹羅官運30萬石米到福建、廣東、寧波等地販賣，並給予免稅的優待，中暹貿易由此再度興起，由此推動了清朝前期潮汕對東南亞地區輝煌的紅頭船貿易。
雍正以後，樟林、南澳、達濠、隆津等港口的紅頭船，紛紛掛帆出海，前往暹羅販運大米，特別是樟林。海外貿易的發達，使樟林發展成為「八街六市」的大商埠。至乾隆年間，樟林已是「商漁船隻停泊之處，米谷聚積之所，人煙稠密」。後來樟林又增建了3條街道和許多鋪屋。距樟林只有10公里、瀕臨東溪潮洄頭的前埔村村民許可均等，「即合夥租船參與到暹羅販運大米，每年八九月從樟林揚帆出海，翌年春返航回歸。」
紅頭船商人輸往暹羅的商品，除了江南絲綢以及北方雜貨外，還有大量土特產品，如鐵器。清代潮汕仍然是廣東著名的冶鐵中心，所產之鐵質量上乘，因為當時暹羅長期與緬軍對峙，對鐵器等軍需物資有較大的需求，暹羅王鄭信就曾派人通過官方渠道到家鄉採購大量的硫磺和鐵鍋。不過，潮汕鐵器應該是多以走私方式出口暹羅進行。《粵海關志》記載潮汕溪東、達濠等港口每年有大量鐵鍋銷往海南島，而實際上這些鐵器可能大量銷往暹羅等國，有記載說汕頭紅頭船商人慾販至暹羅或安南，卻報往海南，因此得免關稅。
潮汕大量建築材料也是暹羅所急需。暹緬戰後，暹羅重建，需要大量的建築材料，潮汕的建築材料因此源源不斷輸往暹羅，其中有大量的磚瓦、琉璃瓷瓦以及各種金屬材料。暹羅人還喜愛潮汕石雕藝術，各大寺院也擺設有大量的潮汕石雕。於是，紅頭船商人從汕頭前往暹羅時，往往購買石雕壓艙，同時此舉也是為了航海安全，鎮壓回程空帆船，使其不顛簸。
潮汕輸往暹羅的商品還有書籍紙張。清代福建汀州府已是著名的造紙中心和印刷中心，汀州的紙張和書籍多通過汕頭銷往海外，除了日本外，暹羅也是較大的中國紙張書籍市場。而清代潮汕與暹羅之間貿易關係的加強，使暹羅成為潮汕瓷的主要海外市場，從而使清代潮汕瓷器生產得以延續。
潮汕紅頭船商人發展與安南（今越南）的貿易。汕頭紅頭船商人從安南進口大量的大米。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澄海縣民人楊利彩（從越南）運回洋米2700石，監生蔡志貴運回洋米2200石，民人蔡啟合運回洋米2200石，林合萬運回洋米1800石、谷500石，蔡嘉運回洋米2600石，姚峻合運回洋米2200石，陳元裕運回洋米2200石」。
潮汕紅頭船商人給安南帶去潮汕的土特產。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澄海商民陳協老前往安南貿易的貨物中即有大量的瓷器。至嘉慶、道光年間，潮汕與安南之間的貿易日益興旺，潮汕商船多在安南貿易，甚至有超越中暹貿易的勢頭。
伴隨著紅頭船貿易的興起，潮汕紅頭船商人早在乾隆年間也來到新加坡貿易，也有潮汕人留居新加坡經商貿易。1819年後，萊佛士積極招募華商前來貿易，潮汕紅頭船商人也積極地參與這一貿易，新加坡逐漸成為紅頭船貿易之一環。1845年，澄海人佘進有召集原潮州府澄海和揭陽等縣鄉人共同捐資合組義安公司，並在一定程度上掌握著當地的經濟命脈。
潮汕紅頭船商人做馬來西亞貿易。馬辰是馬來西亞南加里曼丹省一個港口城市。從雍正之後，一直同中國通市不絕。潮汕紅頭船商人開闢馬辰市場。鄭昌時《韓江見聞錄》有載：
「南澳之地，正南出，入海無邊際，未有道之者，凡船道皆下西南行，上東北行。諺所云：「上至天津，下至馬辰」是也。
這就表明，潮汕紅頭船商人自南澳取西南方向，藉助冬天凜冽的東北季風，經過南海諸島，可以來到馬辰；在夏天，取東北方向上行，涼爽的西南季風，一直把海舶送到天津。
潮汕紅頭船商人開闢日本市場。潮汕紅頭船輸往日本的商品是砂糖以及江浙絲織物。砂糖是潮汕本地的最重要輸出商品，不僅本地商船運載砂糖前往日本貿易，而且也有不少外地商船來潮汕裝載砂糖運銷日本。
潮汕紅頭船商人與琉球王國有貿易往來。在琉球王國的檔案中，發現了有份參與捐建新圍天后宮的商船戶陳萬金乾隆五十年（1787年）因出海遇風，漂泊到琉球，乾隆五十一年（1788年）三月駕船返國前在琉球王國領取的「執照」的抄件。該執照的後半部分開列了船戶陳萬金、舵工蔡仲和31位水手、5位客商的姓名，以及19件「隨帶物件」。執照中提到的「中山泊村」，又稱「泊港」，是傳統時期琉球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其時琉球王國為中國的朝貢國，兩國在照顧和遣返遇難船員方面有很密切的合作。陳萬金的「隨帶物件」中包括「一天後娘娘一位，一千里眼將一位，一順風耳將一位，一女婢二位」等，反映當時商船戶普遍的信仰。他乾隆五十一年回國，次年就捐款參與修建新圍天后宮。在《歷代寶案》中，還有其他多位從澄海出海的海商因遇險而到達琉球的記載。
紅頭船貿易商人促進潮汕與國內台灣、廈門、蘇州、天津、海南等地的貿易。每年春季，潮汕商人乘坐裝滿潮糖或潮汀贛梅特產的紅頭船出發，從台廈入江浙，前往蘇州，遠至天津販賣。到了秋季，紅頭船商人又押著裝滿蘇杭絲綢棉花布帛或北方雜貨的紅頭船回航南方，或直接駛回潮汕，或繼續駛往海南島及東南亞地區，將絲綢布帛銷往海外市場，換回潮汀梅、以至漳泉等地所急需的大米。第二年春天，紅頭船才滿載大米、木材、香料駛回汕頭，完成一周循環貿易。
清代潮汕紅頭船商人的紅頭船循環貿易也在南方口岸地區得到發展，如廣州，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廣州十三行中設福潮行，確立紅頭船商人在廣州口岸南北行貿易中的地位。
在雷州半島，湛江赤坎為廣州灣北部的重要港口，有紅頭船商人李某帶來家鄉商人來此販賣潮汕菜種、茶葉、陶瓷、草紙等，同時收購高雷地區出產的紅糖、菠蘿、黃煙、竹蓆等土特產到海內外銷售。乾隆中期，紅頭船商人在赤坎建成潮汕會館，其瓷雕、磚雕、木雕，有的采自佛山石灣，有的專門從潮汕僱請工匠來製作，據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題建正座碑記》統計，在赤坎的潮汕籍商號、商行、船戶共192戶捐建會館，可見潮頭商人數之眾。
海南也是清代紅頭船貿易的集中之地。潮汕紅頭船商人深入海南貿易，主要是採購米谷以及販銷北方商品，海南成為潮汕紅頭船商人重要的採購大米之地，其自海南諸郡傳輸米石者，尤為全潮所仰給。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潮汕紅頭船商人就在海口建立了會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瓊州歲欠缺糧，瓊山人吳位和「亟遣人弛告潮商，勸由海道運米至」。可見紅頭船商人在相當程度上操控了海南的米谷貿易。
潮汕紅頭船商人做糖生意。潮汕是蔗糖的盛產地。潮汕紅頭船商人的貿易項目以糖為大宗。清代以後，紅頭船商人將潮糖推向全國中心市場，北運天津，南販蘇滬，潮糖遂成為壟斷全國糖市的主要產品。光緒十一年抄本《晏海渺論》就有這樣的記述：「本年（嘉慶十四年）六月初三，澄海縣界客船陸拾余號，各裝糖包滿載，或三千包，或四千包，連船身計之，一船值銀數萬，將往蘇州、上海等處。」潮陽多產高質量的「蔥糖」，「最白者，以日暴之，細若粉雪，售於東西二洋，曰洋糖」，所產蔗糖，「商船裝往嘉、松、蘇州，易布及棉花」。
潮糖為紅頭船貿易的基礎，潮汕紅頭船商人將潮糖用商船裝往嘉、松、蘇州，交易布及棉花等商品，潮糖成為紅頭船貿易的基礎商品，也是紅頭船商人的起家貨物。所以，潮汕紅頭船商人紛紛深入澄海、揭陽、潮陽等地鄉村，直接插手蔗糖生產與貿易，購買或放貸定貨，他們既是糖商，又是紅頭船商人，如澄海縣，「邑之富商巨賈，當糖盛熟時，持重資往各鄉買糖；或先發帳糖寮，至期收之。有自行貨者，有居以待價者。候三四月好南風，租舶艚裝貨糖包由海道上蘇州、天津；至秋東北風起，販棉花、色布回邑」，又下通雷瓊等府，「一往一來，獲息幾倍，以此起家者甚多」。潮汕紅頭船商人也在台灣的台南等地從事米糖業。
潮汕紅頭船商人做布生意。清代棉麻紡織業已成為潮汕地區相當普遍的家庭手工業。乾隆《潮州府志》載：「棉布，潮之女紅最勤，所出極多」。潮陽是葛布主要生產地，始於明中後期。《潮陽縣誌》卷七《民賦物產志》載：「布，有葛薴蕉麻，精粗不等。而葛多出靖海。近又有以薴葛兼絲織為雲龍、水文號雲葛者」。屈大均的《廣東新語》卷十五也說：「出潮陽者曰鳳葛，以絲為緯，亦名黃絲布」，這種雲葛」或「鳳葛」為葛絲混紡織品。
潮陽葛布很受東南亞華僑喜愛，潮汕紅頭船商人將潮陽葛布銷往東南亞地區，還暢銷於朝鮮。澄海程洋崗「婦專織紝，男子喜商販，挾重資，游吳越間，視家如寄。」
紅頭船貿易推動了潮汕城鄉手工業的興旺，使本區眾多商貿港都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在紅頭船故鄉樟林所在的澄海，「邑自展復以來，海不揚波，富商巨賈卒操奇贏，興販他省，上訴津門，下通台廈，象犀金玉與夫錦繡皮幣之屬，千艘萬舶，悉由澄分達諸邑。其自海南諸郡轉輸米石者尤為全潮所仰給。每當春秋風信，東西兩港以及溪東、南關、沙汕頭、東隴港之間揚帆捆載而來者不下千百計，民物滋豐，握算持籌，居奇囤積，為海隅一大都會。」
清代潮汕繁盛的紅頭船貿易，不僅活躍與繁榮了潮汕經濟，推動了潮汕人向東南亞移民，而且形成了一個可觀而充滿活力的汕頭—台廈—蘇州（天津）—海南—東南亞的紅頭船商業貿易圈。
紅頭船貿易時代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發展時期，它承前啟後，使海上絲綢之路由古代而近代，大踏步向前邁進，創造輝煌成就。歷史記住了紅頭船，記住了紅頭船商人，記住了紅頭船貿易。
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的，但潮汕的海上絲綢之路不僅是古代，還有近代。潮汕海上絲綢之路從古代一路走來，一直延續到近代，至少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
潮汕海上絲綢之路從古代發展到近代，最為重大的歷史事件是1860年汕頭開埠，汕頭因此崛起，取代潮州，成為潮汕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當然也成為商業中心、貿對外易中心。近代汕頭把海上絲綢之路做大做強，使潮汕海上絲綢之路擴容提質。
作者：陳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