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子監設立的初衷，其實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崇尚教育和傳承的國度，很多人認為，現代意義上的大學起源於中世紀的西歐。其實我國早在舜禹時期(公元前2000年)，就已經有了類似大學機構的記載，後來歷經漢代的「太學」，隋唐至明清的「國子監」，作為最主要的教育機構，在中國古代高等教育舞台上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太學雖然是我國古代名義上的最高學府，接受太學教育的人多被稱為「國胄」或「世胄」，但因其貴族特點和規模限制，不可能在全國推廣，也無法圓更多人的「大學夢」。由是，「國子監」作為隋唐以後至明清時期最主要的教育機構出現了。
國子監設立的初衷其實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因為太學生源太過狹窄，很多貴族子弟從生下來就已經繼承了祖輩官爵，所以不必再進行額外努力，這就導致太學無法培養出真正的國家棟樑。尤其到了魏晉以後，貴族子弟大多驕橫無知，根本無法承擔偌大帝國的管理工作。所以擴大人才培養範圍，就成為統治者的必然之舉，國子監應運而生。
中國在漢代之後至魏晉已經形成「士族」，所謂「士族」是區別「庶族」而言的，前者是貴族，後者則是平民。士族子弟從生下來就可以得到官職，從進入太學學習到做官是順理成章之事。而庶族除非有特別的功勞，一般不會授予官職，更不會封侯拜將。我國士族制度東晉發展到了頂峰，甚至士、庶兩族互不來往，禁止通婚。
可是，中國地域遼闊，人口稠密，僅依靠那一小部分的士族無法做到有效管理，而且我國統一和平的時期遠遠超過歐洲，士族子弟經過幾代的歌舞昇平之後，大多腐朽衰落。擺在統治者面前的就只剩下另闢蹊徑招賢納士這條路，即利用與太學並行的國子監來接納非貴族子弟，通過教育和考察為國家吸收人才。
國子監又稱國子學，自晉代建立後，入學的學生素質較之太學生有很大提高，逐漸發展成為可以與太學中貴族士族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到了隋唐，科舉制應運而生，更多的平民可以通過學習和努力，參與到國家管理工作中來。
隋唐開始的科舉取士制度，成為國家官員出處的主要來源，國子監逐漸開始超越太學成為宋元明清時期國家最高學府。這個時期國子監的職能除了日常教學外，還承擔著如今教育部的管理國家教學的職責，很多國子監的講師教授，還兼任「國家教育部」的行政職務，如北宋著名學者程頤曾任判西京國子監。
這個時期國子監講授的課程較之以前有所不同，由「六藝」改為「六學」，「六學」是指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和算學。到了明代科舉改為八股取士以後，國子監課程也相應做出了調整，即研習「四書」、「五經」、「理性大全」以及各式律令等。這就形成了中國古代大學的另一個重要特徵—備考。
自科舉制出現，尤其是明代以後，國子監由原本精英教育的基本職能，逐漸轉變為應付科舉考試的備考職能。理由很簡單，國子監和太學不一樣，太學學生畢業後可以直接得到官職，而國子監畢業後還得需要考試，經過淘汰後才可授予官職，中國的應試教育鼻祖應運而生。雖然科舉取士有眾多值得稱讚的地方，但是大學畢竟不單純是備考機構，以應考的心態學習，怎麼能達到培養多方面發展人才的目的呢？因此，自國子監成為「備考培訓機構」開始，預示著我國古代大學與歐洲大學產生差距，至今影響仍在。
自明清開始，一些沒有經過初步入學考試的有錢人家子弟，為了能進入國子監「鍍金」，可以通過交納一定量的粟米免試入學，甚至還可以「函授」教育。這些粟米的數量在一百石至八百石不等。
一開始，「納粟」的數量較高為八百石，這在當時已經是一個非常大的數字了，按照明宣宗時期法律規定，死刑犯「免死」只需交納八十石粟米，可想而知，八百石粟米十倍於此，一般人是絕對交不起的。後來，國家為了搞「教育創收」，逐漸將「納粟」數量減為一百石，以達到薄利多銷之目的。
「納粟入學」制度衍生出一系列所謂的「教育創收」行當，到了清代，國子監的「畢業證」甚至可以通過法定渠道買賣。只需先向吏部交納一百零八兩白銀的「護照費」，然後再到國子監交納一兩七錢的「監照費」（手續費）後，即可到手一張如假包換的「學歷證明」。
據史料記載，清代每年國子監創收僅手續費就達到白銀十四萬兩，也就是說，每年有至少八萬名學員，未經考試拿到「畢業證」。實踐證明，以出賣國家教育作為盈利模式的做法，無異於殺雞取卵。國子監到了公元1905年，走向沒落，被學部所替代，隨之，消亡的是誕生國子監的封建制度。
（本篇完）